中国共产党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4）
来源：360图书馆   2017-12-15 10:25:26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地位

　　抗日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比较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政策，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指明了方向。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 　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边区 (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等还专门通过有关保障 人权的条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减租减息，发展生产

　　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便使广大农民减轻负担，得到实惠，提高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又照顾地主的利益，有利于保障根据地的社会稳定。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

　　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1942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生产。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陕北江南”。抗日民主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军民终于战胜了困难，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 简称抗大 ) 、鲁迅艺术文学院 ( 简称鲁艺 ) 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创办起来。各根据地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吸收农民子女入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重视。 1940 年 8 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共产党人将成为最强有力的和最有建设性的统一中国的力量。”

　　1942年是八年全面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在这一年最苦的，在华北，是“扫荡”;在华中，是“清乡”。而在华北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扫荡”中，又以5月1日开始的冀中“五一大扫荡”最艰苦、最残酷。

　　1942年，日军在中国连续发动规模极大的几次大“扫荡”：对冀东的“四·一大扫荡”，对冀南的“四·二九大扫荡”，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对太行山的“五·一五大扫荡”，对冀鲁边的“六·九大扫荡”，对鲁西的“九·二七大扫荡”，对晋冀鲁豫的“一0·一0大扫荡”，对胶东的“一一·一九大扫荡”。

　　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的中段，东起察哈尔正黄旗中部，横贯察哈尔正红旗、镶红旗和镶蓝旗。抗日战争时期的所谓绥中、绥西、绥东、绥南的划分，只是就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而言，不是以整个绥远省的范围划分的。绥中是指归(绥)、武(川)公路以东，平绥铁路以北，察哈尔镶红旗、镶蓝旗境内的北部地区;绥南是指平绥路以南，以察哈尔镶蓝旗的蛮汗山为中心，包括领近的几个县的部分地区;绥东是指察哈尔正红旗、正黄旗一带;绥西是指归武公路以西地区。在大青山地区十三万蒙古族人中，多数是察哈尔西四旗人。

　　由于我军坚持斗争，不断消灭日伪军，大青山成了敌人的心腹大患。日军在作了长期策划和周密部署之后，于1942 年7月，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日寇在经过长期筹划后，调动3万多兵力，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八路军军政机关和部队主力作战略转移。暂撤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偏关等地区，部分部队和游击队在绥西、绥中、绥南地区与敌人斗争。白色恐怖下，抗日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与敌人斗争。在绥西，敌人采取梳篦战术，在绥南的蛮汉山周围，凡能通行的沟口敌人垒起5尺高、3尺宽的封锁墙，在易行的山坡上挖8尺深的封锁沟，并增设据点和兵力，惨无人道的进行杀戮，卓资山后卜儿沟全村32名男女老少全被杀害，武川四合乡200多户人家“扫荡”后只剩40多户。即使这样，抗日旗帜始终在大青山上飘扬，游击队趁敌人“扫荡”，后方空虚，在大同城门口炸毁日寇军车，在城内烧毁敌人银行、袭击日寇设在丰镇的大烟组合公司等。武川二道沟村妇女张二女为掩护侦查人员，险被敌人炸死，李气沟人白生宝冒着生命危险把两扇重314斤的石磨偷送到40里外的游击队驻地。日伪要一举消灭大青山党政机关和部队主力的阴谋彻底破产。

　　大青山斗争环境异常复杂，形势瞬息万变，虽然我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但也经常碰到一些难以预料的紧急情况.有时我军正在吃饭或宿营，敌人突然来偷袭;有时在行军、转移途中与“扫荡，之敌不期遭遇;有时我少数部队遭到敌人几路围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发扬我军果敢、勇猛的战斗作风，方能化险为夷，变被功为主动。

　　1942 年5 月，大青山正是春愈融融、万物复苏的季节。一大，我骑兵支队司政机关和直属侦察、通讯排转移到陶林县苏勒图村宿营，战马刚放到山坡上吃草，突然，侦察员和哨兵接连报告：卓资山、旗下营、拐角铺、陶林几个方向有一千余日伪军间这里扑来!当时我军不足200人，大部分是机关人员，和敌人硬拚肯定要吃亏甚至有被吃掉的危险，从几路敌人的缝隙中插出去也己经来不及了。在这严重关头，司令员姚喆和政治部主任张达志当机立断，决定趁敌合围圈未完全形成的时候，击退兵力较少的拐角铺一路之敌，突围出去，他们俩也各自待枪，跨上战马，率领人家冲击。敌人被我军的勇猛攻势吓得掉头逃窜，有的举手投降。我军乘胜追击六七公里.歼敌几十名，缴获长短枪几十支，战马几十匹.等其他儿路敌人清醒过来时，我军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

　　1942年7月25日，日军驻蒙军第26师团和骑兵集团各一部在伪蒙军配合下，出动近3万人，开始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伪军首先对绥中游击区进行“铁壁合围”，加强封锁。25日，日伪军1。3万余人扫荡大青山的绥中区。日军首先以5000余人分5路由归绥(今呼和浩特)、武川、陶林、卓资山、旗下营等地出动，对大青山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武川、陶林地区合击;30日，又用60余辆汽车运送日军主力由集宁到大滩地区，从北面夹击，企图将大青山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和骑兵第二团围歼在五塔背、银矿山地区，占领绥中区，并切断大青山支队绥西与绥南的联系。

　　鉴于绥中区敌我力量悬殊，地形条件又不便于大部队隐蔽活动，在绥中地区指挥反“扫荡”的大青山支队政委张达志、政治部主任张成功、绥察行署副主任苏谦益遂决定在骑兵第二团掩护下向绥南转移，留骑兵一个连在中共绥中地委领导下和各县区游击队继续坚持绥中斗争。28日，骑兵第二团掩护各领导机关，由武川、陶林地区出发，向绥南转移，沿途打破日军的拦阻，安全通过平绥铁路，转移到绥南满汉山、财神梁地区，同骑兵第一团会合。8月初，绥中地区形势更为恶化，留在绥中坚持斗争的部队也先后退到绥南与主力会合。绥中地区暂时被日军控制。

　　绥中八路军骑兵支队司令部、骑兵二团、绥察行政公署和游击队，在张达志等率领下，与敌人周旋了十几个昼夜，于8月初分别向绥南蛮汗山突围，保存了有生力量。其后，骑兵支队主力和行署机关再次粉碎了敌人在绥南的围追堵截，分别向山西雁北和偏关转移。

　　10月，骑兵支队第三团和绥西游击队又粉碎了日伪军对绥西游击区的“梳篦式清剿”，依靠山区的有利地形，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

　　11月15日，日伪军2000多人，开始向绥中地区进行再次“扫荡”。

　　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许多蒙汉优秀儿女与日伪军展开浴血奋战，血洒疆场。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社会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王聚德、中共归绥工委组织部长刘洪雄、绥察行政办事处蒙政处处长贾力更、蒙古抗日游击队长高凤英、骑兵二团团长王贤光等优秀共产党员为国捐躯。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我绥中地委奉命向晋西北撤退，部分干部、工人、家属和伤员不能随军同行，地委把保护这二十余人的任务交给了当地的蒙民老乡。在敌人疯狂地扫荡中，巴日嘎斯太的蒙民们不避难险，不仅妥善地掩护了他们，而且想方设法分期分批地将他们护送到晋西北。如地委服装厂工人老段撤退时，留下了他的妻子和六岁的女儿，武策劳亲自将他们送到山西。不想老段撤退时光荣牺牲了，武策劳又历经艰难曲折把烈士的妻女转送到老段在后大滩(陶林北部)的岳丈家里。

　　在敌人大扫荡的日子里，我绥中地委的工作人员胡德喜被敌人一时的嚣张气焰吓倒了，蜕化为可耻的叛徒。他对绥中地委的留守人员、文件库和抗日积极分子等情况有所了解，他的叛变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损失。由于地委对胡的行径有所察觉，撤退前做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和必要时惩处他的指示。胡德喜于一九四三年二有的一天受日本宪兵队派遣，窜到巴日嘎斯太搜集我方情报，住在某寡妇家里。这个对我军深有好感的寡妇不仅不买他的帐，反而偷偷地跑出来，把胡到来的情况报告了王银万。王银万同武策劳决计让寡妇缠住胡德喜，他俩召集村里的群众，商定出处死这个叛徒的办法。他们用“独贵龙”的方式，即大家围坐成圆圈，然后都在处决胡德喜的文稿上签名画押。结果这个罪有应得的叛徒被当地义愤填膺的群众用石头砸死在音代沟里。

　　老战士几十年后回忆：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德国法西斯匪徒进攻苏联，日寇在华北地区调动了几十万大军，一面向我晋察冀察绥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面派遣大部队向中蒙边界推进，企图乘德军进攻苏联斯大林格勒之危象苏联远东部分发起军事进攻。日寇为了解除进攻苏联的后顾之忧，向我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灭绝人寰的坚壁清野式的扫荡，妄想把我大青山根军地的抗日军民一网打尽。

　　敌人的这次大扫荡，空前的烧杀抢夺，三光政策一路烧杀奸淫妇女，惨不忍睹。老百姓四处逃难。我们亲眼看到了日寇的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主力部队在公路上向中蒙边界开进，日军还部署在东到集宁，西到包头，沿平绥铁路线以北通往大青山以北的大小山沟分多路开进，沿途的重要路口、隘口或安营扎寨或安排哨所企图封锁和限制我军活动。还以大量的维钧、特务、警察部队屯聚在我军经常活动的村庄，挨门逐户地进行清乡盘查。每天要求老百姓“计口下粮”，任何人不准离开村庄，就连村子里的牛群和羊群也不准上山放牧，企图割断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阻止我军进入平川。一到天亮，敌人就在大小山头岗哨林立，随后成群结队的排成拉网式的散兵队形从山地到山顶齐头并进，像篦梳一样在山里刮来刮去，搜山的伪军和警察边搜边喊：八路军出来投降吧!用来恐吓隐蔽在山上密林深处的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遇到茂密的山林和岩洞，敌人就鸣枪喊叫，要不就用机关枪扫射一阵，就这样，到黄昏时候才收兵回营。白色恐怖阴云密布在大青山地区，抗日军民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当时，坚持绥中地区的八路军大青山骑兵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的活动异常困难，为了保存我军有生力量，骑兵支队司令部机关和绥蒙行署以及一些区县游击队，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转移到了平绥铁路以南的丰(镇)凉(城)地区和靠近长城的托(县)和(林)清(水河)地区，加强这些地区的对敌斗争的力量，这些部队暂时留在这里，待机重返绥中一带，而扫荡绥中地区的敌人的主力部队也随即跟踪而来，他们趁我军立足未稳，纠合归绥、包头、大同之敌，致使我军骑兵支队司令部机关和绥蒙行署撤回到晋西北晋绥根据地的偏关一带。坚持在绥西地区的骑兵三团部队，也因斗争环境更为艰苦，为了使大部队隐蔽下来，根据上级的指示，所有部队都以连排位单位，组成深入敌后的武装工作队，开展远距离的游击活动。这样，骑兵支队司令部教导队也经常组成人数不多的精干的小部队，深入到敌人统治严密的归绥近郊的平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