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纪事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8-08-13 11:30:13

　　中共中央创建晋察冀地区根据地的决策

　　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进攻华北，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8月末攻陷南口、张家口，9月占领大同、保定、沧州，10月攻占石家庄、娘子关、德州，11月8日又攻陷太原。至此，整个华北几乎完全沦陷，日军锋芒直逼黄河北岸。

　　在此形势下，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而在华北敌后抗战的全局中，晋察冀地区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晋察冀地区处于华北抗战的最前沿，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可以北越长城，直捣伪“满洲国”，扼住日军出入华北的咽喉要道山海关;可以控制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北宁等铁路干线，卡住日军运输的大动脉;还可以紧紧包围日本华北方面军大本营及华北伪政权的驻地北平、天津、张家口等战略要点，在华北地区敌人的心脏上插入一把尖刀。总之，这既可以直接袭扰敌人的后方，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达到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的目的，将来还可以成为全国大反攻、解放东北的重要前进阵地。

　　晋察冀地区，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或组织下，就多次爆发过英勇的抗日斗争，如29军等部的长城抗战，孙永勤部的热南抗战和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斗争等，特别是1935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也直接激发了本地区人民坚决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斗争。全国抗战爆发后，晋察冀地区又当先遭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和蹂躏，人民强烈要求保家卫国、武装抗日。一经启发和组织，就会立即燃起抗日游击战争的燎原烈火。

　　1936年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以后，晋察冀地区的党组织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在平津地区，党领导创建的有广大抗日爱国青年参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山西，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以薄一波为首的党的公开工作委员会与阎锡山谈判合作抗日，接办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各县迅速发展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抗日救亡组织，开办了培训各类抗日救亡军政干部的训练班。这些工作，为党在晋察冀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准备了干部和群众条件。

　　晋察冀地区西有北岳恒山、五台山、太行山雄峙，北有燕山山脉绵延，冀东和冀中平原沃野千里，与山地相连，互为支援依托，境内盛产粮、棉、海盐，煤、铁矿藏丰富，工商业和文化较为发达，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提供了很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

　　晋察冀地区当时虽已沦陷敌手，但日军兵力不足，又处在战略进攻态势中，急于南进，无暇后顾，仅占领了这一地区的铁路干线和重要城镇，对广大农村无法长期实行武装占领，伪政权亦未普遍建立起来，这种状况，对敌后抗日活动的开展及抗日政权的建立极为有利。

　　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上，毛泽东还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指出：八路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9月，八路军总部根据华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发布命令：120师进入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129师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地区，115师进入晋东北五台山地区。

　　9月24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并转北方局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队及群众组织。”

　　9月25日，毛泽东在《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中再次指出：河北的党组织也应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八路军抗战的声威，还要发动全华北的党组织普遍地但有计划地组织游击队，以便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9月至11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山西与阎锡山接洽协同作战时，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策，与阎锡山达成协议，在山西北部和察哈尔省沦陷区普遍建立起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半政权性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和民主政权。

　　10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在《关于晋察晋绥军事部署的报告》中具体提出：“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同月，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筹建边区政府的具体工作，也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中共中央的正确判断、决策和部署，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得以成功创建的根本前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决策，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先后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9月25日，115师在晋东北平型关伏击敌板垣师团所属部队，歼敌1000余人。这是我国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及以后120师在雁门关地区阻断敌交通补给线、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等一系列胜利，使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声威大震，为开辟华北敌后战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拉开了序幕。 　　平型关大捷后，10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15师主力随八路军总部南下驰援娘子关，115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奉命留守五台地区，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总部特务团两个连和343旅及120师359旅工作团部分同志共2000余人，着手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已派王平、李葆华、刘秀峰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配合八路军部队在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聂荣臻部乘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分兵挺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杨成武为首的独立团向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挺进，克复了涞源、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易县，打开了晋察冀边区北部的局面;赵尔陆为首的军政工作团和少数部队，在晋东北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打开了晋察冀边区西部地区的局面;王平为首的地方党工作团和刘云彪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在冀西的曲阳、行唐、完县、唐县等地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起若干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形成;周建屏、刘道生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活跃在正太路以北山区，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在平山组建了以平山子弟为主的“平山团”，并在井陉、获鹿、正定、平定等县农村组织起若干游击队，打开了晋察冀边区南部的局面。

　　11月7日，即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宣告成立，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军区成立不久，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正式成立，黄敬任省委书记。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中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根据地初步形成。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机关从五台移驻阜平。11月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二万余人对边区的八路围攻，歼敌1000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住了脚。

　　与此同时，冀中平原根据地也开辟起来。七七事变后，驻石家庄的中共平汉线省委决定党员一律坚持地方斗争，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石家庄失陷后，平汉线省委西迁阳泉与129师会合，下属保东、保南两特委合并为中共保属省委，继续组织抗日武装。这时，红军团长孟庆山受党中央派遣到达冀中，任保属省委军事委员，在高阳、蠡县、任丘、安新一带组建抗日游击队。10月中旬，当国民党军队从河北平原仓皇败退之际，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率领东北军第53军691团回师北上抗日。14日，该部在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李晓初任政训处处长。10月底至12月初，人民自卫军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配合下，先后摧毁深泽、安国、安平等县的伪组织，建立抗日的的县政权，并攻占了高阳城，与保属省委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会合，迅速打开了冀中平原的局面，掀起了群众参军抗日的高潮。12月，吕正操奉命率领人民自卫军开赴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整训。同时，冀中新组建的抗日游击武装统编为河北游击军，孟庆山任司令员。

　　人民自卫军在路西整训期间，晋察冀省委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在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之间的平原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划出了冀中工作范围，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针。1938年1月，中共保属省委改名为冀中省委，北方局派鲁贲任书记，随人民自卫军回到冀中。2月至3月，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迅速收编和解决了多股游杂武装和汉奸土匪武装，并派部队进军大清河以北开辟平、津、保三角地带;4月，又粉碎了日军对冀中的第一次春季“扫荡”。至此，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西迄平汉，东至津浦，北抵平津，南达沧石路的广大区域内开辟和建立起来。

　　为了统一全边区的军事、政治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更好地支持敌后持久抗战，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49人，分别代表了边区内共产党、国民党、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义勇军，各县政府和“动委会”及有120万群众参加的124个民众团体，汉、满、蒙古、回、藏各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等各方面力量。大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文教、司法、民运等决议案，作为边区政府的施政准绳;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以聂荣臻、宋劭文、胡仁奎、张苏、刘奠基、吕正操、孙志远、娄凝先、李杰庸等九人为委员。会后，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于同月31日承认和批准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正式委任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边区政府成立后，即在冀西和晋东北分设两个政治主任公署(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不久改为专署)，由张苏、宋劭文分兼主任。4月1日，又设立了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后改行署)，主任吕正操，副主任李耕涛(后为徐达本)。同时，重新委任了边区各县县长。从此，边区政权走上了统一领导、健康发展的轨道。

　　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省委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在彭真、聂荣臻主持下，制定了边区党的工作方针，即：巩固与扩大边区，在军事上、政治上给平、津、保等大城市及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之敌以威胁和打击，以支持华北抗战，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军在徐州的会战。

　　4月21日至5月1日，冀中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统一冀中区党组织、政权和军队的领导。会后，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黄敬任书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为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为副司令员，孙志远为政治部主任，下设第一至第四军分区(不久又增设第五军分区)。

　　3月至6月，边区一级的农、工、妇、青各界救国会也相继成立起来，拥有会员100余万人。

　　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创造冀热察边区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派邓华支队进入平西，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先后开辟了房山、涿县、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地的工作，建立了四个抗日联合县政府与党的工作委员会，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为挺进冀东和平北建立了前进基地。1938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命令，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和平西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并于6月8日挺进冀东。与此相配合，在中共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于7月6日举行。起义很快由丰润、滦县、迁安、遵化、昌黎、乐亭等七个县扩展到17个县，并组织起十万余人的抗日联军。8月，冀东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第四纵队在遵化铁厂镇会师，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发来贺电，并派马辉之、姚依林连同河北省委领导机关一起到冀东，加强对起义的领导。这次大起义，先后克复了卢龙、玉田、迁安、蓟县、平谷、乐亭等县的县城和几乎所有重要的集镇，摧毁了冀东广大农村的敌伪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宁路，使冀东敌伪统治遭受了沉重打击。但是10月以后，日军调集重兵“围剿”，我主要领导人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决定除留三个小支队在冀东坚持外，第四纵队和抗日联军全部向平西撤退，致使大起义的成果未能巩固下来，军队和人民群众蒙受了重大损失。后来李运昌等又率抗日联军一部返回冀东，与三个游击支队会合，在极其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了冀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立以来，为配合徐州、武汉会战，曾多次袭击平汉、津浦、平绥、正太等铁路，炸火车、毁桥梁、掀铁轨、攻车站，甚至袭入北平、保定等大城市打击敌人。这一系列行动，加上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爆发，使华北日军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938年9月，日军在实施“中攻武汉、南取广州”计划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调集了五万兵力，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腹地五台、阜平、涞源等地大举进攻，妄图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军民在120师359旅和其他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过48天激战，毙敌少将旅团长常冈宽治以下官兵5300余人，粉碎了敌之围攻，保卫了根据地。

　　为了坚持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从1938年春开始，冀中区党委即动员全冀中军民进行拆城、破路、挖道沟、改造平原地形的伟大工程。到当年日军第五次围攻前，冀中地区内24座县城的城墙已全部拆毁，公路全部破坏，贯通冀中各村的大道也都挖成了深四五尺，宽五六尺，只能通大车，不能走汽车、坦克的道沟，造成了不利敌机械化部队行动而利于我军作战和转移的有利地形。

　　到1938年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拥有两个政治主任公署、三个专署、72个抗日县政府和1200余万人口的宏大规模。10月5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晋察冀边区电中，高度评价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立阶段的工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阶段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由于兵力不足，经济窘迫，加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已成为其心腹大患，于是不得不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主要致力于确保占领区，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掠夺。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日军一改战争初期奉行的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开始实行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方针。1939年初，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其主要占领区华北，除令参加武汉、徐州会战的日军第5、10、27师团回师华北外，又新编成八个混成旅团，扩充华北方面军的力量，使日军在华北的常驻兵力增至30万人左右。在这种背景下，从1938年冬至1940年春，日军对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期“治安肃正”“讨伐”作战。地处华北抗日前哨的晋察冀根据地首当其冲，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地区：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军对冀中平原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大围攻;1939年5月至6月，日军先后对五台、涞(源)、易(县)地区和平西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1939年10月至12月，日军又以二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的中心区发动了大规模冬季“扫荡”。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汪精卫投降的形势下，也开始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派鹿钟麟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张荫梧任省政府委员、民政厅长兼河北保安司令、民军总指挥，鹿钟麟、张荫梧等公然宣称不承认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和冀南主任公署，从此，河北地区摩擦事端不断发生。1938年12月，张荫梧亲率“民军”三个团从冀南闯入深泽、博野，在“消灭八路军”、“收复失地”的口号下，向冀中八路军第三纵队二分区司令部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并在安平县崔安铺村杀害中共冀中第二特委宣传部长宋振恒、深泽县委书记何昆山等重要干部四人，制造了“博野事件”。1939年2月，张荫梧策动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员柴恩波叛变投敌，并美其名曰“施行曲线救国”。6月，张荫梧又率“民军”突袭冀中军区驻深县的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将士400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与此同时，阎锡山也出尔反尔，扬言要取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并于1939年秋日军围攻晋察冀边区之际，派白志沂带一个师到雁北地区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制造了“灵丘”“广灵”等事件，叫嚷要“赶走八路军，收复雁北13县”，此外，阎锡山还指使杨澄源、金宪章的新编第2师在晋东北制造了摩擦事端。

　　在日伪军频频发起进攻，国民党顽固派一再制造摩擦事件的复杂形势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宣告成立，彭真任书记。分局下辖三个区党委，即：晋察冀区党委(领导晋察冀三省交界的中心区，书记刘澜涛)、冀中区党委和冀热察区党委(领导平西、平北、冀东地区，书记马辉之)。北方分局很快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制定了边区党组织在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指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已经到来的形势下，边区党组织的任务是巩固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为此，要深入巩固边区党的组织，加强部队政治军事整训，巩固边区抗日统一战线，深入开展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和财政经济建设。

　　为了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和帮助年轻的八路军第三纵队，1938年12月，八路军总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命令贺龙、关向应亲率120师部分主力部队，从晋西北挺进冀中。1939年1月，该部与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组成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指挥的冀中区作战指挥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程子华任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政委。

　　120师开入冀中后，先后在曹家庄、大曹庄等战斗中，给敌人以很大杀伤。1939年4月23日，120师部队在冀中军民配合下，由贺龙师长亲自指挥，又在河间县齐会村将敌27师团第3联队吉田大队800余人包围，激战三昼夜，毙敌渡边佳行联队长以下700余人，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光辉战例。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稳定了冀中战局。

　　平汉以西的晋察冀军区各部队经过整训，政治、军事素质也大为提高，在1939年5月至9月的反“扫荡”中，与120师359旅、358旅协同作战，先后取得了上下细腰涧、大龙华和陈庄等“模范的歼灭战”的重大胜利，共歼敌2000余人。10月至12月，在粉碎敌冬季“扫荡”的作战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部队和120师特务团等在雁宿崖、黄土岭又歼敌1500余人，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敌冬季“扫荡”总指挥官、第2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这一连串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进攻，巩固了根据地，鼓舞了边区和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信心，受到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嘉奖，也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建设、发展环境。 　　在反“扫荡”的同时，晋察冀边区军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挑衅，也按照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予以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回击。1939年6月22日，120师独立2团、715团和冀中军区赵承金部，在深县张骞寺村打垮了专事摩擦的张荫梧部。10月，又将阎锡山派来捣乱的白志沂、杨澄源、金宪章等部赶出了边区。1940年初，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和冀中部队配合129师和冀南部队，对进攻八路军总部的朱怀冰、石友三等部以有力打击，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根据地军民得以集中精力对日军作战。

　　1939年，根据中共北方分局青山组织会议的决定，晋察冀边区深入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着力抓了边区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自下而上地进行了村、区、县各级政府的民主改造，建立、健全了各级政府的行政工作系统，使边区的政权建设得到了加强。在连续两年行政村选举的基础上，1940年7月至10月，晋察冀边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施“新民主主义宪政”和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在各战略区发起了空前热烈的民主大选举运动。边区人民民主选举了区代表会代表和区长、县议会成员和县长、边区参议员及准备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逐步健全了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体系和一整套民主制度也确立起来。在这次民主大选中，边区各地参加选举的选民，平均占选民总数的81.9%，游击区也达70%以上。妇女参选者达83.6%。这在战事频繁、碉堡林立的华北敌后，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当时华北日军的反动刊物《剿匪指针》曾惊呼：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大选“浓厚地表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之实施”，“人民认识到与政权有了关系，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的现象”。

　　在民主大选中，1940年8月，中共北方分局颁布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即著名的“双十纲领”。这个纲领，是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制定的。它适时总结了我党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验，颁布了建设边区的各项政策，为边区的发展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双十纲领”的颁布，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大力进行了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行减租减息，整顿税收，统筹统支，赈济灾民，奖励生产、开荒、治滩、兴修水利和合作运销等事业，使边区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边区政府成立之初，还建立了边区银行，发行了“边币”。随着边区财政经济的发展，“边币”逐步排斥了境内各种杂钞和日伪“联银券”而独占边区市场。

　　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阴谋，改善了民生，保障了军需，也使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据统计，抗战期间全边区共有四所大学和专科学校(华北联大、抗大二分校、抗战建国学校、白求恩卫生学校)、11所中学、六所师范学校和一所农中，小学一万所以上，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65%;有各类重要报刊20余种，如《抗敌报》(后改《晋察冀日报》)《抗敌三日刊》(后改《子弟兵》)《新长城》《边政导报》《抗敌画报》《冀中导报》、平西《挺进报》、冀东《救国报》等，有些发行量多达一万份以上;还有从延安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大众剧社、联大文工团、冀中火线剧社等十余个职业文艺团体。在如此众多的学校、报刊、职业文艺团体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民间夜校、冬学、村剧团、歌咏队，等等。它们汇成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洪流，大大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有力地抵制了敌伪反动腐朽文化的侵袭。

　　在这一阶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区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

　　1939年初，在成立冀热察区党委的同时，在平西建立了以萧克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2月至6月，挺进军粉碎了日军对平西的两次围攻。3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平西设立第四专署，杜伯华任专员(后改第六专署，专员为朱其文)。到1940年初，平西区已发展为有30万人口的巩固的根据地，东北至平绥路，北至张家口，南至紫荆关，与晋察冀区连成一片。

　　1939年6月以后，冀东党组织和部队坚决执行中共北方分局军城会议确定的“由小股的多股的游击队，发展成为大的游击队，由多块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游击根据地”的方针，蓬勃展开了冀东游击战争。1940年7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冀东设立第十三专署，以焦若愚为专员;并以冀东第十三支队为基础建立了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包森任副司令员。到1941年初，冀东区已逐步发展为大块游击根据地，人口达100余万。

　　1938年10月和1939年夏，宋时轮、邓华的第四纵队和冀热察挺进军曾先后两次派部队开辟平北地区。1940年初，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部又派苏梅、钟辉琨带一个主力连偕平北游击支队开赴平北，白乙化率第10团随后跟进，在“巩固向前发展”的方针指引下，很快建立了数块游击根据地。7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平北设立第十四专署，张季樵(又名张致祥)任专员。至1941年初，平北区已发展成东至潮河，西临宣化，南迄平绥路和十三陵，北抵白马关、汤河口和云州堡，拥有五个抗日联合县政权和40万人口的大块游击根据地。

　　到1940年底，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相当规模，拥有晋察冀(后改称北岳)、冀中、冀热察三个战略区，一个行署(冀中)，一个办事处(冀北)，13个专署，90余个县政府和1500余万人口。

　　1940年8月至12月，为配合全国正面战场的作战，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振奋民心，晋察冀边区部队46个团积极参加了闻名全国的“百团大战”，担任破击正太路平定至石家庄段和平绥、平汉、北宁各线及拔除深入边区的敌主要据点的任务。数十万群众和民兵协同部队行动。边区部队与晋绥、晋冀鲁豫区兄弟部队一起，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3万余人，拔除敌大小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900余华里、公路3000余华里和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还一度攻占了天险娘子关，使正太路中断一个月之久，予华北敌人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有力地遏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暗流，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和恢复

　　1940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后，决意把侵略矛头再指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广大区域。为此，日本当局急于解决中国战事，一面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军事压力和外交劝诱，一面以60%以上的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进攻。1941年，华北日军增至32.5万余人，伪军增至10余万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也换成了阴险毒辣的冈村宁次。他们吸取以往“肃正作战”的教训，研究了中国内战时期国民党“剿共”的经验，开始变单纯的军事进攻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几位一体的“总力战”;变短期的“鲸吞式扫荡”为“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有计划的“吞食”和连续围攻、反复“清剿”;变一般的烧杀抢掠为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随着形势的变化，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峻考验，处于敌心脏地区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入了艰难发展时期。

　　1941年初至1942年底，日伪在华北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5月至6月第一次“治强”运动期间，日军分别集中了四万和两万余兵力，对冀东和冀中十分区大举围攻。同年8月第二次“治强”运动期间，日军集中其在华北地区的全部机动兵力七万余人，由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对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了“铁壁合围”大“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把华北变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扫荡”和摧残。1942年第四次、第五次“治强”运动期间，日军先以四万余兵力对冀东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三期大规模“肃正作战”;从5月1日起，又集中五万余兵力、800辆汽车，配以飞机、坦克、骑兵，对冀中平原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两月之久的空前残酷的“拉网扫荡”。为避敌锋芒，冀东和冀中的八路军主力分别转移至长城以外和平汉路西，边区的大部分平原根据地暂时被敌占领。日军在“扫荡”中，对根据地实行野蛮的烧杀，在丰润县潘家峪、遵化县鲁家峪、平山县驴山和定县北町村等地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抓捕、屠杀我干部、群众10万余人。日军还进一步推行“囚笼政策”，在根据地内外增修铁路、公路一万余公里，封锁沟墙6200余公里，据点碉堡4200余个，将冀东游击根据地切割为20余块，将冀中平原切割为2670小块，同时，还在长城两侧、热南山区和晋东北实行野蛮的“集家并村”政策，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无人区”。日军妄图凭借密如蛛网的点碉、公路、封锁沟墙和大片“无人区”，割断山地与平原、根据地与游击区、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在此期间，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逐步缩小，大部分变成了游击区，部队和地方干部牺牲很大，财政经济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保卫根据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晋察冀边区军民与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41年秋，北岳和平西区军民在冀中区和晋绥、晋冀鲁豫根据地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过两个月奋战，毙伤敌55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在易水河畔的狼牙山战斗中，日军2500余人分数路向我围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五名战士，为掩护主力转移，顽强奋战，打退了敌人多次猛烈进攻，承受了数千发炮弹的轰击，杀伤敌近100人。最后，在子弹打光，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班长马宝玉(共产党员)、战士葛振林(共产党员)、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砸毁武器，壮烈跳崖，表现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1942年冀中军民在“五一”反“扫荡”战役中，歼敌1.1万余人。在赵户村、白庄、北侯村等地，冀中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和民兵相结合，利用地道和地雷爆炸运动，坚持地方斗争一月之久。在著名的宋庄战斗中，冀中军区两个连与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击退敌2500余人的多次冲锋，毙敌“冀渤特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400余人，我方伤亡仅73人。同年6月4日，在冀中区党政领导机关随主力部队暂时转移后，经北方分局决定，成立了以程子华为首的冀中临时区党委，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领导冀中军民继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冀东，八路军于1941年冬至1942年2月发起了打伪治安军战役，三个月内毙伤俘日伪军官兵5000余人，攻克、逼退敌据点20余个，粉碎了日军企图依靠伪治安军统治冀东的阴谋。随后，在日军进行增援，基本区暂时被敌人占领后，冀东主力部队又转入长城外的热南山区，把抗日的火焰燃到了伪“满洲国”境内，同时还开辟了滦河以东和北宁路以南的新游击区。

　　为了粉碎日军的“蚕食”进攻和封锁，根本扭转根据地缩小的被动局面，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制定了“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的反“蚕食”斗争的正确方针，决定将敌后活动与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原与山地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部队相配合，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并决定主力部队的1/3至1/2分散活动和深入敌后，协助地方大力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地道战和地雷爆炸运动。会后，部队与地方党组织联合派出了数十支一元化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在有关县委的领导下，负责恢复与重建游击区党政军民各系统的工作，在敌后开展形式多样的斗争。武工队的深入敌后和主力部队的分散活动，使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得到了蓬勃发展，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及“雁翎队”式的水上游击战等空前活跃，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游击区抗日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亦使各种隐蔽的抗日村政权在广大游击区迅速恢复和建立，从而，边区军民逐渐打破了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和封锁，扭转了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使根据地重新恢复发展起来。

　　自1942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的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成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保证。同时，边区的农、工、妇、青及“文救”“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改组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1943年1月，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到会代表288人，其中党外人士接近半数。会议总结了边区政府五年来的工作成就和经验;提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确定中共北方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为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的决议及纲领的实施重点，通过了边区选举法和边区各级政权组织法等法规;按照“三三制”原则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驻会参议员和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这次会议的召开，使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臻于完善，使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结合整风运动的进行，边区党政军民各机关实行了“精兵简政”。1942年初，取消了冀热察挺进军番号，萧克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原挺进军下属的平西、平北、冀东部队改编为第十一、十二、十三军分区，归晋察冀军区直辖。同时撤销了冀热察区党委，平西地委划归北岳区党委领导，列为第十一地委，平北、冀东地委则由北方分局直辖。1943年8月，又撤销冀中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建制及北岳区党委的建制，设立了冀中和北岳区工作委员会，作为晋察冀分局(即以前北方分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该区日常工作。同时，程子华、刘澜涛调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和军政委。在“精兵”过程中，军区还抽调了12个团，并配以炮兵营、工兵连等，支援晋绥、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通过精兵简政，部队缩编，各级党政群机关脱产人员精简一半以上，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休养了民力，也使机关工作效率和部队素质得到了提高。

　　边区还深入实行了统一战线的财政经济政策。从1941年起，实施了对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有合理规定的统一累进税，修订了减租减息条例，进一步调整了边区各阶级间的经济利益。同时，整顿了合作事业，使之真正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众互助经济组织，在互助救灾、发展生产、繁荣贸易、平抑物价、打击奸商等方面和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统一累进税的实施和合作事业的发展，不仅活跃了边区经济，而且使边区在最困难的时期取得了与敌伪争夺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斗争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伪的经济封锁，挫败其以华北为“兵站基地”的阴谋，为根据地渡过难关提供了物质基础。

　　1943年9月至12月，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军以四万余人的兵力对北岳区发起的为时最长、最野蛮、也是最后的一次“毁灭扫荡”。日军在这次“扫荡”中，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在井陉县的老虎窝、黑水坪，易县的寨头村，平山县的岗南和阜平县的平阳等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大惨案，用毒气熏、刺刀戳、铡刀铡、军犬咬、剖腹、挖心、火烧、活埋、轮奸等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残杀我根据地群众6000余人，并烧毁房屋13万余间，掠走衣物45万余件，牲畜、家畜8万余头……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新的血债。但日军想摧毁我边区的企图却未能得逞。在三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中，边区主力部队与民兵游击队紧密配合，予敌以沉重打击，共毙伤日伪军9400余人。边区民兵单独与敌作战2192次，爆炸地雷4400余个，毙伤敌伪军5600余人，占歼敌总数的一半以上。主力部队作战2083次，攻克据点204处，还先后袭入保定市和易县、望都等12个县城，与武工队紧密配合，在敌后展开政治攻势，瓦解伪军，收复和新解放了1074个村庄。边区军民这次反“扫荡”的胜利，宣告了日军“蚕食”“扫荡”政策的彻底失败。

　　到1943年底，北岳区被敌“蚕食”的地区已基本恢复，还新增了盂寿、蔚阳宣、怀涿、定易涞、龙崇宣五个抗日联合县。冀中区的军民攻克、逼退了日伪军据点、碉堡1000余个，恢复和新建了3000多个抗日村政权，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在冀中平原广大地区重新建立起来。冀东八路军主力亦于1943年春、夏返回关内，开展了恢复基本区的战役，到8月末，攻克敌据点、碉堡39个，歼敌2300余人，在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摧毁了敌人大批沟壕堡垒，解放了长城沿线的“无人区”，除蓟县部分地区外，基本区的抗日政权都得到了恢复，还新增加了八个县的区域。由于冀东游击根据地的恢复和扩大，当年7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冀东设立了冀热边行署(第十三专署同时撤销)，李运昌兼行署主任，朱其文为副主任，下辖五个专署、18个联合县政府。冀东地委也改为冀热边特委。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的恢复和发展，为迎接对日局部反攻、全面反攻和根据地大发展的新时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反攻、全面反攻和大发展

　　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抗战战局的巨大变化。在欧洲，苏联红军将德军驱逐出苏联国境后，发动了全面进攻，直捣德国法西斯的巢穴;英、美军队也于6月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在太平洋战场，美国接连在马绍尔、加罗林、马利亚纳和菲律宾群岛登陆，展开了对日军的攻势。日本军国主义已面临穷途末路，首尾难以相顾。为了挽救颓势，支持太平洋战争，日军急于打通由中国大陆到南亚的交通线。为此，从1944年4月到12月，侵华日军集中兵力沿平汉、粤汉和湘桂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这时，华北日军频繁南调，兵力空虚，开始部分收缩据点，给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局部反攻和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

　　1944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边区军民热烈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全民大生产运动。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以前开展过两次，这一次，是按照“二五减息”“分半减息”“地租不超过租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活租”改“死租”“租种年限一定三至五年”等规定，进行了普遍的“查租、减租、增资”运动，使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的基本区和广大游击区得到了深入的贯彻，从而使根据地的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佃农、雇工的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促进了根据地生产事业和对敌斗争的蓬勃开展。在全民大生产运动中，1944年，边区政府共发放贷款2000万元，并贷粮1.8万石，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当年仅冀西、晋东北26个县即组织了“拨工组”3.85万个，参加的群众达32.72万余人。冀中组织了三万余个劳动互助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30%。全边区共扩大耕地面积53万亩，旱地改水田11万亩，施肥量比1943年增加30%至50%，增产粮食3400万斤，增添牲畜2.2万头。部队机关也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做到了自给一个半到两个月的口粮和全部菜金。边区的副业、运销、生产合作社，也由1943年的2000余个增加到 3800多个，社员由29万余人增加到68.8万余人，股金由200余万元猛增到2700余万元。边区经济开始振兴和繁荣起来，为根据地进行反攻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力量。 　　1944年至1945年初，边区开展了热烈的“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大练兵运动，密切了军政、军民团结，大大提高了部队和民兵的军事政治素质。

　　1944年，北岳和冀中区开始了局部反攻。北岳区军民全年作战1384次，歼敌7267人，攻克敌据点、碉堡441座，收复村庄1600多个，解放国土一万余平方公里、人口80余万，打开了察南、雁北地区的新局面。冀中区军民举行了“拔碉战役”，全年作战1854次，毙伤俘日伪军21340余人，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815座，解放村镇5000余个、人口500余万，不仅恢复了冀中全盛时期的局面，而且开辟了津南地区。冀热区也新开辟了通县以南地区，打通了与冀中的联系。随着边区地域的扩大，为适应反攻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1944年7月28日的指示，中共晋察冀分局重新设立了四个区党委：原北岳区党委划分为冀晋区党委和冀察区党委，恢复冀中区党委，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同时，在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之下，分别设立了与上述区党委辖区相同的四个二级军区和四个区行署。

　　中共晋察冀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1944年还领导边区各级党委大力开展了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工作，扩大了对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中数百万工人、贫民及其他阶层人民和数十万伪军、伪警的宣传和争取工作，以迎接全面反攻的到来。

　　1945年上半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向敌伪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春夏季攻势。至7月，冀晋、冀察部队已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233个，收复了灵丘、涞源、怀安三座县城，解放了察南雁北大部地区，使冀晋、冀察两区联成了一片，为向察北、热西挺进，解放张家口奠定了基础。冀中区军民胜利地进行了任(丘)河(间)、文(安)新(镇)、安(平)饶(阳)、子牙河东和大清河北诸战役，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300多个，收复了任丘、河间、饶阳、安平、武强、文安、新镇、深泽、新安、交河等12座县城，除赵县、高阳、雄县等部分县城外，已控制了整个冀中平原，并且向津南、北平近郊迅速发展，使冀中区与渤海、冀热辽区联成一片，为围困平、津打下了基础。冀热辽区军民在2月至5月间打退了日伪军七万余人的大“扫荡”，毙伤俘敌军5000余人，巩固了基本区;6月，又组织了三个挺北支队深入锦承路北围场、赤峰、朝阳、锦州一带进行热辽战役，收复了热中和辽西部分地区，为挺进东北开辟了战略通道。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了七道大反攻令。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冀晋、冀察部队迅速向察绥挺进，于8月16日与苏蒙联军在张北胜利会师。23日，冀察部队攻占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驻地张家口市，接着解放了察哈尔全省和绥东地区。冀热辽军区于12日成立了以李运昌为首的“东进工作委员会”和“东进纵队”。19日，军区主力及朝鲜义勇军一万余人和四个地委书记、2500余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向热河、辽宁挺进。西路克复围场、隆化、滦平等县城，与苏军会师承德。中路北出长城喜峰口，经凌源，抵平泉、赤峰、建平、新惠、乌丹等地区，与苏军会师，解放了热中、热北广大地区。东路从抚宁县出发向东北挺进，30日，与苏军协同攻克山海关，9月5日，与苏军胜利会师沈阳。冀中军区东线第八、九、十分区的主力部队向天津市郊和北宁、津浦路沿线发起进攻，在北起北宁路、南至津浦路唐官屯的150里长的战线上，展开了以攻打天津为重点的全线大出击，一度占领杨柳青并攻入天津西站;南线第六分区向石德线出击，解放了束鹿县城，切断石德线敌之交通，先头部队直逼石家庄;西线第七分区主力部队向平汉线保定至正定段展开进攻，攻克了保定外围众多敌据点，并一度攻入保定机场。

　　由于国民党政府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阻止其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我军的进攻普遍遇到了日伪军的顽抗。因此，在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有关指示后，晋察冀军区改变了以主力部队夺取大城市的作战部署，除继续围困大城市外，转而采取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扩大解放区，歼灭日伪有生力量，获取敌军装备的作战方针。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坚持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在大反攻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七万多人，收复了张家口、宣化、山海关等70多座城市，解放了热河、察哈尔两省的全部和河北省的大部，山西、绥远、辽宁省的一部，从而使晋察冀边区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至此，晋察冀边区的正规部队由初创时的2000余人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90余万人，党员发展到22万余人，群众团体拥有会员300余万人，边区的区域，也从初创时期只有40余个不完整的县发展到拥有160余个县和300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晋察冀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的理论和决策的英明正确。它的创立和发展，“在华北抗战史上打开了新的一页”，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晋察冀边区在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其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抗击了敌人大量兵力，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重大作用。华北抗战八年中，晋察冀边区牵制和抗击了1/3至1/2的华北日军和1/2以上的华北伪军及部分关东军、伪满军。据不完全统计：边区1938年抗击日军7.6万余人，1940年抗击日伪军11万余人，1942年抗击日伪军18.2万余人，1943年以后，抗击日伪军的总数在20万人以上，边区军民八年中共与敌作战3.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5.1万余人，收复国土3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000余万。边区还在军事上、战略上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相互支持，紧密配合，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以英勇的斗争直接威胁敌人的战略后方，使日军深陷于敌后游击战争的泥潭，拖住了其西进、南进、北进的步伐，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也支持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晋察冀根据地堪称“华北抗战的堡垒”。

　　华北八年全面抗战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的残酷和剧烈程度是罕见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八年中，边区子弟兵伤亡11.6万余人，干部、群众被敌杀害70余万人，群众被敌抓劳工50.5万余人。但是，残酷的斗争也锻炼了边区军民，他们当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如：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回族人民的英雄儿子马本斋和他的母亲马老太太，青年英雄金方昌，少年英雄王璞，战斗英雄邓世军，爆炸英雄李勇，“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和印度人民的好儿子白求恩和柯棣华，以及周建屏、刘云彪、李光汉、白乙化、王仲华(董毓华)、王平陆、包森、周文彬、鲁贲、常德善、翟晋阶、袁心纯、王先臣、刘萍等难以数计的英雄、烈士。他们是边区军民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正确政策的胜利，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独立自主放手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和进行持久战的思想，以及逐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光辉思想的具体实践和体现，同时，也是晋察冀敌后广大军民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成果，是人民战争的光辉胜利。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业绩，作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解放的光荣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