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
来源：论文网   2017-12-30 10:41:12

　　一、边区抗日自卫军的发展概况

　　1937年8月25日，陕甘宁边区开始将原苏区的赤卫军进行改造。陕甘宁边区党委员会决定：“为了抗战环境与民主制度，赤卫军改名为抗日自卫军，它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它是保卫边区的武装力量，它是抗日的后备军，…。[1]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保安司令部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动员年龄在18岁以上至45岁以下身体强健者的边区劳动公民，自愿加入抗日自卫军。其中规定了抗日自卫军的性质、任务、编制、武器、干部选任等方面的内容。从此，抗日自卫军由边区保安部领导，边区各级党组织和各地方政府根据以上组织条例，开始执行改造地方赤卫军的决定，并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自卫军。边区抗日自卫军的编制以地理接近的各村庄为基础，在村一级同村8到12人为一班，在相邻的村庄的2到4班为一排;在乡级一级以2到4排为一连;最后在区一级，2至4连为一营，以区级的营为最高单位。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39年1月，总结两年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保卫边区和全中国的抗战所做的工作中指出：“自卫军经过整理扩大取得很大的成绩，这不仅表现在参加自卫军的人数已达到22万4325人，参加少先队的已达到1万8087人，这不仅表现在自下而上建立了指挥系统，(村设班和排，乡设连，区设营，县设团，统归保安司令部指挥)…”。[2]

　　在1942年4月1日，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边区保安司令部联合发出《为重新整理边区自卫军工作之决定》，指出：自卫军在数量、质量等方面都存在的问题，决定重新加以整理;其主要办法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各县、区成立人民武装委员会，领导本县区的自卫军，少先队及属于本县区的地方武装;自卫军在政府意图下独立活动;凡年龄19岁以上50岁以下之边区公民均可参加自卫军，自卫军应求质不求量，并且规定了自卫军的任务等。在1943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颁布“关于整训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各县、区加强自卫军军事政治领导必须健全自卫军的领导机关;整理自卫军组织，一律改编为基干、普通两种;今年冬的整理训练工作，其重心应该放在基干自卫军方面，特别是应该抓紧边境地区及交通要道基干自卫军的训练。经过1942至1943年大规模整理自卫军，到了1945年，基干自卫军扩大到3万人，普通自卫军发展到25万人。

　　二、边区抗日自卫军的主要活动

　　1、肃清土匪，清除敌特、汉奸等破坏分子

　　在维护边区治安工作上，边区抗日自卫军(通常称“自卫军”)基本任务是承担了警戒、放哨、盘查等工作，并配合或单独进行清除边区土匪、特务、汉奸等防卫工作，加强了边区的保安系统，更有利地保护了边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了边区社会治安稳定。但是，抗战以后日军就有计划的收买、勾结和利用土匪，指使他们到处进行破坏边区建设，暗杀边区军政人员，企图破坏边区的抗战工作。随着日军日益逼近边区，土匪、汉奸、敌探等破坏分子对边区骚扰也越来越严峻起来，更使得抗日自卫军对村庄、市镇的放哨、警戒、盘查等工作更加紧张和繁重起来。

　　从1937年7月开始，《新中华报》不断地报道了有关边区各地的自卫军肃清土匪的情况，如“《?~县剿匪任务将完成》”、[3]“《社论：消灭土匪巩固抗日后方》”、[4]“《自卫军剿匪的胜利》”等等。[5]到了1938年初，各地区的自卫军积极捉拿土匪，如“甘泉二四区有一小股土匪被该县四区自卫军消灭了，并缴获长枪3枝;安塞县七区自卫军也捕获到2个企图枪杀革命干部的土匪…;安定自卫军除了捉到过一些逃兵和没有路条的商人外，并枪毙抢劫瓦窑堡商人的两个散匪…”[6]经过自卫军协助武装部队进行清剿，不到一年的努力，各地的土匪基本上被肃清了。

　　但是，抗战到了1938年底，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此后一直到1943年，国民党共又不断地制造摩擦事件，派遣土匪到边区捣乱，致使边区的匪患一度再起。在安定县剿匪工作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该县长应从各方面协助军队进剿，并应加强自卫军之放哨检查工作;建立自卫军中之情报工作，可随时随地向当地政府及军队报告匪情，以便予匪以彻底打击”。[7]在面对顽固派反动武装及土匪进扰边区时，边区党委要求三边地区“加紧戒备，严密防范，并令饬保安队及自卫军，…则须进行清剿，务须根底消灭”。[8]据统计“1937年至1938年，自卫军直接配合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进行剿匪作战次数10次，消灭大小土匪40多股，毙伤俘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700余支、弹药20余万发”。[9]到了1943年1月，在边区抗日自卫军的配合下，边区的土匪基本上已被肃清。

　　同时，在新形势下，边区特务、汉奸等破坏分子的活动也日益猖獗，因此也更加重了边区自卫军维持治安的任务。随着日本大批军队进攻边区的同时，日军还收买大批汉奸、利用汉奸、特务来造谣和破坏边区稳定的治安，以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1939年3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民众锄奸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民众锄奸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民众，协助保安处系统和自卫军肃清汉奸、敌探、土匪等破坏分子。根据此条例，自卫军成员不仅要参与锄奸委员会，还要直接参加肃清汉奸、敌探的军事行动中去。这些锄奸小组，在乡村及城市中，配合自卫军经常进行放哨、盘查、侦察、宣传等等锄奸警卫工作。事实上，在边区自卫军紧密的严防警戒之下，汉奸、特务、敌探是很难进入边区，即使进入境内，也很快被自卫军发现和逮捕。据统计“两年来边区破获的汉奸案、敌探案、组织逃跑案、土匪案、伪钞案及捉逃兵…不下千数百起，都有自卫军参加或是自卫军单独破获”。[10] 　　2、协助主力部队，运物资、运伤员、修工事，搜集情报，共同保卫边区防线

　　在保卫河防中，边区自卫军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帮助主力军运输弹药物资，抢救伤员等后勤事务。1938年初，日军已开始强渡黄河，对陕甘宁边区的河防地区发起了进攻。八路军留守兵团配合地方保安部队、群众武装，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方针，同日军展开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并多次打败了日军进攻边区的行动，保卫了边区河防。边区的自卫军直接参与河防战斗主要表现：其一，自卫军组成运输队，参与前线的运输、救护伤员的服务工作。在1938春，日寇曾一夜偷渡黄河，逼近边区边界，固临、延长、延川有四千多自卫军，一千多牲口，为了保卫家乡，配合主力军开赴前线，而且曾冲过黄河，扰乱钳制敌人，在火线上运回胜利品近60万斤，受伤战士全由他们抬回了。[11]1938年6月总结了延川县在抗战中动员自卫军参加运输工作状况：“六区动员担架员603名，五区210名，三区230名，四区200名，二区410名，一区400名、城市80名、三次动员担架共2133名”。[12]其二，自卫军帮助八路军留守部队修筑战斗工事。1938年10到12月，为了进行军事建筑，曾经整团整营的动员了自卫军前来参加工作，每个人在寒冷的冬天，参加了一个星期以上的夜工。[13]1939年5月，日军炮击沿河宋家川、枣林坪，边区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在宋家川方向，与日军昼夜隔河激战，边区动员各地自卫军营整营出动，在隆冬寒月里，协助部队修好千里河堤工事，配合部队阻击敌人。[14]其三，自卫军还要配合河防部队进行戒严工作。“动员自卫军250名，于四月11日集中配合各驻军做戒严工作，…因农忙自卫军可减少部分，只留50名防守戒严，其余暂回家生产”。[15]其四，自卫军还为河防部队搜索和提供河防的相关情报。据肖劲光回忆：“他们(边区自卫军)不时派出小分队，过河去侦察敌情，与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道，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有效的情报网，使我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16]

　　3、帮助国民党友军和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

　　国共合作以来，在抗战前期，边区自卫军经常帮助边境线上的国民政府军队，其主要活动是帮友军捉逃跑和哗变的士兵，并押送回友军部队。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边区境内外人来人往的，人员也比较复杂，为了严防敌特和破坏分子，边区自卫军严紧从事检查工作，也常常能查出一些从友军中哗变和逃跑的士兵。1938年6月25日《新中华报》登载出“靖边清扬区自卫军捕获哗变的士兵―上月有驻榆陆军86师515团部通讯排，王希龄等20余人哗变，劫去前方战士饷金万余元…，被当地蒙兵及游击队击溃，不得已而分途逃窜，王希龄等四人被击散逃至边区境内靖边县清扬区，被该区自卫军捕获并缴获枪5枝，骡子4匹，子弹20版，法币2千余元…区政府当即将人、马、枪、钱如数送县府交还该师”。[17]又如1938年12月10日《新中华报》报道“《定边五区自卫军包缴叛变常备队枪械，人枪照数送还友军区政府》”。[18]关于自卫军捉到国民政府的逃跑士兵的报道也有许多，据统计，“一年来扣送逃兵案不下二百起，同时帮助(友军)押解护送等等”。[19]在帮助友军的活动方面，边区还有时发动自卫军帮忙运输给养物资，解决友军军需问题。“骑17团去年在神府驻扎四个月，共动员(自卫军)帮助购买与运输了谷米14570斤，草352544斤，料144496斤”。[20]在抗战前期，边区自卫军在共同抗日、相互帮助的立场上，帮助友军，搞好与友军的关系，减少了双方的摩擦，不仅巩固了与边区周围的国军的抗日统一战线。自卫军帮助友军捉逃兵和叛变士兵，对逃跑的士兵和叛变的士兵进行合理的处理，也有助于边区治安的维护。

　　而抗战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共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不断地制造摩擦事件。在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斗争中，自卫军宣传和揭露国民党“挑动内战，反共投降”的阴谋，起到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作用。同时基干自卫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帮助主力部队收集情报，站岗放哨，配合边区的主力军打退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据李治洲同志回忆关中地区反摩擦斗争：“1940年4月12日(农历)国民党预备第三师派驻彬县、旬邑县的一个团，协同彬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李式如等一群党棍，袭击靠近边区安全地带的底庙镇…，当即分工，何向贤(自卫军营长)带自卫军主力应付正面的敌人，李树森带少数自卫军打游击”。[21]据统计：“在反摩擦斗争开始后的3年时间里自卫军和民兵配合八路军、边区保安部队消灭顽军2000余人，缴枪3400余支”。[22]

　　三、边区抗日自卫军的作用

　　首先，边区抗日自卫军维护了边区治安的稳定 ，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由于陕甘宁边区缺乏近代便利的通讯工具，加上地形复杂多山地，各村在外山头上设有自卫军的岗哨，一旦自卫军发现土匪和敌人，就能及时使边区军民防备起来。边区政府充分发挥抗日自卫军的积极作用，除抽调部分基干协同主力行动外，实行人人武装，就地设立岗哨，严格警戒，盘查一切来往行人，清查户口，监视可疑分子，加强对土匪家属、亲戚的教育工作。通过边区抗日自卫军的努力，不仅为边区民众的社会生活，也为陕甘宁边区各方面建设提供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

　　其次，在保卫河防战斗中，边区抗日自卫军主要负责一定的军队后勤事务，如运输补给品和战利品;也有部分自卫军协助主力军保卫河防，如收集情报、修建防御工事等。在粉碎日军进攻边区的战斗中，边区政府积极发挥抗日自卫军的作用，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国共合作初期，边区的自卫军时有帮助友军抓捕逃兵，甚至运输补给物资，为巩固国共统一战线起到一定作用。而抗战中后期，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和军事行动，边区的抗日自卫军坚守自己的岗哨，清查和逮捕国民党特务，甚至有时会配合主力部队打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最后，陕甘宁边区发展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抗日自卫军，并逐渐发展成为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队、自卫军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为陕甘宁边区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边区党委和政府号召下，18岁以下的少年一般都加入少年队，18岁以上的青年加入自卫军，逐步形成了一条从少年队到自卫军 ，从自卫军到保安队或八路军留守兵团的“递补程序”。少先队经过政治思想教育以及军事的训练，不断补充到边区抗日自卫军中;而边区抗日自卫军中的素质较高的队员又不断补充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保安部队中去。 　　四、结语

　　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结合起来，从而充分发挥了群众武装性质的抗日自卫军的力量。边区的抗日自卫军不仅承担着边区警戒、放哨、盘查等维护治安的工作，积极配合边区清除土匪，特务和汉奸的活动，还要帮助主力部队运输补给品和战利品，修补工事，负责一定的后勤事务，协助主力部队保卫河防、边防，与日军、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同时，边区的抗日自卫军也要参加生产，保证自身自给自足，减轻边区政府财政和物资负担，并时常打击从事不法经济活动的分子。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不仅对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还为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发展群众武装提供经验。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为了适应国内战争的需要，在解放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大部分被改编为民兵，也有一部分编入了人民解放军，为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和解放大西北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 释】

　　① 王晋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斗争述评，战争史研究，2002.6;王晋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组织体制及其建设，陇东学院学报，2006.4;王晋林、许瑞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及特点，传承/党史论坛，2013.5;王军营、李俊杰、许瑞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斗争主体及性质问题探析，甘肃高师学报，2013.1.

　　【参考文献】

　　[1] 中共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 新中华报[N].1937.8.9，第四版.

　　[4] 新中华报[N].1937.9.24，第一版.

　　[5] 新中华报[N].1937.11.24，第四版.

　　[6] 新中华报[N].1938.1.5，第二版.

　　[7]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279.

　　[8] 中共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1941)[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110.

　　[9] 陕西省军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军事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840.

　　[10][11]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84.

　　[12] 新中华报[N].1938.6.25，第二版.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9.

　　[14]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4.

　　[15]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G].西安：档案出版社，1986.213.

　　[16]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M].解放军出版社，1987.224.

　　[17] 新中华报[N].1938.6.25，第二版.

　　[18] 新中华报[N].1938.12.10，第二版.

　　[19][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 社，2013.14.18.

　　[21] 文史资料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97.

　　[22] 陕西省军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军事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