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3）
来源：中国干部学习网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2018-04-17 09:16:16

　　本文选自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全史》举国奋战(1937.7-1938.10)

三、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赋予它极其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它一方面要承担抗战经费的供给，承担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留守部队财政开支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边区经济逐步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但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加之长期战争的影响，人民的生活依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发展和巩固边区，使边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坚强堡垒，担负起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后方的战略任务，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供给，支持长期抗战。

　　早在1937年4月，边区政府就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计划，并开始实施。全国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个大纲领》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指导边区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力争利用“外援”的收入，达到“休养民力”的目的。

　　所谓“外援”，主要是指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一部分用于边区开支)和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的捐款和援助。外援对抗战初期的边区经济有着重大的作用，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共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1640.5万余元(法币)，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捐款8l2万余元(法币)，中共中央拨出了1409万余元协助边区，占边区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其中，1937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77.2%，1940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70.5%，外援收入，使得边区政府有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

　　休养民力的另一方面，是边区政府极力减轻人民的负担。1937年仅征收救国公粮1.4万石，占收获量的1.27%。

　　1938年征收救国公粮1.59万石，占收获量的1.32%。

　　1939年以后，边区脱离生产人员增加，粮食需要增加，1939年征收救国公粮5.2万余石，占收获量的2.29%，1940年征收救国公粮9万余石，占收获量的6.38%，其余不足部分，由边区财政拨款在外地或向农民购粮。

　　在税收方面，边区政府取消了过去的42种税收，只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并实行统一税制，降低税率，一切税收除一次统证外，没有任何附加和重征。边区政府对工业一般不征税。

　　1938年只征税27万元，1939年也才征税50万元，边区人民负担大大减轻。

　　在土地政策方面，早在1937年3月，边区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调整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明确宣布：“凡地主土地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未被没收的，不再没收，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已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的地主回到边区来，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一份土地和房屋，井享有公民权”，“出租土地给农民，只要地租不苛刻，政府不加以任何干涉。”[《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边区政府还明确宣布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奖励工商业者发展边区经济。除严禁高利贷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外，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废止过去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实行仲介制度，即在政府指导下的劳资两利，订立合同，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工人生活待遇。

　　上述政策的实行，调整了边区各阶级的关系，取得了边区全体人民的拥护，大大促进了边区建设。

　　边区政府还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以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

　　农业方面：

　　(1)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垦荒的政策，规定荒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大量组织外来移民进行垦荒，同时鼓励边区内移民垦荒，规定移民三年不交公粮，减少义务负担，提供安家费，解决口粮、种子、农具等问题。边区政府还把开垦荒地列入每年的生产计划，广泛宣传动员，组织落实。

　　(2)组织劳动互助合作，调剂劳动力。边区政府提倡、组织和领导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1939年3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使劳动互助社有组织地发展起来。

　　(3)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劳动力。

　　(4)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劳动，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奖励和宣传劳动英雄，召开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1939年，边区开始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73页。]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中央领导人亲自带动下，边区军民迅速投入生产运动，掀起了第一次生产热潮。

　　1939年的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全边区共开垦荒地105万多亩，其中机关、部队、学校共收获粗粮1.4万余石，细粮9500余石，各机关经费自给达30%，边区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

　　(5)实行农贷，增加生产建设投资。

　　1939年边区政府生产投资140万元，1940年又增加到200万元。

　　(6)兴修水利，种植树木，以利农耕和改良土地。

　　1939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兴修水利5493.2亩，植树139万余株。

　　(7)开办农业学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以加强农业指导，提高农业技术。

　　商业方面：

　　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投机、垄断和屯积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减税减息，发展合作社运动。同时修理和开辟公路以利交通运输。

　　公营企业方面：

　　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扩大纸厂的规模，创立难民工厂，改良印刷厂。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使边区的经济从内战时期的残破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耕地面积1937年力862.6万余亩，1940年为1107.6万亩，增加了39.3%;粮食产量1937年为111.36万余石(1.67亿余公斤)，1940年达到162万余石(2.43亿余公斤，尚欠庆阳、吴堡、鄜县三县的统计)，增加了40%以上。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1938年，牛10.26万余头，驴7万余头，羊76.14万余只。到1940年，牛19.3万余头，驴12.5万余头，羊172.5万余只。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工业方面：首先是小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40年边区私人手工业比1939年增加1倍，公营企业也有了初步基础。从1938年起，先后创办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印刷厂、机器制造厂、石油厂及八路军制药厂等。还有制灯、肥皂、面粉等工厂。到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资金均比1936年增加5倍以上，解决了边区部分需要。

　　商业方面也开始发达起来。以前歇业的老店铺重新开业，到1939年初，又新开设了1000多家店铺。此外还发展了一批公营商店。农村集市重新开放，安塞、定边、淳耀等8县开辟了30多个新集市。

　　合作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除消费合作社外，还有生产合作社如纺织合作社等。边区的合作社，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它是调剂市场、便利人民的经济组织。

　　交通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开辟了定庆、庆临、延志、延靖、绥靖等许多汽车路与大车路，并对己有道路进行了大力改造。交通公路的建设，保障了国防军事交通，发展了运输事业，帮助了经济的发展。

　　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不但解除了饥饿的威胁，而且有许多家庭有了剩余，能拿到市场上交换，并有余力添置农具和生活用品。在农村，贫困户数逐渐减少，中农户数逐渐增多。如安定县4个行政村228户，在1936年前，中农10户，1940年春有中农126户。在城镇，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多，工人失业基本上消除，工人的工资普遍得到提高。

　　从全国抗战爆发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及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也为逐渐摆脱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