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德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杰出贡献
来源：中国干部学习网　《学习时报》　作者：缪平均   2018-04-17 09:51:03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担任八路军总指挥。他一心操劳着部队的工作，同时时刻关心着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并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和领导了部队机关的大生产运动，为边区经济建设作出杰出贡献。

　　发展边区经济，提倡部队生产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将重视国民党正面进攻，改为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开始了对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全面封锁，并拖延和停发应发给八路军的军饷，使陕甘宁边区处在财政供给十分困难的形势之下。为此，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以渡过难关，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一方面与毛泽东等指挥解放区军民积极抗日，另一方面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亲自参加和领导了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有这样的记述：“不论在合作社、妇女、工会、青年和指战员会议上，或者在讨论农村建设的农民会议上，在劳动模范会议上，在追悼会上，在坐满日本战俘的教室里，在工业和军事成就的展览会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在讲演时那种坚韧顽强的形象”[③]。在“制定民族革命斗争战略和战术的共产党会议刚刚结束，他又到边区妇联生产大会”，“跟妇女们谈种庄稼，话题又到养猪、羊、牛、兔子和蜜蜂等等”，又说：“牲口全身--骨头、肉、蹄、皮--都是有用的，养蜂酿蜜也应该作为边区的主要生产之一”，“从看管孩子，又谈到手工业合作社，他说手工业合作社一定要大力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之间起桥梁作用，活跃经济，合作社不能当赚钱的机构，也不能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④]。

　　朱德对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更是关怀备至。他一回到延安，便竭力倡导部队进行农业、工业、运输等方面的生产运动，以大量的劳动力支援边区经济建设。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他苦口婆心地向广大指战员做解释工作，说：“国民党封锁边区，就是要边区军民挨饿，以便让日军在战场上消灭我们。不论是军队还是老百姓，谁也不打算饿死，或者被消灭” [⑤]。他还说到：“军队是武装的工农，他们过去也都从事生产，可是很久以来的传统，这些工农

　　一参加军队就不参加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⑥]。在朱德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广泛开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最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边区部队在战斗、警戒、训练的紧张任务中，从上到下，利用一切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力、劳动力，以极少的资金，落后的技术条件，发展了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在财政上保障了3亿元以上的供给，积累了1亿元的资金，开辟了几万亩的荒地，为发展边区经济，解决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1943年，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引下，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号召下，生产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所有军队、机关、学校都参加生产，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采运食盐，连二流子也被卷入生产高潮之中。在工业方面则自己制造设备，建立工厂，发展纺织等轻工业，所以一般生产能做到欣欣向荣，丰衣足食”[⑦]。

　　1943年部队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农业方面，种地21万余亩，收细粮16万石，收蔬菜2081万斤，养猪9530头，养羊1.4万只，养牛1414头。在工业方面，有11个纺织厂，年产布1.7万斤，制单衣10万多套。此外，在商业、运输等方面也有很大发展。部队自给率达56%(含粮食)，生产得到显著改善，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接着，朱德又号召部队“第一，不要以为丰衣足食了就松懈下来，要知道我们生产不单为了吃穿，而且为了援助前方，为了抗战建国。第二，要实行节约、朴素勤俭，才能起家。第三，要把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结合起来”[⑧]。1944年，部队生产在提高自给能力，保证丰衣足食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生产粮食10万石，除了自给之外还向政府交了公粮，打破了“吃粮当兵”的旧传统，树立了自己动手，艰苦奋斗的新风尚，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颂扬。李鼎铭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是穿老百姓、吃老百姓的，唯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⑨]

　　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屯垦

　　在部队生产运动中，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是杰出的代表，被边区政府誉为部队生产建设的模范。三五九旅所取得的成就是与执行朱德首先提出的屯田政策和开辟南泥湾分不开的。1939年底，三五九旅从前线回防边区后，便积极参加了边区部队的大生产运动，他们把“战斗、学习、生产”三者结合起来，从事各项生产工作。1940年，部队开始农业生产，计划开荒种地自给粮食两个月，从夏季开始蔬菜全部自给，喂猪解决过年过节的肉食。但因绥德、米脂、吴堡驻地人稠地少，开荒种地要跑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往返费工费时，加上调查研究不够，筹划不当，收获不敷购买工具和种籽，种粮宣告失败。为了解决部队农业生产基地问题，朱德及时地提出屯田政策，并与三五九旅的首长察看了南泥湾，为该旅找到了屯田的地点，1940年春，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每个团带了2万元的屯田费，把主力开进南泥湾。这里荆棘丛生，人烟稀少。部队刚刚从敌后转战回来，没有一点家底，屯田费不够买工具，荒山里没有房舍，缺乏蔬菜，粮食有时也供给不上，油盐和一切日用品都要自己想办法。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全旅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上自旅长，下至勤务员，炊事员都编入生产小组，并展开生产竞赛，每个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会种粮的种粮，会种菜的种菜，会做木工的上山砍木料，会做生意的去开商店，会打铁的制造工具。他们在一座废弃的古庙里找到一口大钟，制造出一批工具。干部和战士一起到80里以外背米，找野菜，打野猪，解决菜食。开荒种地一结束，便赶紧打窑洞，为露宿在山林里的战士解决住处。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他们开荒种地1.1万亩，种植了粮食、蔬菜、棉麻等，供给了部队的需要，节省了政府的费用，他们打了1000多个新窑洞，解决了部队的住宿问题，取得了开辟南泥湾的初步胜利。

　　1942年，三五九旅总结大生产的经验，提出要做到粮食自给3个月，全年蔬菜自给，每个连队养猪30头，保证每人每月供给肉3斤，进行多种经营的生产任务。正在干部战士以新的姿态投入生产运动中去的关健时刻，1942年4月，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南泥湾，视察了部队的生产建设工作，给指战员以支持和鼓励。这一年，他们开荒2.5万亩，在这些土地上，种上粮食、蔬菜、植物油、棉麻、旱烟等，完全解决了蔬菜、打草鞋的麻、旱烟叶的需要，部分解决了菜油、粮食、马料、马草的需要，生产总值达2000万元，打下全旅各连队农业经济的基础。由于全旅动员，农作时间只有2个月左右，并不妨碍部队的集体训练，做到劳武结合两不误。在发展种植业的同时，他们还利用农场发展畜牧业。各单位从事饲养牛马羊鸡犬等，全旅养猪2000头，全部解决了食用的肉与油。并且用兔毛制笔，狗皮做鞋。他们还组织小部分人从事农村副业，进山砍树锯木板、烧炭、拾柴，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燃料和建筑材料，还有剩余可以出卖，把荒芜的南泥湾建设成为陕北的好江南。

　　1942年7月，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等第三次来到南泥湾，热情赋诗称颂南泥湾的巨大变化，诗中说：“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三五九旅不仅取得屯田的巨大成就，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和发展了各种手工业。大光纱厂、大光制革厂、大光肥皂厂生产的布匹、皮革、肥皂除供给自己需要外，还可以拿出部分产品在市场出售。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运输队，拥有600多个驮骡，从事运盐运货，并在延安、绥德、三边沿途开设了10个骡马店，每年盈利1000多万元。此外，他们还建立了大光商店分店，开展商业贸易。三五九旅制定了工农业是基本生产的方针，抓住战斗任务比较少的时机，利用南泥湾适合农业，警备区适合轻工业的地理，动员和组织了全旅的人力，经过短短两年的辛勤努力，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创造了农工商运输业一系列比较完备的企业，积累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生产办法和制度，成为边区部队生产的模范，在1943年1月的边区高干会上受到隆重奖励，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王震、何维忠、晏福生、罗章等因领导经济建设成绩显著，而又刻苦奉公，在战士中有威信，也受到隆重奖励。

　　首长负责生产运动中亲自动手的模范

　　朱德不但亲自领导了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而且他在“总司令部里的灯光下工作到深夜，可是每到早晨，又看见他像农民一样，下地干活”。[⑩]成为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的楷模。朱德在延安期间，曾与勤务员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了3亩荒地，种植各种蔬菜。每天清晨和晚饭后，只要有空闲时间，他便到菜地进行下种、浇水、施肥、移苗等。由于朱德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参加生产劳动，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所以每当种菜的季节，该种什么，怎么种，要上哪些肥要浇多少水，要注意些什么，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安排得很好。凡是他种的菜，从来没有发生过苗不出、不旺等现象。朱德因领导全军进行作战、训练、生产，工作十分繁忙，一天到晚，难得有空闲时间。加之他年近花甲，部队、机关和当地老百姓纷纷给他去信，恳求替他代耕，以便他能为人民为革命保重身体。但朱德总是婉言谢绝。他说：“他的生产任务自己可以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这对整个革命，对他自己的身体都有好处。按照他的生产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是完全有保证的。”[11]。朱德在生产运动中的模范行为，感动了所有见过他生产的人，成为推动生产运动的一个巨大力量，鼓励着大家去创造奇迹。一天晚上，王家坪门前地里点着一盏马灯，勤务班的六七个小同志在灯光的照耀下打围墙。他们脱掉棉衣，又脱掉单衣，不停地干活。虽然指导员一再催促他们把衣服穿上赶快回去睡觉，明天再干。他们却异口同声说：“总司令天黑了还开地，难道我们还能睡，你为什么不去劝总司令早些休息，而专门催我们呢?”结果他们一直干到天亮，完成了任务才停工。王家坪的干部战士，不但生产运动搞得火热，而且英雄辈出，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完成了打围墙、修水利、挖水沟、修路、填坑、修花坛等任务。总计义务劳动882年工作日，工程之大、完成之快、积极性主动性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

　　开展边区工业建设、提高职工思想教育

　　朱德除了亲自领导边区部队生产运动外，对边区工业发展也给予亲切的指导和支持。1940年9月，朱德首先提倡纺毛运动，推动了边区纺织业的大发展。在他的号召下，各部队机关学校都积极筹备办工厂，纷纷派人到原有工厂学技术，研究管理方法。如后勤部经建处在一年之内就兴办了13个工厂，为边区工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942年5月1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克服困难向前进》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充分肯定边区工业建设的成绩，并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他说：“经过两年三年努力，我们已经开办了一些工厂，在重重封锁包围中间，在边区非常贫困的经济条件下，壮大了我们自力更生的力量。想冻死、饿死、困死我们的阴谋是失败了。这是很有意义的成绩”。“为了迎接更加艰难的局面，我们工厂的各项工作，还须大大向前迈进一步。”[12]1943年3月2日，边区政府建设厅召开工厂厂长联席会议，朱德发表讲话，强调说：“我们的工业是在摸索中做起来的，但现在摸索时间已经过去了。目前是工业建设的新阶段。”为了使工业建设健康发展，他还就改善质量、加强教育、反对贪污浪费等问题做了说明。强调中心环节则在于加强教育。他指出：“目前部分工人思想中所存在的不安心现象及落后意识。是由于没有真正了解边区工厂是我们工人自己的，没有了解做工人是最有出路的工作。加强教育，就是要使人人把革命家务处理好，把一切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工人中的二流子，反对官僚主义，厉行节约，同时要提高质量，特别是供给机关，不要只图数量的完成，必须注意质量，仅从生产数量和质量看还不够，还要从思想上启发工人主人翁的感觉，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才能把工厂搞好。”这个讲话，对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低成本，完成党和政府所给予的生产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准备反攻力量，保证边区军民丰衣足食的生活，1944年2月，边区政府召开工厂长和职工代表大会，着重讨论如何解决好边区军民需用的问题。会上提出争取两年内实现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号召。朱德到会讲话，号召干部职工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务。他说：“这地方是新民主主义三三制的地方，不是封建社会，政治开放，经济得到自由发展，很多年的革命使我们得到在自己的工厂里自由做工，不受压迫剥削的做工，这就叫解放。我们这里为了建立家务而做工，做工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家务愈建立好，生活便越好。建立什么家务呢?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家务而努力。新民主主义家务就是工厂是国家的。同是要建立私人家务，很多问题要自己解决，公家不能解决，也解决不好，要公私两利，先公后私，公家的工厂要大家爱护，一定要先替公家打算。在工资制度方面，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一切为了改善工人生活，一切为了私人打算的经济主义倾向;二是不分高低好坏，工钱一样多的平均主义倾向。此外，他还就工厂管理问题，各厂相互配合问题，扩大工厂问题，扩大资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3]朱德的讲话，给到会代表以很大鼓励，对推动干部职工争取工业全部自给起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朱德非常重视边区经济工作，把发展经济看作是坚持抗战，支援前线，改善部队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工作，且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参考资料：

　　[③][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译：《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40-441页。

　　[④][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译：《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41-442页。

　　[⑤][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译：《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42页。

　　[⑥]1943年1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1943年7月4、5日延安《解放日报》。

　　[⑧]1943年11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

　　[⑨]1943年1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⑩] 1944年5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

　　[11] 1943年5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

　　[12] 1943年5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13]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