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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的党风廉政建设
来源:中国干部学习网 《新湘评论》 作者:师乃松   2018-04-17 10:10:49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倡导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之成为“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具体指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勤俭养廉

  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员模范作用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以俭养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要实行“廉洁政治”,贯彻勤俭养廉的原则。

  1937 年 4 月 21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

  边区政府规定:“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要注意一张纸,一匹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要不追加预算,加强监督管理,反对铺张浪费,爱惜民力,节制动员。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尽量减少工作团、调查团之类,极力减少客饭和招待。”边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执行这些规定,停止了不急用的基建项目,加强了对马匹牲口的管理。 1942 年,边区政府在财政统筹统支办法中强调:除招待外宾外,一切大会、节庆、纪念、婚丧,不论公家与私人,不得铺张宴请。这一年仅客饭招待一项就节省粮食 6000 余石。

  边区政府奉行的艰苦奋斗、勤俭养廉的原则,不仅帮助政府克服了极端的财政困难,而且培养了一批克勤克俭、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不图私利的党的优秀干部,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而且令那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民主人士也刮目相看。

法纪护廉

  制定必要的法规制度,坚决地依法肃贪惩腐,是保证边区政府达到廉洁的关键所在。边区政府成立后,区党委及时公布了 1926 年 8 月 4 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反对腐败作风的文件。 1938 年 8 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1939 年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条例对贪污行为有严格的界定,并根据贪污行为的轻重,施以相应的处罚。规定:贪污 10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 500 元以上者,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 500 元以下者处以五年以下不等之有期徒刑。边区在施政纲领和立法中,都明确规定公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如有违者,处以相应的行政处分。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边区政府不但制订了惩贪反腐的规定,而且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同时,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给任何人以特权,不能因人枉法。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还特别规定了“共产党员有违法者从重治罪”的原则。当时担任高等法院院长的董必武曾在边区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党决不允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1943 年 10 月,从小加入红军、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开枪打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董必武院长主持下,严肃办案,根据边区政府法律,判处黄克功死刑。黄克功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于 10 月 9 日 上书法庭,并致信毛泽东,要求念他 10 年艰苦奋斗,留一条活命。毛泽东接到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意见及黄克功的信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细致审查了边区政府的报告,同意将黄克功处以极刑。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正是由于边区政府执行严明的法纪,才有效地防止了贪污腐化及特权思想,确保了政权的廉洁,取得了人民的拥戴与信任。

示范导廉

  “位尊不泯济民志,权重莫移公仆心。”古语也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领导人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它是无声的命令,无字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从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他们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故事,一直被人们颂为美德。毛泽东晚上办公桌上点的是一盏小油灯。当他思考问题或者要休息的时候,总是把灯芯拧得很小,继续写作时才把灯芯拧大。他处处以身作则,和群众同甘共苦,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大家多次提议给他增加伙食费,都被他谢绝了。毛泽东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统一规定的,大家都一样嘛!我怎么能特殊呢?”毛泽东穿的衣服,领子、袖口和裤腿上都打着补丁。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外作报告、开会。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给边区的干部和广大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也使采访的外国记者深受感动。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主管边区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走九十九步。”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后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边区政府号召开展生产节约运动,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响应。林伯渠首先在机关墙报上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其内容是:(一)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细粮二石的任务。(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戒绝吸外国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他还写了一首生产节约诗: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苑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施肥除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莱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笔者注:扎工、唐将班原是陕北和关中农村集体出雇的一种组织,当时带有劳动互助的性质。)

  自 1940 年 12 月边区开展生产节约动员后,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在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对群众来说,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模范行为,就是最有力的号召,对团结革命队伍,维系党心、军心、民心,克服艰难困苦,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爱国华侨陈嘉庚在 1940 年 6 月,把在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所见所闻作了一番生动具体的比较后说:“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

  “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不见。”“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毛主席诗《七律?忆重庆谈判》中有这样一联:“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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