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党风廉政建设
来源：中国干部学习网　《新湘评论》　作者：师乃松   2018-04-17 10:10:49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倡导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之成为“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具体指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勤俭养廉

　　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员模范作用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以俭养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要实行“廉洁政治”，贯彻勤俭养廉的原则。

　　1937 年 4 月 21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

　　边区政府规定：“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要注意一张纸，一匹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要不追加预算，加强监督管理，反对铺张浪费，爱惜民力，节制动员。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尽量减少工作团、调查团之类，极力减少客饭和招待。”边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执行这些规定，停止了不急用的基建项目，加强了对马匹牲口的管理。 1942 年，边区政府在财政统筹统支办法中强调：除招待外宾外，一切大会、节庆、纪念、婚丧，不论公家与私人，不得铺张宴请。这一年仅客饭招待一项就节省粮食 6000 余石。

　　边区政府奉行的艰苦奋斗、勤俭养廉的原则，不仅帮助政府克服了极端的财政困难，而且培养了一批克勤克俭、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不图私利的党的优秀干部，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而且令那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民主人士也刮目相看。

法纪护廉

　　制定必要的法规制度，坚决地依法肃贪惩腐，是保证边区政府达到廉洁的关键所在。边区政府成立后，区党委及时公布了 1926 年 8 月 4 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反对腐败作风的文件。 1938 年 8 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1939 年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条例对贪污行为有严格的界定，并根据贪污行为的轻重，施以相应的处罚。规定：贪污 10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 500 元以上者，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 500 元以下者处以五年以下不等之有期徒刑。边区在施政纲领和立法中，都明确规定公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如有违者，处以相应的行政处分。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边区政府不但制订了惩贪反腐的规定，而且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同时，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给任何人以特权，不能因人枉法。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还特别规定了“共产党员有违法者从重治罪”的原则。当时担任高等法院院长的董必武曾在边区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党决不允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1943 年 10 月，从小加入红军、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开枪打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董必武院长主持下，严肃办案，根据边区政府法律，判处黄克功死刑。黄克功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于 10 月 9 日 上书法庭，并致信毛泽东，要求念他 10 年艰苦奋斗，留一条活命。毛泽东接到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意见及黄克功的信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细致审查了边区政府的报告，同意将黄克功处以极刑。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正是由于边区政府执行严明的法纪，才有效地防止了贪污腐化及特权思想，确保了政权的廉洁，取得了人民的拥戴与信任。

示范导廉

　　“位尊不泯济民志，权重莫移公仆心。”古语也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领导人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它是无声的命令，无字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从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他们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故事，一直被人们颂为美德。毛泽东晚上办公桌上点的是一盏小油灯。当他思考问题或者要休息的时候，总是把灯芯拧得很小，继续写作时才把灯芯拧大。他处处以身作则，和群众同甘共苦，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大家多次提议给他增加伙食费，都被他谢绝了。毛泽东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统一规定的，大家都一样嘛!我怎么能特殊呢?”毛泽东穿的衣服，领子、袖口和裤腿上都打着补丁。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外作报告、开会。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给边区的干部和广大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也使采访的外国记者深受感动。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主管边区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走九十九步。”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后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边区政府号召开展生产节约运动，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响应。林伯渠首先在机关墙报上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其内容是：(一)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细粮二石的任务。(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戒绝吸外国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他还写了一首生产节约诗：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苑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施肥除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莱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笔者注：扎工、唐将班原是陕北和关中农村集体出雇的一种组织，当时带有劳动互助的性质。)

　　自 1940 年 12 月边区开展生产节约动员后，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在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对群众来说，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模范行为，就是最有力的号召，对团结革命队伍，维系党心、军心、民心，克服艰难困苦，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爱国华侨陈嘉庚在 1940 年 6 月，把在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所见所闻作了一番生动具体的比较后说：“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

　　“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不见。”“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毛主席诗《七律?忆重庆谈判》中有这样一联：“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