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六）
来源：莘县党性教育服务中心   2026-08-05 15:45:00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十一）

　　首先，是地委一级和区党委直属机关干部的整风学习。这是边区整风学习的基本对象。这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着重在学风部分。学习中，先粗读，后精读，再与自己的反省联系起来，从而改造自己，转变作风，改进工作。反省要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正确估计个人，不仅要找出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更重要的是找出产生缺点、错误的根源与改进办法，同时注意发扬自己的优点，防止失去信心。无论在精读文件阶段，还是在反省解剖自己阶段，大家都能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触实际问题。因而，取得较好的效果。

　　为推动领导干部深刻反省，1943年5月，区党委书记黄敬发表著名的《整风随笔》。文中除反省自己以外，着重分析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危害。他尖锐地指出：在我们革命队伍里，虽然已经举起新民主主义的旗帜，然而我们还没有把封建思想遗毒完全肃清。在边区群众运动中，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作风还存在着，阻碍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在军队中军阀主义的残余还存在着；在党内还有家长制，压制民主精神；在待人接物中的宗派主义也存在着。这些都与封建主义有直接关联，这是边区在整风中应该仔细反省的一个问题。不久，区党委副书记张霖之发表《谈一谈边区党内在思想意识上所存在的不良倾向》一文，批评边区党内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的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雇佣观念和功臣主义。强调整风也就是要肃清这种非党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

　　其次，是边区各地区的县、区级干部及广大党员的整风学习。这些同志多在基层，处于各项工作的第一线，他们整风学习的好坏，成效的大小，对整个边区的工作影响极大。为此，区党委要求重视党员干部的学习，并指出，县级干部的学习，主要是以整风精神，求得对高干会议决议的深刻了解与具体运用；区级干部，主要是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并贯注以高干会决议精神及整风精神；对于敌占区、接敌区的干部学习，应当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干部水平及工作需要安排进行。

　　在县、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遇到的最普遍的问题就是“无人学”和“学不懂”。所谓“无人学”，就是指县级、区级干部和党员，他们战斗在第一线，加之流动性较大，多数同志很难留在机关坐下来学习。所谓“学不懂”，就是大多数干部和党员文化水平低，看不懂文件。针对这种情况，整风学习主要以定期的集体学习与上课讲授并重。

　　第三，是军队干部的整风学习。这一时期，军队系统的整风学习由于领导有力，干部自觉，因而开展得较好。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十二）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出后，冀鲁豫军区及时发出《关于整风学习的训令》，成立军直整风委员会，由军区党委会书记、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和政治部宣传部长姜思毅等具体负责。各部和军分区分别成立相应的整风组织，并根据干部不同的文化水平，划分为中心组和甲、乙、丙组。

　　1943年3月初，军区直属机关召开整风动员大会。会上，崔田民总结1942年以来边区部队整风学习的基本情况，检查了学而不专、读而不精或无笔记、不反省的偏向，以及不能保证每日2小时学习时间的问题。他要求“全体继续动员，不容一人留在学习圈外，不愿学习的劝他学起来，不精研的要他精研起来，不反省的请他反省”。规定除战斗或直接与战斗有关的情况外，每天一定保证2小时学习时间。整风学习以团、营以上干部为重点，以“经常上课和自习”为主要学习方式。会上，姜思毅对整风学习中如何精读、反省以及做笔记等问题作了辅导报告。这次会议，对军队干部及全边区的整风学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会后，各单位都逐步开始整顿学风的学习。

　　为搞好学风学习，揭发主观主义的病症，军直整风委员会于3月25日召开干部整风辩论大会。辩论的题目是：经验主义比教条主义好一点吗？到会干部100多人，分两个营垒，即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互相痛斥缺点，“激战达5个小时”。大会由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黄敬作总结报告。他指出，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是错误的思想方法。同时，他对理论与教条、经验与经验主义的区别，理论与经验、经验与实际的关系等问题，均作了详尽的讲解。最后，崔田民代表整风委员会，传达军区政治部不久前发出的关于《“五五节”三大工作的决定》，要求部队主要领导干部应进行整风学习总反省，按级审阅鉴定；团以上干部每人必须写一篇结合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报告；各类干部分别进行业务和文化测验一次。最后，崔田民要求各级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转变主观主义作风，遇事一要问问为什么，二要问问对不对，然后决定怎么办。这次辩论大会把军直干部的整风学习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整风学习中，军区领导以身作则。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给军分区、团级领导干部讲课，以自己的学习心得去启发、带动其他同志的学习，其认真精神及讲授内容的充实、生动，使干部深受教育。1943年5月25日，崔田民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写了《反对狭隘经验主义》一文。文章在列举军队中存在的狭隘经验主义倾向之后，指出“边区党内、军队内不光有狭隘经验主义，同时也有教条主义”，号召大家在整风中彻底清算这两种错误思想。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十三）

　　自军区整风学习的训令发出后，各军分区也先后成立中心学习组，并分别召开干部整风大会，动员与布置整顿学风的学习。第四军分区（直南、豫北）是各军分区整风学习的先行单位之一。司令员赵承金亲自在动员会上作反省示范，并下去动员督促整风；政治委员张国华等亲自到沙区召开团、县干部联席会，强调整风学习的重要性。在领导的带动下，第四军分区大部分单位的整风学习开展起来。

　　到1943年7月初，军直对整顿学风部分的文件大部学完，为更密切地联系干部思想与工作的改造，军直整风学委会发出关于《布置总结学风计划的训令》，强调思想方法与立场的联系，文件学习与工作检讨的联系。之后，各军分区先后进行整顿学风的学习总结，并开展时事教育、调查研究和坦白运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军队系统的整风运动。

　　经过1943年上半年的整风学习，边区绝大多数干部完成整顿学风部分的学习，检讨和揭发边区党内、军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倾向，克服某些错误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有所改进。但是，整风学习还存在不足，主要是对整风学习仍然重视不够，抓得不紧。这在客观上是由于边区战斗频繁、环境紧张，主观上则是对于整风的重要意义理解还不够深刻，在整风学习上缺乏系统的具体的领导。其次，是在学习中没能把精读文件、深入反省、检查工作3个不可分离的环节密切连接起来。因而整风不够深入，作风转变不太显著。

　　1943年8月初，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决定“自1943年8月1日至1944年8月1日为边区深入整风的一年”，要求全区党员干部对于整风学习的意义要有深刻和足够的认识，转变过去对于整风学习忽视或认为无关紧要的观点，加强整风学习的统一的系统的领导，并要求各级负责同志亲自指导，起模范作用。指示进一步强调指出：整风是建党的重要环节，是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有力武器，是中国共产党22年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创造。整风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转变作风，改进工作。

　　为加强对全区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区党委决定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委会”），区党委书记黄敬任主任。党、政、军各机关分别成立学习分会。区党委机关分会（包括抗联、文联、报社等学习小组）由张霖之任主任，军区机关分会由崔田民任主任，行署机关分会（包括各中学学习小组）由黄敬具体指导。各地委亦分别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由各地委书记任主任。下面根据干部不同情况划分学习小组。加强组织领导之后，全区整风学习出现新的气象。

　　8月31日，军区机关整风学习分委员会召开整风学习动员会，强调对整风的再认识。首先，整风学委委员、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姜思毅代表学委会作《军直上半年干部学习总结》，传达《区党委、军区直属机关今后整风计划》，布置下段军直单位具体的学习内容和要求。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辉球就开展整风运动的意义作重要讲话。最后，学委主任、军区政治委员黄敬作关于《整风中的三件大事——精读、反省、改造》的总结报告。

　　他说，整风中的三件大事，一是精读文件；二是自我反省；三是改造思想和工作。三者是不可分离的，也只有三者的密切结合，整风才能整得起劲，才能真正做到理论（精读）与实际（反省）结合，从而达到实践（改造）的目的。同时，黄敬还着重提出对整风意义再认识的问题。会后，军直整风学习进一步开展起来。

　　进入1944年，随着华北敌后战场对我有利局面的出现，冀鲁豫边区的整风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深入整风的阶段。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十四）

　　十、艰苦斗争，坚持水东抗日根据地

　　水东地区早在1925年8月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接着，出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7年5月，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河南，当地党的负责人领导睢县、杞县农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大革命失败后，虽然这里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但共产党人依然运用各种形式，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1937年春，中共河南省工委书记刘子久到这里正式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在这一地区创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斗争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河南省委派党的干部到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1月，在睢县成立中共豫东工委。不久，工委撤销，分别成立睢县中心县委、杞县中心县委和太康县工委。党在这里大力恢复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举办抗日训练班，筹建抗日武装，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3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代表、原杞县县委书记吴芝圃到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很快建立起以地下党员为骨干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同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在豫南确山县的竹沟组成1个连，由萧望东率领进入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不久，由沈东平率领的西华县抗日武装也进入该地区。这3支武装协同作战，一时声威大振。第三支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1938年9月30日，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370余人由河南确山竹沟出发，抵达西华县杜岗，与吴芝圃第三支队等汇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支队下分第一、二、三大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10月27日，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经西陵寺等多次战斗，打开豫东抗战局面。1939年1月，支队主力（第一、二大队）继续东进，转战永城、夏邑以至萧县、宿县等地，开辟了这一地区。到年底，游击支队改称为新四军暂编第六支队，发展到1万余人。第六支队在豫东、苏北、皖北地区打击日伪军，建立政权，初步创立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游击支队主力东进萧（县）宿（县）永（城）夏（邑）地区时，留在杞县的第三大队继续坚持当地的抗日斗争。他们一面与日伪军进行战斗，一面发展壮大自身力量。不久，建立了以地方知名人士为总团长、共产党员为副总团长的睢（县）杞（县）太（康）抗敌自卫总团，下设20多个分团，仅常备武装即达500多人。就在抗日斗争蓬勃发展之际，领导人相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豫皖苏区党委先后派韩达生、蓝侨、孔石泉继续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1940年1月，正式成立睢（县）杞（县）独立团，独立团采用适合平原游击战争的战术，偷袭、伏击敌人，拔除日伪军据点，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十五）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调集30多万大军向华中我军发动进攻，妄图首先消灭津浦路以西我军，尔后向苏北、山东进逼，把我军驱逐到黄河故道以北。豫皖苏地区之新四军第四师处于伪、顽军的夹击之中，形势不断恶化。因敌我力量过分悬殊，而我根据地尚不巩固，新四军第四师在经过多次艰苦的作战后，于5月被迫转移到皖东北地区。水东地区之睢（县）杞（县）独立团亦奉命东移。至此，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大部丧失，水东地区与新四军第四师失去联系。

　　在此情况下，睢（县）杞（县）太（康）地委书记韩达生领导睢（县）杞（县）独立团留下的两个连继续坚持斗争。这时，驻扎在新黄河西岸和黄泛区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师及地方顽军，与日伪军相呼应，不断向我进攻，制造摩擦。3月中旬，在日、伪、顽军夹击中，独立团留下的部队遭受重大损失。4月，韩达生等在梁寨又突遭国民党第八十一师偷袭，被俘后遇害。在这严重时刻，地委在杞县南部的申庄、纪庄召开扩大会议（称“申纪会议”），分析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着重研究如何坚持斗争和重建独立团问题。会议决定将留在睢（县）杞（县）太（康）的武装以及新从淮阳调来的武装统一组建为“水东独立团”，由马玉堂任团长，马一鸣负责地方党的工作兼独立团政治委员。“申纪会议”对坚持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申纪会议”结束不久，豫皖苏区党委任命王其梅为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马一鸣改任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水东独立团成立后，为戳穿敌人散布的谣言，智取西陵寺日伪军据点，出奇制胜，鼓舞了士气，安定了民心。随着斗争的开展，我活动区域不断扩大。

　　8月，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成立带有政权性质的“水东联防委员会办事处”，并相继建立杞（县）南、杞（县）北、杞（县）通（许）、睢（县）太（康）等分会。同时，在太康县西北部黄泛区聚台岗设立修械所、被服厂、船队、抗日中学和医院等。睢（县）杞（县）太（康）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困难中坚持斗争。

　　因水东地区党组织失掉同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联系，1941年7月，马一鸣越过陇海路封锁线来到冀鲁豫边区，报告工作，请求援助。冀鲁豫区党委、军区抽调30多名干部前去帮助工作，并由边区抗大分校帮助训练两批共70余名干部，还先后供给部分武器、弹药，帮助安设电台建立通讯联系。

　　1941年冬，王其梅等又前往冀鲁豫边区汇报工作，区党委、军区就如何坚持水东地区的斗争作了重要指示，并再次派干部前去。1942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水东地区暂归冀鲁豫边区领导。7月，冀鲁豫区党委组成以宣传部长张承先为首的巡视团到这一地区。在巡视团的指导下，地委在聚台岗召开会议，决定整编地方武装，并确定“巩固杞（县）北、发展杞（县）南”的方针。会后，我集中力量消灭杞（县）北残害群众的土匪薛汝梅部，打开杞（县）北的局面，改变了腹背受敌的状况。9月，刘少奇路过冀鲁豫边区时，指示加强水东地区的工作。1942年冬，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水东地区在未与中共中央华中局取得联系前，划归冀鲁豫边区领导。自此，水东地区成为冀鲁豫边区的一个正式建制单位。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十六）

　　2.采取正确策略，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水东地区划归冀鲁豫边区之后，冀鲁豫区党委于1942年12月27日召开水东工作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水东抗日游击根据地走向健全发展的起点。

　　会议分析水东地区的环境和斗争形势，认为水东位于陇海铁路南，新黄河以东，是一块三角地带，处于日、伪、顽、我各方几个战略区的结合部；对日军，是华北与华中派遣军的结合部；对伪军，是华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伪中央的结合部；对顽军，是第一战区与冀察战区的结合部；对我军，是华北与华中根据地的结合部。日伪力量在这里占统治地位，但主要集中在开封、商丘两大战略据点，内线力量并不强大，伪组织亦不健全，群众尚未被日伪军严密统治，且日、伪之间及伪军伪组织内部，均有很多矛盾。顽军的主力在黄河以西，此地主要是地方顽军和土匪占地扰民。敌、顽混处，造成了水东地区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因而群众迫切要求有一个较安定的环境。

　　会议总结水东地区过去的工作，认为抗战以来，水东军民经过积极斗争，创建了一块游击根据地，特别是在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东撤后，水东地区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在失去上级领导，环境极其艰苦，党组织和军队受到很大损失的情况下，独立坚持斗争，是十分可贵的。但由于长期脱离上级领导，与各邻区的联系亦被隔断，在日、伪、顽的不断进攻之下，我又处于劣势地位，加上主观方面某些原因，因而工作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全盘的计划；在执行政策上犯有某些错误；对创造活动基地认识不足，未形成可依据生息力量的地区。

　　会议认为，水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今后是可以坚持而且是可以发展的。因为敌人虽占据优势，但统治不普遍、不深入；顽军在群众中威信扫地，成为我发动群众反顽的有利条件；我拥有一支土生土长的同群众有联系的经过锻炼的武装力量，群众基本上同情我们，党组织质量较高，现在又加强领导力量，且有了边区党的领导，这些是水东抗日根据地赖以坚持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并求得发展，有决定意义的是斗争的方式和利用敌、顽矛盾的策略，会议认为正确的斗争方针只能是“隐蔽发展”。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进一步发动群众，使党、军队同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这里的群众生活十分困苦，谁能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谁就能站得住脚。所以，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安定社会秩序，领导群众自卫，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要注意团结社会各阶层人民，团结得越广泛越好，同时应注意将领导权掌握在基本群众手中。为了广泛团结群众，决定暂不实行减租减息和成立农会。

　　关于武装斗争，会议认为应以掌握敌、顽矛盾和自卫为原则。因为我居劣势，所以要发展，就不能去刺激敌、顽，而是要利用敌、顽之间的矛盾。这不能单纯依靠军事斗争，而应使军事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的后盾。需要打击顽军时，必须遵循自卫的原则。

　　关于政权问题，会议认为水东地区不能像其他抗日根据地那样搞党、政、军、民组织。已有的联防办事处是一种合适的形式，它将政权性、武装性、群众性融为一体，党又在其下隐蔽起来。今后主要是将这一形式很好地利用起来，一方面使它成为防止顽军、土匪扰乱，保障民生以及向日伪军作斗争的武装性组织；另一方面使它成为负责行政事务，负责军队供给的政权性组织；再一方面使它成为动员、组织群众的群众性组织。在工作过程中，要逐渐改造其领导成分，把基本群众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关于党的组织，会议认为要完全秘密化。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十七）

　　会后，区党委、军区任命唐克威为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并再次派遣部分干部加强水东地区工作。1943年元旦刚过，唐克威率领党、政、军、民干部100余名挺进水东。

　　1943年1月8日，唐克威等到杞县北与水东独立团一部会合，并在程寨击退日伪军的进攻。9日抵杞县南谷熟岗，与水东地委、独立团团部、联防办事处机关会合。之后，唐克威主持召开由各县级单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水东地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传达刘少奇和冀鲁豫区党委的指示，分析水东的斗争形势，号召发动群众，加强政权工作，进行隐蔽的、分散的游击战争。并提出“誓与水东共存亡”的口号。同时，强调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决定：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把联防委员会各中心分会改为办事处；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办事处主任兼县大队长，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区长兼区队长，县委和办事处直接负责武装工作。还决定，各县联防大队向敌占区征粮，动员、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以及积极开展“拥军优抗”的活动。谷熟岗会议全面贯彻冀鲁豫区党委水东工作讨论会精神，使水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谷熟岗会议后，水东地委、独立团领导成员各率部分人员分别到杞（县）南、杞（县）北、杞（县）通（许）边开展活动。唐克威和独立团团长林耀斌等率地委、独立团机关和1个连队留在杞（县）南。1943年2月1日，唐克威等被日伪军数百人包围于常营村，在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仅30岁。

　　唐克威牺牲后，由李中一主持地委工作，兼水东独立团政治委员。1943年春，水东地区出现严重灾荒，在韩岗、高阳、傅集以南尤为严重，群众东去度荒者成群结队，数百村庄，人烟罕见。为了度荒，整个春季，水东地委组织部队到敌占区去征粮。征来的粮食，一是解决部队、机关的吃饭问题，二是救济当地饥民。麦收将近，敌、顽准备抢掠粮食，因此，武装保卫麦收，成了当时的主要工作。三、四月间，独立团先后两次反击顽军。6月3日，打击到抗日根据地抢夺粮食的伪军孙良诚部。7月，击退出动抢粮的日伪军400余人。8月，又击溃由杞县出动抢粮的日伪军300余人。由于我积极打击日伪军和顽军的抢粮活动，保卫根据地人民的利益，所以受到人民的拥护。

　　1943年下半年，粮食问题基本解决，水东独立团一面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一面进行整军。地委组织力量，发动群众进行回地、赎人和反霸斗争。这些斗争的胜利开展，壮大抗日军民的力量，从而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坚持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并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密切同群众的关系，为水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十八）

　　十一、再次召开高干会议，总结根据地建设经验，提出新的斗争任务

　　1943年11月26日至翌年1月13日，冀鲁豫区党委在观城县红庙村召开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如果说1942年底的边区高干会议是转变方针、策略，扭转被动局面的开端，那么这次高干会议则标志着边区完成这种转折，即将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会议中，黄敬作《对敌斗争报告》，张霖之作《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报告，苏振华作《整风报告》，徐达本作《财政工作报告》，宋任穷作《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报告，最后由黄敬作《总结报告》。这些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1年来边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1943年是边区军事斗争获得显著成果的一年。全年共攻克日伪军碉堡、据点529处，比1942年增加427%，比1941年增加814%；收复、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4000余个村庄（不包括鲁西北）；缴获日伪军大批枪支弹药。结合军事斗争，开展对日伪军工作和建立两面政权也取得很大成绩。黄敬在《对敌斗争报告》中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基本上为两个因素所决定。第一个因素，在敌人方面，这一年重点放在整理内部与准备力量方面，这为我们的斗争提供了一定的机会。第二个因素，在我们方面，坚决地执行分散游击战争和拆散日、伪、会、匪、顽联合的方针，从而转变了边区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同时，我有力地反击顽军李仙洲部，粉碎其东进入鲁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但是，我们还存在缺点，黄敬指出，一是对敌斗争中依靠群众的观念还不明确，所以群众性不够广泛；二是游击区的工作还不深入不巩固，新开辟的游击区未能及时变成为根据地；三是虽然打开对伪军工作的局面，但对已同我建立关系的伪军伪组织人员，政治上的提高、组织上的掌握还不够；四是对顽军斗争尚存在许多弱点；五是建设小部队，大胆地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还不够。当然，这些弱点都是部分的，总的方面是成功的。

　　1943年是边区发动群众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一年。张霖之在《一年来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区党委将发动群众作为全区的中心工作，所以，民主民生运动从中心区的试点到全区面上的开展，生产自救在灾区的进行，都不同程度地发动了群众，调动了广大基本群众抗日、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在进行民主民生斗争中也巩固、扩大了群众团体，巩固、发展了党的组织，锻炼、培养了干部。广大群众的发动，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张霖之同时指出，在发动群众中尚有以下缺点：第一，对边区发动群众所处的时机、环境、特点、困难等估计不足。如对严重的敌情给发动群众所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对长期战争给群众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不够。第二，对包办代替给发动群众工作的危害认识不够。这主要是区党委的缺点。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十九）

　　1943年是边区党的建设的关键一年。由于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因而进一步加强了全党的团结，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由于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党员开始自觉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军阀作风，特别是克服轻视群众的观点。党的建设的加强，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民生运动和对敌斗争的顺利开展。但是，也还存在弱点。黄敬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在实行一元化领导中，仍然存在不良倾向。

　　总之，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是正确的，冀鲁豫边区依据上级指示制定的方针、策略也是正确的。1943年是转折的一年，是胜利的一年，是抗日根据地巩固、恢复、部分地区有所发展的一年。

　　会议在总结过去一年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团结全华北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1944年工作方针，结合边区情况，提出今后的4大任务：（一）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为完成这一任务，要充实主力部队，提高地方武装的质量，发展民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要依靠群众，加强对敌斗争中的各种组织工作，开展不间断的对敌政治攻势，切实掌握伪军、伪组织，把靠近根据地的游击区和敌占区变为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在根据地的基本区加强反“蚕食”、反“扫荡”斗争；要加强对敌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二）开展生产运动，进行大规模生产。（三）继续发动与深入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普遍地充分地发动起来。在发动群众中，要求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基本群众取得政治优势后，抓紧发展和巩固民兵，开展生产和教育运动；在改造农村政权中注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进行深入的整风与时事教育，审查干部，肃清党内不良倾向，严密党的组织，转变党的作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

　　1941年至1943年是冀鲁豫边区抗战史上最为关键的三年。三年中，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经过了下降、上升的过程，而1942年秋冬之际，是边区抗日形势恶化的谷底时期。在这三年中，边区军民经受最为严酷的考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仅成为华北平原唯一保留大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区，而且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进入新的大发展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年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敌进我进”，实行高度分散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平原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日益缩小情况下的正确的军事斗争方针。

　　实行“敌进我进”，即敌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时，我则反其道而行之，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这是变内线为外线，变被动为主动的有效的作战方针。实行“敌进我进”的适当的组织形式是小部队和武工队，斗争方式是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相结合，打击与分化瓦解日伪政权，建立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昆张支队、泰西地区、湖西地区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及其组织形式、斗争方式的正确，并丰富了它的内容。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六十）

　　（二）进行农村的经济、政治改革，发动广大农村基本群众参加抗战，是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环节。在平原地区尤其是这样。

　　根据地的巩固和加强，对游击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讲到：“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的中心是发动广大基本群众参加抗日，这在根据地日渐缩小之时，尤应这样。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中指出：“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这一点，对于平原根据地显得特别重要。山地游击战有山为依托，而平原游击战必须依托“人山”。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在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之初十分重要，在平原根据地被分割、压缩，乃至变质时，就更为重要。而动员基本群众参加抗日的关键，是在农村进行经济、政治变革，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旨在发动群众的民主民生运动和生产救灾运动，在边区虽然开展得晚了些，但获得了显著成绩，开始改变农村阶级间的权力关系，削弱了封建制度，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获得基本群众更广泛的支持，根据地由缩小走向恢复、巩固，乃至新的发展。

　　（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拆散日、伪、会、匪、顽的联合，是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的重要策略原则。

　　由于边区处于数省结合部，历史上形成政治上长期不统一，封建割据式的反动统治黑暗、野蛮；经济上落后，生产力低下；思想文化上闭塞、愚昧，从而在农村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这个阶层在近代或被地主阶级所利用，成为民团、联庄会的成员；或被军阀所征用，成为大兵；或自己组成绿林武装、土匪；或结成迷信团体——各种会道门。全面抗战以来，这些地方武装，有的投敌成为伪军，有的投靠顽军，有的被我改造，有的游离于三者之间，如何掌握和控制他们，成为我能否在边区坚持抗战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拆散日、伪、会、匪、顽的联合，其正确的方针，一是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以爱国主义的民族正气去克服他们降敌扰民的邪气；二是利用矛盾，打击最反动者，争取利用大多数。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抗日斗争代表正义，代表进步，我们高举这面大旗，就是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的根本保证。而且，伪、匪、会、顽之间是极不统一的，有时矛盾十分尖锐，这就便于我利用矛盾，拆散他们的联合。这样我就可以集中力量打击最反动者，对其他方面或联合或中立之，避免腹背受敌，多方面作战。最后，达到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对日作战的目的。

　　边区的伪军数量非常大，我对伪军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伪军，主要是从政治上瓦解，“不战而胜其兵”，争取伪军由为日军所用的一面派，变为既为日军所用又为我所用的两面派；再由两面派变为应付日军、支持抗战的一面派。打击，主要是打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以震慑反动者，争取大多数。对顽军要区别对待，原则是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反对其反共、降日。对土匪和会门，在根据地中是不允许他们存在的，在敌占区及接敌区，是掌握、利用他们去反对敌人，不让其危害人民。实践证明，只要正确掌握策略，利用矛盾，是能够拆散他们的联合，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站到抗日斗争方面来的。

　　来源：《冀鲁豫边区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