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贡献
来源：大众网   2017-12-19 11:36:23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共建立了大大小小十余块抗日根据地，如同灿烂群星，散落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些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按照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需要，依照统一的战略布局，通过艰苦斗争逐步创建、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的全局中，每一块根据地都有其独特的战略地位、作用和贡献，它们互为依托，相互支援配合，形成巨大、完整的战略链条，对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城镇、交通线形成了战略反包围。其中，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其优越的战略位置、地位，山东党政军民的长期艰苦奋斗，在全国战略全局中发挥了独特而巨大的战略作用，做出了无可比拟的重大战略贡献。择其要者，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党在整个敌后最完整、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战争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是党领导山东军民通过艰苦奋斗争取来的，作用是在艰苦奋斗中不断发挥出来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党组织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全省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开辟了广大的山地和平原游击根据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山东抗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专门设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出大批党政军群干部到山东，并派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两大主力部队相互配合，共同奋斗，创建、发展、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残酷复杂的战略相持阶段，山东军民咬紧牙关，拼死苦斗，山东抗日根据地虽大幅缩小，但依然屹立于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经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工作，到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彻底解决了统一战线中以我为主、游击战争的正确指导方针、党政军领导体制的统一以及群众工作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山东形势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形成了我党我军独撑山东抗战大局的局面。1944年后，山东军民发起气势如虹的6次局部攻势作战和五路大军大反攻，至1945年9月底，山东军民共计解放县城46座，沿海一线的烟台、威海、日照重要城市及鲁南重镇临沂等诸多城镇皆为我控制，胶济、津浦、陇海三大铁路线均被八路军切断，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的大城市处在广大解放区的重重包围之中，胶济铁路以北的胶东、渤海以及胶济铁路以南的鲁中、鲁南、滨海完全连成一片，山东全部基本为八路军所控制。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省政委会改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为主席。这是党领导的敌后唯一的省政府。山东省政府的成立，对战后政治形势的发展及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同样自1944年起发起季度攻势作战和三路大军大反攻，至1945年9月底，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平汉铁路，北连冀南达德石铁路，南与水东地区相接，八路军已控制县城75座以及纵横千里的广大农村，全区八路军主力及地方武装迅速壮大至10万余人。

　　八年全面抗战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作战7.8万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1万余支、火炮900余门及大量军用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日战争胜利时，山东解放区拥有2400万人口(如包括冀鲁豫区现属山东部分为3000多万人口，约占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实际控制12.5万平方公里区域(如包括冀鲁豫区现属山东部分约为15万平方公里，)，八路军主力部队达27万余人(如包括冀鲁豫区现属山东部分为33万人，约占全国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作为日本侵华重点地区，八年来，日军在山东犯下累累战争罪行，山东人民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平民伤亡高达600余万人，财产损失折合1937年币值约为847.65亿元。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作用和贡献，毛泽东、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因病逝世后，毛泽东在与人谈话中高度评价罗荣桓的同时，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战略地位及贡献作出基本概括：“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江南，都主要依靠山东。”“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注21)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抗战后期实现了党在山东的全面执政，新民主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全面展开，为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和建国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37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含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7年)。其中，抗日战争时期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阶段。究其原因，一是这一时期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反侵略斗争与阶级斗争、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交织并存;二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逐步成熟，党独立自主地提出了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三是按照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各大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并在局部执政的艰苦探索中取得了丰富经验和成就。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探索过程。毛泽东集中全党长期斗争经验和智慧，适时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国革命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观点。1940年1月，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并于2月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毛泽东从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和基本国情出发，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指明了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和社会主义前途，从根本上划清了旧式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决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注22)“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23)这一路线和纲领，简言之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在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中，就是放手发动、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

　　山东党组织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历史传统，就是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不动摇，不打折扣。毛泽东发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后，山东党组织立即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新山东”的施政纲领和口号，并在根据地建设中努力结合山东实际贯彻实施。特别是在1943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于学忠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离鲁后，山东党组织实际上取得了在迅猛发展的解放区全面执政的地位，根据地各项建设全面推进，成效斐然。

　　在政治建设方面：一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早在1940年就建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随后各级参议会逐步建立，职能逐步完善。各级参议会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较为完备的法律、法令、制度和政策规定，使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执政有法可依，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得以保障，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民主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二是在放手发动民众的基础上，山东抗日根据地组织建立了职工、农民、青年、妇女、文化教育、民众动员委员会、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各界别群众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最大限度地把各阶级、阶层民众组织起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抗战救国、实现建设新民主主义新山东目标共同奋斗，彻底改变了过去人民一盘散沙的局面。三是山东党组织高度重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过艰苦努力，按照三三制原则，逐步构建起省、战略区、专署、县、乡区五级政权架构，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政府职能分别设立民政、财经、文教、司法、公安、工商管理及政策调研等相应内设机构，同时着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多次大规模开展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使党的执政能够顺畅地一竿子贯彻到基层。

　　在经济建设方面：山东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根据地建设十大政策，高度重视和开展财政经济战线的斗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是深入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山东也和全国各大根据地一样，减租减息运动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化、工作逐步加强的过程。在根据地创建时期，山东党组织就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口号和政策。但是，由于认识上的不到位，战争环境的残酷，减租减息运动直到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后才大规模地展开。通过试点和持续不断地推动，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经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运动，共有1000多万亩土地转移到贫苦农民手中，千百年来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梦想初步得以实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抗日救国的政治意识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农村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初步的、革命性的变化，大大增强了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二是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和实力。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认真总结过去偏重财政税收开支、不注重发展经济的倾向，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动员根据地党政军民齐上阵，在减租减息运动的基础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罗荣桓、黎玉、萧华等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率先垂范，深入生产一线指导运动，并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山东军区部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战斗间隙积极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开盐田，办作坊，部队经费自给率大为提高。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扶持下，根据地农业、手工业、公营企业、军工各业并举，各种形式的农业变工组，农业、手工业合作社推陈出新，生产竞赛、创模运动如火如荼。大生产运动大大增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减轻人民负担，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熬过困难时期、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三是加强全省工商管理工作，开展货币斗争。在罗荣桓、黎玉、薛暮桥等领导下，山东政委会加强对经济战线的领导，转变工作思路，制定新的工作方针，成立了各级工商管理专门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制度，根据地内外贸易有了飞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良性发展。早在1938年，胶东就成立了北海银行，发行了北海币。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财经事业的发展，与日伪政权的货币斗争成为对敌斗争的焦点之一。1943年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总结货币斗争的经验教训，作出以抓货币斗争为突破口，坚持北海币为根据地唯一本币，将法币、伪币排挤出根据地的重大决策。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数十亿法币、伪币被排挤出解放区，北海币本币地位完全确立。货币斗争的完胜，极大促进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贸易的发展，稳定了物价和市场，保障了人民生活，同时也使广大人民群众高度认同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在文化、社会建设方面：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抗战事业，启迪民智、凝聚民心、革新民俗都具有重要意义。抗战以后，山东党组织始终把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特别是1943年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一是山东党组织加强对各级文协的领导，提出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使根据地数以万计的文协会员成为革命文化战线的尖兵。二是报刊发行、图书出版工作进一步发展。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行量逐年扩大，1944年达1.5万份。仅1945年山东根据地就翻印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理论著作及经济、文化教育类图书数百种。二是群众性文化活动空前活跃，各种专业剧团上山下乡为群众和部队演出;群众剧团、秧歌队、壁报组、读报组遍地开花，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且为百姓喜闻乐见，为宣传抗战、鼓舞斗志、移风易俗，起到了巨大作用。三是根据地教育事业大发展。根据地的教育主要分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两大部分。早在根据地创建初期的1938年6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就创办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即“岸堤干校”)。后来又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简称“抗大一分校”)、山东省抗战建国学院、泽东干部学校等干部院校，为山东抗战培养了大批党政军群干部。山东各大战略区也创办了各种干部学校。中华民族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即使在抗日战争残酷环境，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也是在坚持中不断发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自1944年以来，山东抗日根据地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以民校、冬学、识字班等为主要形式的群众性社会教育空前活跃。这种“庄户学”，提出“文化翻身”的响亮口号，把教育与减租减息、参军支前、政治教育、社会风俗变革等紧密结合，学政治，学文化，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另外，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卫生、战时邮政交通、民政、妇女解放、乡村基层治理等方面同样得到很大发展和进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时交通工作在整个抗战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犬牙交错的抗日战争中，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的战略是，以城镇为点，以铁路、公路为线，将抗日根据地分割为互不相连的小块，然后调动优势兵力加以“扫荡”，逐步蚕食，以期达到最终摧毁根据地的罪恶目的。由于山东的战略位置和地位，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点线分割、“扫荡”、封锁更加疯狂和残酷。打破日军的点线分割和封锁，使各根据地连成一片，始终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未实现之前，建立秘密交通线，确保人员、物资、战时邮政的安全畅通，就成为关系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大事。党中央高度重视战时交通工作，对此多次作出专门指示。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成立，就在沂水王庄建立交通总站。至翌年冬，形成以山东分局驻地沂南岸堤为中心、由南、北、东三条干线为骨干的交通网。1942年2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山东战时邮务总局，统一领导党政军各系统战时交通工作。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山东抗日根据地共建立战时交通干线12条，主要支线69条，根据地内交通点线密布，而且与延安党中央、北方局、华中、冀鲁豫、淮海、苏中的交通也保持畅通。为确保交通线安全，山东组织了大小不等的武装交通队，声名远播的铁道游击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一条条战时交通线，山东抗日根据地始终保持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全国各大战略区的联系，安全护送了刘少奇、徐向前、陈毅、朱瑞等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大批干部，向延安总部运送了约13万两黄金及大批文件、报纸、邮件等往来物资的安全。数以千计的秘密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身背重物，易服潜行，日夜奔走在山间田野，随时准备应对敌人的盘查和战斗。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山东共有200多名战邮战士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师哲回忆道：“1944年，我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时，碰到一位从胶东来的秘密交通员孙某……他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延安与胶东抗日根据地之间，担任秘密交通员，是一位十分难得的、令人敬佩的英雄”(注24)胶东与延安远隔千里之遥，中间还有日军无数道封锁线，山东秘密交通线的效能与畅通由此可见一斑。

　　在党的建设方面：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而党的建设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党中央在谋划抗战全局时，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8月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全国性大党的宏大任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命题，在全党发起学习运动。1939年10月，毛泽东把建党目标科学概括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将其称之为“伟大工程”。(注25)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空前大发展，至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增长十余倍，达到5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迅速从狭小地域和工作范围中走了出来，逐步发展为全国性大党。由于历史原因，山东党组织在抗战前长期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之下，领导机关迭遭敌人破坏，1933年冬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甚至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党的组织不健全，有组织的党员仅数百人，分散独立地坚持斗争。1936年5月山东省委恢复重建后，广泛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大力恢复发展各地党组织，至抗战爆发时，全省有组织的党员已发展到2000余人，约占全国4万多党员的百分之五，但仍远远不能适应领导山东抗战事业的现实需要。山东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把建党和创建根据地两大任务相结合，至1939年8月，全省党员人数已发展到5万余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着眼山东党建实际和中央关于加速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要求，确定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建党方针，至1940年底，形成了战略区党委、地委、县委、区乡党委、乡村支部较为完备的组织架构，党员人数在巩固中发展到11万余人，是抗战初期的50多倍。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山东党组织紧紧抓住发展、巩固党这个中心环节不动摇，以抓党建促进根据地各项事业。不断巩固和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党员干部教育体制，创办各级党校和干部学校，持续抓好党内教育和思想建设;开展基层党支部的整理和改造工作，夯实党的工作基础;加强作风建设，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开展“走一村，做一村”活动，成立各级党政调查研究机构;按照中央部署，认真开展整风运动，抵制了审干工作的错误做法，使山东全党实现了高度团结统一，极大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由74名代表组成的山东代表团作为大会8个代表团之一出席大会。大会主席台两侧悬挂着陕甘宁边区政府、山东解放区的贺幛，凸显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山东代表团副团长朱瑞在发言时指出：“山东是敌我斗争最激烈、复杂的一个地区，在抗战爆发以还，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组织即贯彻始终，以发动人民，联合友军，坚持抗战，解放山东为己责。经过八年轰轰烈烈的斗争，在山东绝大部分的土地上已建立起新民主主义解放区。”(注26)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山东党员总数已发展到20余万人(不含冀鲁豫区山东部分)，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六分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党组织在残酷复杂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奋起、壮大，在敌后建立起规模巨大、完整的抗日根据地，创建了一支三位一体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武装力量，建立起组织完备的党的各级组织和作风优良、执政经验丰富的干部队伍，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威望，成为山东抗战当之无愧的坚强领导核心。牢记并继续深入研究、宣传这段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认真总结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在抗日战争胜利70年后的今天，对于继续坚持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和教育亿万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接续奋斗，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后注释：

　　1、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3、参见《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6、《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7、徐向前、段君毅、王从吾、赵健民：《鞠躬尽瘁六十年》，《黎玉回忆录》(代序)，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8、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9、《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0、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11、《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页。

　　13、《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页。

　　14、参见《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16、《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35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21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233页。

　　19、参见《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20、(《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35页。①蒋，指蒋介石;②杨苏纵队，指冀鲁豫区由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的八路军第二纵队。

　　21、(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4页。

　　22、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23、《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95年版第124页。

　　24、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25、《<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26、参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