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经验的回顾及思考
来源：江苏党史   2023-08-26 09:05:00

　　从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苏皖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到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再到1940年10月华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创立，新四军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战胜了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击退了国民党顽军的军事摩擦，创造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凝结了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智慧，是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和传承这些经验，是我们后继者的责任。

　　一

　　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敌后、东进北上等一系列方针，是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根本。

　　(一)挺进苏南，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集中于安徽岩寺的新四军面临向何处发展的问题。陈毅积极主张挺进江南敌后，而项英主张向还不是敌后的苏浙皖边地区发展。2月14日项英将此打算致电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回复：“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毛泽东指定的上述地区完全在敌后，也完全脱离了国民党军的控制，有利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5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指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以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展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6月3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项英：“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区域，我军都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毛泽东连续给项英的三次指示，总的意图是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进攻徐州、武汉的有利时机，排除干扰，东进北上，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创建根据地，有利日后发展。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毅积极而坚决地率部向苏南敌后挺进。

　　6月17日，粟裕率先遣支队在韦岗伏击从镇江方向开来的日军车队，首战告捷，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此后新四军第1、2支队展开于溧水、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打击日军。至1938年底，新四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粉碎日军“扫荡”32次，开辟了茅山、丹北、句北、横山、溧(水)高(淳)等10多块游击基地，拥有人口40万，为创建茅山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同一时期，在江北的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皖中，开展游击战争。5月，4支队先遣队首战蒋家河口获胜，继之袭击和伏击日伪军，攻克日军占领的庐江、无为两县城，推进到淮南路以东开展游击战，经过半年作战，初步建立了皖中抗日根据地。9月，4支队一部进入皖东，点燃了抗日敌后游击战的烽火。

　　1938年新四军各部在苏皖地区广大农村，大力开展游击战争，连续进行大小战斗280余次，毙伤日伪军3200余人，严重威胁了敌人的交通线和指挥中心。日军被迫放弃小据点，集中兵力防守大据点，重新陷入防守点线的被动处境。

　　(二)东进北上，完成战略展开

　　1938年9月-11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要求迅速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会议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强调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东南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从组织上保证中央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

　　1939年2月，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到新四军军部进一步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作战方针。遵照上述指示，新四军各部冲破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限制，迅猛地向敌后挺进。

　　在江南，陈毅立即组织东进北上。向东挺进，即派叶飞率第6团东进东路(沪宁路东段)地区，5月，6团在武进与“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改称江抗第2路。5月下旬，江抗首战黄土塘，再战浒墅关，直抵上海近郊，上海市为之震动。此后，江抗与地方武装一起，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游击根据地。部队由东进时不足千人发展到5000余人。

　　1939年初，陈毅令第2团一部与管文蔚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控制扬中并向北发展。2月挺纵进驻扬中，4月进入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大桥地区，建立了江北桥头阵地。10月江抗主力西撤至扬中与挺纵合编，12月挺纵进至扬、泰地区开展游击战，粉碎了日伪军千余人的“扫荡”。11月，1团团部和2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地区发展，改称苏皖支队。1940年2月，在六合与挺纵梅嘉生部合编，随即与皖东5支队配合，在苏皖边界打开了新局面。

　　1939年11月，1、2支队组成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至1939年底，苏南部队由4000余人发展到14000余人，形成横跨长江两岸的有利态势。

　　在江北，1939年2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部进抵皖东;4月，军长叶挺北渡长江;5月，在庐江组建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6月在张云逸统一领导下，对江北部队进行整顿，整编后4、5支队随即挺进淮南津浦线两侧开展游击战争。4支队开辟了定远东南以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5支队开辟了来安东北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12月下旬，徐海东率领4支队粉碎了日伪军2000余人对路西周家岗的大“扫荡”。至1939年底，新四军江北部队由4000余人发展到8000余人，初步完成了在皖东的战略展开。

　　同一时期，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豫苏皖边区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初步打开了皖东北的抗战局面。

　　到1939年底，华中新四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完成了华中敌后战略展开的艰巨任务。

　　(三)开辟苏北

　　1939年，华中虽然完成了战略展开，但仍有广大地区有待发展，抗日根据地也有待巩固。加快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成为新四军亟待解决的一项战略任务。

　　11月，中央决定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进入华中，12月初刘少奇到达定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沿途刘少奇作了调查研究，考察了彭雪枫豫皖苏地区的工作情况。中旬，刘少奇召开中原局会议，解决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新四军向苏北突击的发展方向，并得到中央全力支持。但由于日军“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军事摩擦，1940年1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原局第二次会议，着重解决根据地建设的问题，使根据地的建设迅猛发展起来。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5支队由2000多人发展到6000多人，4支队也由4000多人发展到6000多人。

　　随着部队的发展，国民党顽固派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加紧了消灭新四军第4、5支队的步伐，或逼迫他们退往江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1940年3月4日，津浦线西反摩擦战役打响，4、5支队奋力作战，击退李品仙部等顽军的进犯，共歼敌2500余人，逼迫顽军与新四军和谈，达成“分区抗日”的协议。3月21日，韩德勤乘5支队西调，路东空虚之际，命令117师、独立第6旅等10个团1万余人，分三路向路东5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进犯。5支队留守部队只有1000余人，在敌我兵力十倍悬殊的情况下，5支队取得了半塔保卫战歼灭顽军3000余人的胜利，彻底打开了皖东抗日的局面。

　　此后，在中原局领导下，路东建立了天长、盱眙等8个县，路西建立了定远、滁县等5个县抗日民主政权，自主委派各县县长，并成立了区乡一级政府，路东、路西建立了联防司令部。到8月底，县、区武装发展到9000人，人民自卫军发展到近10万人。10月，日军集结1万多兵力对路东进行大“扫荡”，江北指挥部率部与敌进行了大小战斗65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保卫了根据地。到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运河以西、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大片地区。皖东根据地的建设对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四军在反“扫荡”和反摩擦的斗争中，抗日力量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淮北的抗日斗争。

　　1940年1月30日，在国民党顽固派制定“剿灭”新四军的方案中，确定了“对苏鲁异党部应严密制裁，相机铲除其根据地”，“将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的方针。

　　5月4日，毛泽东亲自拟稿以中央名义向东南局、新四军军分会，项英、陈毅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明确指示“新四军第1、2、3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陈毅接到上述指示后，立即召集县、团以上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参会者群情振奋，纷纷表示过去受国民党限制，新四军没有能充分发展，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并立即部署苏南的工作。

　　6月15日，陈毅决定部队移往苏北。这一断然抉择，对于打开苏北局面，发展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江南部队还没有北渡，江北的局势突然逆转，郭村战斗突发。5月17日，叶飞率挺纵返回江都途中，遭遇日伪军千余人“扫荡”，激战一昼夜，予日伪重大杀伤。部队转移到李明扬、李长江的防地——郭村休整。二李在韩德勤挑唆和威逼下，由中立倒向反共，向挺纵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挺纵坚守待援，在苏皖支队等部队支援下，击退其进攻。郭村战斗，是巩固苏北桥头阵地的第一仗，也是我军向苏北挺进的关键一仗。

　　6月28日，粟裕率领江南部队到达江北与挺纵和苏皖支队会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任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纵队，共7000多人。7月25日，苏北指挥部进军黄桥，转兵向东，打击日伪军，攻克靖江两个日军据点，并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苏北人心振奋，随即大力开展黄桥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与此同时，八路军2纵南下进抵淮河北岸。八路军各部先后同新四军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5纵队，以加强发展华中的突击力量，进一步改变华中的战略态势，沟通华中与华北的战略联系，并协助新四军发展苏北，建立了由北向南的前进阵地。

　　8月，为建设黄桥抗日根据地，苏北指挥部积极充实主力，整训部队，打击日伪。同时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团结抗日主张，制止内战。但是，韩德勤秉承国民党反共灭共旨意，一意孤行，采取“先南后北”的进剿方针，先集中主力进犯黄桥，消灭或驱赶新四军，然后移兵北上，聚歼黄克诚部。对此，苏北指挥部决定采取严守自卫、后发制人的方针。9月30日，韩德勤发动总攻，此时苏北指挥部只有3个纵队9个团共计7000余人，作战兵力仅5000人，敌六倍于我，形势十分严峻。为此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我们的部署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的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粟裕创造性地改首歼弱敌为首歼强敌，首先歼灭翁达独立旅，打开顽军中路的缺口，出其不意，打击顽军士气;再稳住其右路军李、陈部保持观望的立场。此举取得了奇效。

　　黄桥决战至10月10日结束，共歼敌第89军、独立第6旅和保安旅等部1.1万人，中将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时溺死河中，中将旅长翁达自杀身亡，生俘第33师少将师长孙启人以下官兵3800余人。10月10日，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第2团一部与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第1团一部在东台以北的白驹胜利会师。

　　中央书记处于10月17日致电：“此次陈毅、黄克诚两军大胜，苏北大部为我军占领并联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

　　二

　　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正确地开展反顽斗争，积极地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是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保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但是国共两党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因而具有不同的抗日主张和路线。同时，国民党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和军队，与共产党力量不平等、不对称，国民党常以“政令”、“军令”统一之名，限制、控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既有团结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对此，中央和毛泽东实行的是既团结又斗争，综合团结和斗争的政策，强调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战略进攻，实行政治诱降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出于对战争的失败情绪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将危及其统治的恐惧，逐渐改变了它在抗日初期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态度，转而对中共实行限制、控制甚至摩擦、剿灭的反动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要抗日就必须反顽，而反顽的目的是坚持抗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摩擦中心移至华中。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司令李品仙，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成为反共急先锋，先是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发展到对新四军江北和江南部队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必欲赶走和剿灭新四军而后快。

　　刘少奇进入华中，针对干部害怕统一战线破裂等诸多疑虑和困惑，向干部反复宣传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反摩擦方针，使干部弄清反摩擦对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为;认清不反顽，我们就不能立足，不能抗日，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不反摩擦，统一战线就不能维护，抗战也无法坚持的道理。同时，使干部明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反摩擦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通过上述教育，为迎击国民党大规模军事进攻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刘少奇还亲自指挥了半塔自卫反击战，获得了全胜，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反摩擦斗争作出了诠释。陈毅在七大的发言中说：“少奇南下，坚决以武装自卫击退顽方武装反共计划，为华中工作成败关键。”半塔自卫反击战是新四军首次大规模反击战的胜利，意义重大。陈毅高度评价说：“半塔守备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

　　争取中间势力，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的决定胜负的因素”。陈毅在发展苏北的过程中，始终把争取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时任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区正、副指挥，简称“二李”)作为一个战略问题。1938年10月，陈毅通过管文蔚、惠浴宇等人详细地了解苏北敌友我力量：日伪力量最强，韩德勤次之，二李第三，而新四军第四。还了解了二李和税警团陈运泰(其军官多属黄埔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与韩德勤的矛盾和利害冲突，创造性地制订了“灭敌、联李、孤韩”的策略方针。据此，为争取二李，陈毅三进泰州与二李商谈合作抗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使二李助我东进。特别是黄桥决战中，二李、陈运泰的右路军，消极观战，协助我集中兵力歼灭韩顽主力。黄桥决战胜利后，二李帮助我军与苏北韩国钧、朱履先等社会上层人士联系，与韩德勤开展和谈斗争，使韩陷入极端孤立。同时，黄逸峰与新四军组成的“联抗”部队，以中立面貌出现，稳定社会秩序，收容游杂武装和散兵游勇，成为我党领导的外围军。

　　陈毅争取二李、陈运泰等中间势力的成功，是黄桥决战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给予高度重视，指示“陈毅对两李及陈运泰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掘，广泛应用，以期各部分均能得到争取友军工作之最大成绩”。

　　1940年11月18日，陈毅向中央报告苏北统战工作，总结了争取“二李”的经验，“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各部深刻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

　　1940年11月，就争取苏北韩国钧的问题，中央指出，韩国钧等人士在地方有极大威信，他们代表地方民族资产阶级，与代表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集团有很大的矛盾，尤其对韩德勤不满,“我们如果以正确的政策耐心的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资产阶级以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作用”。中央还指出，尽力争取两李，“把他们对两李的政策作为争取江苏及华中各种其它地方军、杂牌军的模范”。

　　中央和毛泽东连续三次推广陈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给予陈毅统一战线工作以高度评价，表明这些经验对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三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不断加强以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建设，是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关键。

　　新四军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组成。为组建新四军，国共两党在新四军是否设置政治工作等原则问题上，经过反复谈判斗争。编成后，国民党军事当局给予整编新四军的番号，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和指挥。因此，新四军从建立起，就十分强调，决不能因建制和指挥的隶属关系而模糊或淡化新四军的政治面目，削弱了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

　　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当地的人民抗日武装纷纷要求编入新四军，对此新四军采取欢迎态度。其中管文蔚的江南抗日自卫总团人数最多，1938年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1939年9月陈毅在与管文蔚谈话中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同其他队伍区别在哪里?最关键的一条必须要实现党化。首先，党在部队中要有绝对领导权，不允许其它党派发展组织或进行活动;其次，党的支部一定要建在连队，连队的支部一定要保证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贯彻，保证上级命令和指示的正确执行;第三，连队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处处以身作则，以模范行为教育和影响周围的群众。”11月，挺纵成立了党委，各连队也随之成立了支部，并发展了一批党员。随着党组织的建立，挺纵的面貌得到彻底改变。此后挺纵转战大江南北，成为新四军能攻善守、骁勇善战的主力部队之一。

　　1940年6月，新四军第4、5支队分别召开党代会，提出部队“党军化”，从各方面加强军政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有针对性的加强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中心，是加强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有效措施。刘少奇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和与干部交谈，了解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战略发展的方向不一致。长江以北新四军来自各方，各有自己的发展方向，有的主张向西，有的主张向北，有的甚至主张重返江南。二是第4、5支队没有坚定而明确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创立根据地思想薄弱。三是在统一战线中顾虑太多，不敢超出国民党的意志去发展，丧失了发展机会。四是不敢反摩擦，怕反摩擦打不赢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受“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右倾思想的影响。对此，刘少奇旗帜鲜明的批判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及由此衍生的错误，如建军上的“精兵主义”以质代量，不准“招兵买马”，不准搞“人枪款主义”，不准扩大根据地，不准建立政权，怕国民党不承认不批准等等。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它不同意怎么办?这只能是自己把手脚捆绑起来，只要人民承认就是合法，就应该做。打日军要有枪，有枪就要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多多益善，有了兵，扩大了部队，就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要有政权，就可以筹粮、收税，部队也不用向“人家”讨饭。刘少奇的思想，通过各级组织传达贯彻下去，困扰干部多年的路线问题得到了解决。广大干部放下了包袱，解除了束缚，从而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作为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1939年7月，他作了《论共产党的修养》的演讲。演讲着重阐明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做起，强调“革命实践的锻炼与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每一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锻炼和修养”。毛泽东认为这篇演讲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要《解放》杂志尽快发表。这篇演讲对我们党的思想建设起了极大推动的作用，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

　　刘少奇还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注意重建或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强调恢复党内各种制度，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因此，新四军的党内民主风气比较好，无论作战或根据地建设，在党委内部有不同意见时，大家都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权衡利害，选择最佳方案，最终执行正确方案，这就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不断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