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来源：南京统一战线   2018-01-03 10:26:15

　　新四军的前身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部队里中下层干部主要以工农成员为主，知识分子相对较少。随着新四军组建后迅速奉命挺进和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军部党委和首长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红军游击队时期迥然不同。华中敌后战场的区域主要包括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和湖南、江西的一部分，其幅员辽阔、人口密集、物产丰饶，不仅是中国最繁华发达的地区，也是日伪方、重庆方及地方实力派与我方等军政力量的必争之地。刚刚组建的新四军不仅要承担日益繁重的军事作战任务，还要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动员工作，正确处理与当地开明乡绅豪族，以及敌友我之间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和吸收一大批有理想、有追求、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其在革命大熔炉中百炼成钢，共同担当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就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为此，中共中央针对八路军、新四军团结和联合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共同抗日做出明确的指示。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同年，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中强调：统一战线策略之一就是“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首次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提出对党外知识分子开展统战工作的目标和内容。由此，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指导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委不仅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团结华中敌后战场各党派、各阶层和各方面群众共同抗日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宝，也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集结党外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新四军以及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与发展的一面伟大旗帜。

　　(一)政治上对党外知识分子充分信任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如磁石一般吸引着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及其开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仅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而言，就既有来自延安等解放区的，也有来自沦陷区、国统区，甚至海外的一大批党外知识分子。由于当时敌我之间斗争十分复杂，有些同志对这些党外知识分子采取了不信任，甚至是怀疑的态度。为此，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政治报告中说：“对于许多热心抗战的青年以及愿意与我们共同抗日的各党派分子，绝不能因此(非中共党员身份)而对于他们有故意的怀疑或找借口清洗他们。只要他们真诚抗战而赞成统一战线，我们应以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从政治上争取他们与我们一同工作。”为此，中共东南局、新四军军部专门制定了“热情欢迎，大量吸收，关怀爱护，积极培养，严格要求，大胆使用”“去留自由，去时欢送，回来欢迎，仍然重用，并不歧视”的政策，要求各部队、各地区广泛结识、动员、吸收党外知识分子，从而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人才荟萃之师、贤达居留之地。

　　(二)工作上对党外知识分子大胆使用

　　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利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有利条件，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数次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他十分重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明确指出，吸收党外知识分子不是做点缀和当摆设，而是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为抗战服务。对此，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对参加革命队伍的党外知识分子将政治上信任，表现为工作上注重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充分量才使用，大胆委以重任。例如，当时作为党外人士的林植夫，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同盟会，后又担任国民党驻闽海军陆战队第1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等职。1938年，他作为叶挺将军的秘书来到了新四军军部工作。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同志了解到他日语水平好、了解日本情况、又有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工作经验，便向上级推荐还不是中共党员的林植夫担任新四军敌工部部长，并在工作中热情地帮助指导。事实是，林植夫同志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与期望，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他利用自己的专长优势，教育感化那些被俘和投诚的日军官兵先后组建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等组织，并在华中、苏北、苏中、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支部，有效地开展了对日军的宣传教育和争取瓦解工作。皖南事变中，他与叶挺将军等前去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无理扣押。他在狱中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抗战胜利后被释放出狱，经何公敢等人介绍，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福建地下民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历任福建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委主委等职。他在给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遗言中，要求他们能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好社会主义祖国。

　　(三)生活上对党外知识分子关心照顾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同志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依然尽力对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生活给予照顾和便利。例如，新四军团级干部的每人每月津贴费折合为4元，营连级为3元，排级以下仅为1.5元，而对于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工作的党外知识分子，则每人每月按十多元至数十元不等计发技术津贴，如著名的医学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沈其震，不仅担任新四军军医部部长，享受副师级干部待遇，每月还按规定发放一百多元专家津贴等。对于参加战地服务团的青年学生，则由军部首长特批，按不低于正排级干部的待遇发放军饷，即使在皖南事变后，重庆当局停发了新四军一切经费，这些规定依然延续了下来。这种善待与优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尊重与真诚，使他们从日常的生活中切身感受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激发了他们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奉献服务的热情与愿望，坚定了他们为抗战奋斗到底的决心与信心。例如，沈其震同志来皖南新四军军部后，先后动员多名医护专家来到华中抗战前线，参加新四军野战医院的组建，并冒着生命危险从沦陷区和国统区买来医疗器械、珍贵药品等，对一些如麻醉剂、注射液等难以获得的药品，药剂师们就根据配方，自己动手配制;没有细菌培养器和药丸制作机，医生们就自己动手做模型，再交给军工厂铸造。从1938年至1940年，新四军卫生部门还依靠这些党外医卫专家举办了6期卫生干部训练班，共计培训学员200多人分到各地前线，有力地维护了新四军的整体战斗力，改善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卫生保健水平。对此，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在参观后盛赞：“这里有一整套以世界一流医院为标准的工作制度，在中国军队的医院中堪称模范。”

　　(四)成长上对党外知识分子严格要求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方面，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们将这些党外知识分子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对他们热情服务，真诚相待，另一方面，也如同对待党内的同志和战友一样严格要求，教育引导他们自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锻炼成长。针对知识青年干部中普遍存在的轻视基层工作，轻视事务性工作，轻视劳动等问题，明确指出：“工农干部必须着重政治理论和文化素养的提高，知识青年干部必须诱导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实际锻炼。”要求各单位注意对知识分子新干部进行鼓励和帮助他们克服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使他们受到更多的锻炼，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新四军军部领导则安排他们首先参加抗大分校或教导总队培训学习，经受严格的军事生活锻炼，养成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能够经受任何艰苦环境的考验然后分配到机关、部队进行工作安排，在部署各部队各地区的中心工作时，还要求有意识地安排那些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到基层和一线中去接触群众，接受考验，增长才干。据统计，在残酷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作为骨干中坚力量的干部中约有60%都是来自沦陷区、国统区以及苏皖游击区和海外的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