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人民群众的幸福程度是衡量社会政治先进程度的重要标尺。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是抗日根据地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频繁激烈的战争条件下,抗日根据地政权仍把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同抗战的长远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正如陈毅1941年所说:“一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家生活初步改善,一面实施交租交息,使富人收入适时不缺。一面提高工人待遇,一面提高劳动纪律,使劳资双方都各得其利,抗战内部团结,在于维持其平。”通过实现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公平,调动了各阶级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战争情况下,还不忘为民兴利除害,彭雪枫带领军民挖新四沟、新新沟,消除内涝;宋乃德带领军民修海堤,避免海啸灾害;吕惠生主持无为黄丝滩修堤工程,解除水患;李先念带领军民开展“千塘百坝”运动,大兴水利。春耕夏种时节,组织换工互助,发放小额贷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老百姓遇灾荒,部队减少口粮,用省下来的粮食支援灾民。庞友兰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现以口伪、韩顽、共区三方面相比,以共军区域真能替人民谋幸福。”
人民拥护
人民群众拥护的程度是政治制度是否先进的标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是最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政权。党政军处处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造成了军政、政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鱼水关系。新四军给敌后人民的见面礼,是严格执行“三不(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纪律。人民群众流传“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到敌后建立起军民一体抗战必胜的希望和信心。新四军能为老百姓舍生忘死,老百姓能为新四军毁家纾难,形成了军民相互依存、同甘苦共命运的亲密关系。鱼水亲情,随处可见。敌人来“扫荡”,部队首先掩护人民群众撤离隐蔽;人民群众把奄奄一息的新四军伤病员背回家,冒着生命危险悉心照料,养伤治病。在敌人搜查的危急关头,乡亲们认共产党-部和新四军战士为“儿子”、“丈夫”,甚至舍弃自己的亲人来掩护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干部。新四军、抗日政权是人民群众的靠山,人民群众是掩护新四军、地方干部的“青纱帐”。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民主,吏治清明,重视民生,人民拥护。在当时中国国土上,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和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制度无疑是最先进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在苏北抗日根据地考察后,激动地说:“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因为新中国的雏形在苏北、在陕北和其他一切根据地里形成了。”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试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为解放战争开辟新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准备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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