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二）
来源：新四军研究   2018-01-03 10:53:28

　　6.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接受各种国际援助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这是宋庆龄为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办的一个组织。发起人有宋庆龄、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英国教会驻香港主教何明华，还有冯玉祥、孙科、宋子文、颜惠庆等一批著名人士。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是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爱国华侨邓文钊除担任委员会委员外，还兼任保盟的司库，他倾其家资以支援抗战。

　　保盟成立后，各国援华团体和华侨社团纷纷与其建立联系，香港地区的救援组织更是积极配合保盟展开工作。保盟还在上海设立了分会组织，并作了大致分工：保盟香港总部负责支援八路军，保盟上海分会负责支援新四军。作为上海分会负责人之一的耿丽淑出色地开展了工作。耿丽淑是一位出色的美国妇女，原名塔利塞·格拉克，1926年被派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在上海，她结识了宋庆龄，并参加了驻沪外国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保盟上海分会建立后，像一个物质“中转站”，将保盟总部运抵的、外国友人援助的医药、后勤物质，分批、分段地秘密运往新四军根据地。在耿丽淑的影响下，女青年会里其他外国妇女也热心支持新四军抗战秘密进行救助活动。

　　1938年秋天，根据叶挺的安排，沈其震前往香港，向宋庆龄提出希望保盟提供药品和医疗器械。沈其震返回不久，新四军就得到一批上海转运来的医用物品和其他物质。

　　1939年4月，沈其震写信向保盟反映，新四军后方医院新建了可容200名伤员的病房，“由于天气炎热，需要单人蚊帐和奎宁等药品”[16]。宋庆龄闻讯后，答应尽快帮助解决，并建议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以便更多地争取外援。由此，在皖南山区建立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根据保盟中央的指示，保盟上海分会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慰问团，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和2000个消毒包等前往新四军驻地。

　　同年5月，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前线医院急需毛毯，便向海外侨胞发起募集“两万条毛毯运动”，以帮助新四军伤员、士兵抵御严寒。经过半年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该运动得到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广泛支持，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际游人和侨胞纷纷捐助毛毯和资金，如悉尼的3个华侨团体，便捐献了2200条优质新毛毯。2万条毛毯的捐助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支援新四军的物质，从香港运到温州，先用卡车运到宁波，到没有公路的地方，就组织人肩挑人扛到皖南。这个工作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负责。上海分会是直接将物质送给新四军。

　　1939年冬，叶挺在沈其震的陪同下，到香港向宋庆龄致谢。宋庆龄在住所接待了叶挺，他们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宋庆龄介绍了保盟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而开展的各项活动。她还亲自到仓库与工作人员一起对支援新四军的物质进行分类、点数和登记。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就收到了这批珍贵的军需物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宋庆龄指示：“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连续发表《中国的新四军》、《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等文章，揭露了事变真相，赞扬新四军的业绩。她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禁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7]不久，陈毅、刘少奇派沈其震再度去香港，向宋庆龄汇报新四军重建军部和新四军亟待得到外援等情况。随后，又有一批药品等物质宋抵新四军防区。1941年底，宋庆龄等保盟总部负责人在香港沦陷前撤到重庆。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制约，保盟工作从此陷入困境。保盟上海分会的工作持续到太平洋战场爆发。

　　7.组织朝鲜青年成立为抗日工作

　　1938年7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移驻武汉的朝鲜各抗日团体联络、协商，成立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吸收朝鲜各在华团体参加，并在汉口成立了“朝鲜战地服务团”，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朝鲜抗日志士又于同年10月10日成立“朝鲜义勇队”，以开展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

　　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强行征集朝鲜青年，以武力驱使其到中国战场上作战。在日军部队中，日本军人虐待和压迫朝鲜士兵，反抗者往往被任意处死。因此，朝鲜籍士兵对日本侵华战争总是坚持不合作态度，不甘为日本侵略者卖命。他们与新四军作战时，或是消极作战，或是消极作战，或是寻机逃离日本投奔新四军。在新四军的帮助教育下，很快成长为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们多从事日文翻译，或开展对日军的政治宣传。

　　1941年前后，华中境内的新四军各部队中的朝鲜籍战士日益增多，仅在三师和苏北根据地的朝鲜抗日志士就有王信虎、金锡润、李成镐、卢希弼、李曰溶、安国柱、李德武、金安文、崔树健等。1942年春，陈毅对新四军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和三师师长黄克诚等人说，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军，必须执行中央的统一战线指示，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并且要和受日本奴役的东方弱小民族、殖民地人民紧密团结，并肩作战。他要求黄克诚认真做好三师部队中朝鲜同志的统战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自身在中国抗战中的特殊作用。

　　根据黄克诚的指示，三师敌工部与王信虎、李成镐等酝酿筹建“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组织。

　　王信虎，本名金雄，1914年出生于庆尚北道。30年代初来中国。1933年考入中央军官学校，改名为王信虎。1937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10月，作为军事教员随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苏北。新四军第三师组建后，他在师敌工部工作，主要负责侦察、审俘、破译等工作。后来，他曾担任过新四军三师八旅作训科副科长、科长、团参谋长和抗大五分校教育长等职务。在苏北期间，他参加过盐阜地区反“扫荡”作战，黄营战斗、单家桥战斗，以及讨伐伪军徐继泰等战役战斗。他还翻译过日军的《步兵射击教程》，作抗大第五分校的教材。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新四军三师政治部的指导下，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于1942年5月14日在阜宁成立。三师领导人黄克诚等参加了“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成立大会。大会推举王信虎为会长，金锡润、李成镐为分会委员。会议通过致陈毅代军长、三师师部和盐阜区行政公署的信，以及苏北分会成立宣言。苏北分会的成立，标志着在苏北敌后增添了一支新生的国际抗日队伍，在华中敌后战场上，朝鲜人民的抗日援华斗争也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5月20日，陈毅给王信虎、李成镐等发来贺信，表达了对朝鲜抗日志士的殷切期望。1942年6月1日，《盐阜报》全文刊载了陈毅的贺信。

　　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成立不久，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延安召开大会，决议将青年联合会改称“朝鲜独立同盟”。苏北分会随之改称为朝鲜独立同盟苏北分盟。

　　新四军一师中的朝鲜抗日志士于1943年底建立朝鲜独立同盟苏中分盟。苏中分盟负责人之一是程叶文，他曾在苏联西伯利亚上过学，后到中国上海当日文教员，继又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先在四分区工作，后担任了新四军某部敌工部长。

　　活动于淮北、淮南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内的朝鲜志士，也先后组建了朝鲜独立同盟组织。华中敌后的朝鲜人民反日斗争初具规模后，根据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指示，1944年初，朝鲜抗日组织，在淮北半城召开朝鲜独立同盟第二次盟员大会，决定以苏北、淮北分盟为基础，建立“朝鲜独立同盟华中分盟”，同时组建朝鲜人民的抗日武装——“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队”。淮北区各界代表及反战同盟淮北支部负责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华中分盟在努力争取日军内朝鲜籍士反正的同时，大力开展敌占区朝鲜同胞的工作，不断发展和壮大朝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在成立大会上，四师师长彭雪枫应邀做了《中朝两民族携手并肩作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同盟章程及斗争纲领，公推李成镐为华中分盟主任，并兼任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队队长，金润锡为支队组织委员，孙达为支队宣教委员。在义勇军华中支队建立过程中，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各界予其以大力支持，提供了必要的武器和装备，华中支队在成立之际。特发出《致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他们把根据地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表示要与新四军一起保卫抗日民主政权，打倒日本强盗。

　　朝鲜抗日组织成立后，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对日本军队中的朝鲜士兵、沦陷区朝鲜同胞的宣传争取工作，促进朝鲜同胞的觉悟与觉醒，朝鲜青年朴正龙等受抗日组织的宣传，几经周折，冒险从敌占区上海投奔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就是突出的一例。

　　1944年1月，朴正龙、李钟圭、黄灿健和李致浩4人从上海逃出的朝鲜青年来到阜宁益林。他们在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先后流亡到上海。但上海亦在日寇的蹂躏之下，沦陷区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们打听到苏北一带有朝鲜人组织的抗日武装队伍，便于1月初离开上海，一路上躲避过敌人的盘查，终于来到新四军中。其后，4名朝鲜青年被护送到新四军三师师部。三师和朝鲜独立同盟苏北分盟、日人反战同盟苏北支部分别召开了欢迎会。

　　1944年2月，4名朝鲜青年被批准加入新四军。他们发表宣言说：“我们4人从充满着矛盾和欺骗的腐败社会里逃出来，决心和敌人无情斗争到底，扫除社会上的污浊!”[18]

　　朝鲜抗日组织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发动对日本侵略军的政治宣传攻势。针对日军中有许多朝鲜士兵的情况，及自身大都精通日语等特点，他们通过散发日朝文传单，在战场上用日朝语喊话等形式，宣传侵略战争的失败主义，瓦解敌军的作战意志，削弱其战斗力，并策动日军中的日本、朝鲜士兵在战场上倒戈、逃跑，或在日军内部集合同志，秘密建立反战团体，煽动厌战、思乡情绪，对侵华日军发起有力的政治攻势。

　　朝鲜抗日组织常常深入敌占区或在敌人可能经过的地区，在树木、电杆、桥梁、岩石、庙宇上涂写标语，并在日军驻地、据点附近大量散发《告日军士兵书》、《告朝鲜籍日军士兵书》等日朝文宣传品。除印发传单宣传品外，朝鲜独立同盟的一些分盟还组织出版了定期的朝文报刊，如淮北分盟的《反日的呼声》报等。朝鲜抗日组织还经济协助新四军中日人反战同盟的工作，为其印发传单，制作用于政治宣传的“慰问袋”等。在阵前喊话方面，战斗发生前，他们向日朝士兵宣传战争的痛苦及为日本军阀流血战死无任何意义，以动摇其作战意志;当日军被包围或新四军向敌阵地发起冲锋、攻击时，则宣传中国抗日军队的英勇顽强、敌军的孤立及中国共产党宽贷俘虏政策，以震慑敌军，促使其缴械投降等。朝鲜抗日组织还积极配合新四军敌工部、武装宣传队及日人反战同盟组织深入伪化区、敌占区开展对敌武装宣传攻势。所有这些活动，都收到极好的效果。

　　在朝鲜抗日志士的宣传鼓动下，许多朝鲜日军士兵千方百计地摆脱日的束缚，投奔新四军和朝鲜抗日组织而来。1943年6月，朝鲜籍士兵陈炽成、孙垄挣脱了日军的追捕，从运河线上某日军据点逃出加入了新四军。1944年夏，驻淮安日军某部朝鲜籍士兵孙秀峰等2人从城内逃出，投奔了新四军。1945年初，在新四军五师敌工部和在该部工作的朝鲜志士宣传的影响下，在日军中服役的朝鲜士兵成批逃往边区，加入五师战斗行列。鉴于朝鲜战士日渐增多，在五师敌工部的指导下，朝鲜战士组建了朝鲜义勇军，以金勇男为队长。1945年1月中旬，南京日军某朝鲜籍士兵金海钟等6人，偷渡长江，向六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投诚。同期，南通地区汇龙镇日据点朝鲜朴山雄汉、王丽贵等4人因受朝鲜抗日组织的宣传影响，分两批逃出敌据点，投奔新四军。同年4月14日，朝鲜籍青年金红凤、郑一平携手枪两支逃出淮安城。他们被送至新四军一师师部后，发表公开谈话：“日寇对朝鲜人一贯采取怀疑、监视与压迫手段，要我们像走狗一样替他们做事，封锁一切消息，欺骗麻醉我们。最近我们偷偷看到新四军和朝鲜独立同盟散发的宣传品和‘通行证’，们才得知盟军在琉球登陆、小矶内阁下台]日本国内一片混乱等情形。日本是必败无疑，我们觉得前途暗淡，所以拿着你们散发的‘通行证’来参加新四军。”[19]

　　独立同盟成员多为义勇军一员，义勇军是一支特殊的从事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队伍。在平时，主要进行对敌政治宣传工作;在战时，则一边进行对敌宣传，一边配合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对敌作战，取得了许多战果。如1943年春盐阜区“扫荡”斗争中，苏北分盟成员积极投身新四军和盐阜人民的反“扫荡”作战;同年，在苏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中，苏中分盟成员积极配合新四军和地方民兵作战。

　　朝鲜独立同盟和义勇军成员，大都精通日语，对于新四军所俘日籍士兵，朝鲜抗日志士积极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工作，使其转变敌对立场，激发起反战意识，帮助其创建反战进步组织。反战同盟淮北、苏北等支部在建立过程中，均得到朝鲜抗日志士的帮助。

　　1943年前后，朝鲜抗日组织针对日本法西斯不断派遣特务混入新四军和根据地内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积极协助新四军方面对一些新来人员进行甄别、审查工作，清查出了一批坏人。

　　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了对朝鲜抗日志士的教育培养，目的在于为朝鲜人民革命准备一批骨干力量，适应战后朝鲜革命斗争的需要，先后在各根据地开办了朝鲜学院参加的学习班和训练班。在华中地区，1944年底，苏中分盟的12名成员和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30多名成员被送到苏中公学学习，编队成立20队，对外称“国际兄弟队”，由政工科副科长李得武任队长。由于战争的环境，流动性大，国际兄弟队的地址不定，先后住过建湖县肖家庄、淮安县的留均沟、宝应县的钱家庄等地。1944年底前后，新四军第三师新开办抗大五分校，设有外籍学员班，其中朝鲜学员多达120多人。学习内容一般为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通过学习和亲身实践，朝鲜籍学员们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加深了对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关系的认识，认识到朝鲜人民革命斗争任重道远。

　　在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在宣传和发动民众抗日方面，在新四军部队的日语教学上，他们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积极作用。1945年夏，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各分盟也纷纷发表通电、声明，声援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阴谋。他们还以切身体会告诫人们，朝鲜灭亡主要是因朝鲜内部不团结，统治阶级屈服妥协所致，今日中国反动派的行为亦与当时朝鲜民族败类一样，欲陷中国于亡国的地步。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帮助日寇灭亡中国的无耻行为。

　　1945年8月10日、11日，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接连发出战略大反攻的7道命令，其中第六道命令指出：“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地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朝鲜之任务”。[20]据此，华中解放区各朝鲜独立同盟及义勇军亦先后告日军官兵、朝鲜籍士兵及朝侨的通告或通电，要求所有敌军内部的朝鲜士兵，不管长官有何命令，应立即携带武器，向附近地区新四军和当地抗日政府投降。同时，号召朝鲜同盟打回朝鲜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各分盟和义勇军华中支部还赶印了大批日朝文宣传品，随同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开赴前线，发起对侵华日军最后的政治、军事攻势。在前线，朝鲜战士向被围困的日军散发了大量敦促其投降的通牒，组织火线喊话。1945年12月，新四军发起了攻打高邮的战斗，在扫除外围各据点后，积极准备攻城，朝鲜独立同盟苏中苏中分盟成员配合攻城部队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同时，朝鲜抗日组织还协助新四军开展了对日俘的安顿、教育和遣返工作。

　　华中分盟主任、义勇军华中支队队长李成镐在淮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朝鲜独立同盟延安分盟和中共方面于1945年8月召开追悼会，沉痛悼念李成镐烈士。

　　8.吸引国际人士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

　　(1)尤恩参与新四军的医疗工作。1939年初，加拿大人琼·尤恩(中国名字叫“于青莲”)来到云岭军部。七七事变后，美国、加拿大共产党组织决定联合组织一支援华医疗队去中国，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1月，尤恩作为“加美援华医疗队”的一员，随队从温哥华乘船前往中国，其他成员还有白求恩、帕森斯等人。4月初，尤恩随白求恩来到延安，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们。9月中旬，她因患严重的脚气病，前往香港治疗。后来，她从香港到达上海时，收到史沫特莱的求助信，请她帮助将新四军亟需的一批药品由上海运送到皖南，她义无返顾地接受了这一特殊使命。她将医药器材安全地护送到小河口的后方医院，受到了陈毅和史沫特莱的热烈欢迎。史沫特莱告诉她，新四军缺少医护人员，叶挺军长也希望她留下来帮助新四军开展医疗工作。尤恩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尤恩见新四军后方医院合格的护士不多，便向叶挺建议开办护士训练班，得到了叶挺的支持。尤恩除参加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护理外，每天都要承担几个课时的训练班教学。训练班开办不久，尤恩就发现这些学员不仅文化基础差，而且连简单的人体生理常识都不懂。她就要求解剖死亡病员的尸体，以纠正学员的错误认识。但叶挺从中国人习俗和对死亡抗日战士的感情出发，给予了断然拒绝，但答应可以弄一具日本兵的尸体。尤恩起初认为，这是叶挺在搪塞，因为日本军队除非是战得一败涂地，否则是不会遗尸战场的。于是，她就和几个大夫常在夜间去附近的乱坟岗掘死人的骨骼，但多日也没有找到一具合用的。其实，叶挺对此事十分重视，他特地指示三支队领导人想法尽快弄一具日本兵的尸体。其实，叶挺这样做也是有悖新四军纪律规定的。新四军纪律规定：对敌军遗尸一律掩埋，并树木牌或明显标志，以示人道。叶挺反复考虑，为训练班提供日本兵遗体，也是用于和平目的，才做的决定。不几天，三支队的战士从战场上真的抢来一具日本兵的尸体，连夜送来，尤恩见到十分高兴，对叶挺钦佩不已。

　　1939年5月底，训练班第1期学员毕业，叶挺和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都赶来祝贺，对尤恩表示衷心感谢。6月初，叶挺要尤恩去上海募集资金和药品，但尤恩到达上海后，日军就注意了她的行踪。尤恩还得到消息，从上海到皖南之路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无奈之下，尤恩只得于年底返回加拿大。

　　(2)罗生特在苏北的医疗活动。1928年，犹太裔奥地利人罗生特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8年冬，他因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而被德国当局逮捕，几个月后被驱逐出境。随后，他来到中国，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一个小诊所，以维持生计。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与日伪的战斗加剧，伤兵增多，但部队缺医少药。新四军军部急电在上海活动的新四军卫生处处长沈其震，要求他火速动员一批医护人员，筹集药品到达苏北。经希伯的介绍，沈其震在外侨中找到了罗生特，罗生特决心奔赴苏北敌后。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人员的安排和掩护下，罗生特带着一大箱药品器械，扮成德国传教士，由海路抵达苏中新四军一师的控制区。不久，他顺利地到达盐城，刘少奇、陈毅等前往军部招待所，看望了罗生特。陈毅对罗生特说：“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欢迎罗生特先生不远万里而来，为了抗击日寇，搞好本军医疗卫生工作，深望先生贡献才华。”[21]

　　根据陈毅的指示，罗生特被安排在军直医院工作。为了罗生特更好地开展工作，新四军军部为他配了一匹俘获的大洋马，陈毅还送了一支比利时制造的马牌手枪。罗生特到新四军工作不久就发现医务人员严重不足，需要尽快培养一批医务人才，便向陈毅和新四军卫生部建议开办一所培训医护人员的专门学校。陈毅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聘请他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派人协助卫校的筹建工作，不久即建起华中卫生学校。学校开办后，罗生特定期到学校上课，从医学基础理论讲到生理解剖，从内外科、药理、护理常识讲到战场救护，他都精心讲解。在他的帮助下，学校很快就培养出一批亟需的医护人员，充实到新四军各部队。

　　1941年夏，日军对盐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军部撤离盐城时，为了保证罗生特的安全，陈毅特意让罗生特乘军部的小汽艇先行撤退。军部转移到阜宁陈集停翅港后，物质条件很差，陈毅特别指示后勤供应部门专门给罗生特配给了一些面粉。罗生特有吸烟的嗜好，又给他增加了适当的津贴。为便于他行军和出诊，陈毅送给他一匹缴获来的大洋马。部队一旦从敌人手里缴来香烟、咖啡、食品罐头等，陈毅也总是先派人给罗生特送去。

　　新四军领导人的关怀感动了罗生特，他诚恳地希望领导不要给他特殊的待遇。他常说：我来这里是帮助消灭法西斯的，不是为了享受。发给他的津贴，他总是拿出来买营养品送给新四军伤病员。配给他的马，行军时，他总是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士骑，自己则坚持和新四军战士同甘共苦。罗生特在军直医院工作期间，表现出了极端负责的精神。

　　罗生特常去新四军各部巡诊。每次得知罗生特到三师后方医院，师长黄克诚总要热情地来看望，不止一次地感激他为三师卫生工作所作的努力。陈毅慰问伤病员、战场考察时，总带着罗生特一同前往。陈毅多次对人说：“罗生特是我们新四军的光荣!”新四军战士则称罗生特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22]

　　罗生特也热心地参加根据地的其他抗日活动。苏北文化协会在盐城设立时，陈毅特邀罗生特讲话。罗生特作了《关于欧洲文化》的报告。在苏北期间，他还创作了不少抗战的文艺作品，如歌曲《反法西斯进行曲》、诗歌《我们是中国青年》、通讯《仇恨的郁积》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

　　罗生特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事迹有一定了解后，对国民党和国外反动分子歪曲污蔑新四军的言论十分愤懑。他打算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把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和在敌后抗日的事实真相告诉世界人民。1942年初，他在淮南一带巡诊时，写信给陈毅谈了自己的打算。陈利大力支持，感谢他对新四军的帮助，更愿以同志的身份帮助他完成这部著作。

　　新四军领导人十分关心罗生特的政治上进步。陈毅多次找罗生特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等。1942年秋，经陈毅和钱俊瑞介绍，罗生特产生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陈毅得知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肾病严重，派罗生特前去医治，从此罗生特离开了新四军。

　　三、国际友人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持及其影响

　　新四军积极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进行合作与交流，国际社会对新四军抗战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财力和物力上大力支援新四军抗战

　　由于新四军海外统战工作的成功开展以及新四军抗战功绩影响的扩大，华侨和国际友人对新四军的抗战事业进行了热情的帮助，在财力和物力上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给予支援。1938年初，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援四委员会”，发动马抗会员直接捐助支援新四军，其款项即经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转送。

　　新四军初创时，通讯设备缺乏，经费困难。叶挺军长派军部第三科科长胡立教到上海、香港，通过宋庆龄、廖承志，把华侨捐赠给“保盟”的一笔捐款取出，购买了一批元件、器材和电话机，建立了新四军军部电台，随后各支队、独立行动团也配置了电台和电话通讯设备。这对于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四军军部的一部性能先进的收发报机和一套工艺精密度堪称一流的印刷设备，是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捐赠的，当时军部和延安通电都是靠这部收发报机。[23]

　　1938年10月，南洋45个华侨团体的164名代表开回，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由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担任主席。在美洲，也成立了由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领导的纽约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他们筹集的资金，有一部分是用于支援新四军的。

　　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就向新四军捐助了大批药品、被服等物品，还用自己的稿费为新四军教导队女生修建了浴室。广大华侨除捐款外，还募捐了大量药品、医疗器械、服装、汽车等各种物质支援新四军，1938年8月，马来亚50名侨胞筹款购买了两辆救护车和一批急需药品，组织汽车司机和特务团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其中一辆救护车和两名司机用于支援新四军。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曾汇款到香港，交给宋庆龄和廖承志，“再由他们转交给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24]他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台救护车和大量药品。

　　1939年2月，南洋惠侨救乡会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了进一步支援祖国抗战，大会决定发动第二期募捐，并明文规定把华侨募捐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会后，南洋各地的惠属侨胞热烈响应，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捐献热潮。

　　1940年9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委托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艾黎，带回国币11.19万元，赠予新四军。

　　华侨和国际友人在物质和资金方面对新四军的支持，使新四军解决了一部分军饷、服装、医药、枪械、运输等问题，提高了新四军在敌后独立自主作战的能力。

　　2.舆论道义方面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给予支持

　　首先，向国际社会介绍了新四军抗战的事迹和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局面。新四军组建之后，由于国民党的成见，对新四军进行污蔑和限制，加上舆论宣传方面的垄断，国际社会对新四军的了解是比较少的，或者是经过歪曲的。一些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向世界人民介绍了新四军的英勇事迹。1939年，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来到皖南军部，写了大量的通讯和文章，热情歌颂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强烈呼吁各国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阵线。斯诺写了《项英的一支铁军》，在《亚细亚》月刊和《良友》杂志上发表。史沫特莱也为新四军写了大量报道。由于这些国际友好人士的宣传，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于新四军的看法。他们不断将新四军的事业介绍给世界人民。如汉斯·希伯在他的文章中写到：“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救国联合会、自卫队和游击队，整顿了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统一战线的地方政府，建立了人民参议会，以实行民主政治。”[25]这就可以让国际友人了解到新四军是主张坚决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

　　其次，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洋商报》接连发表《团结则存，分裂则亡》、《新四军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响》等社论。马来亚槟榔屿《现代日报》及《现代周刊》在致蒋介石电文中担心地指出，自解散新四军问题发生，侨胞至深关怀，“诚恐统一战线分裂，致为亲痛仇快”，他们迫切地要求蒋采取“慎重措施，务使全国枪口，一致对外。”[26]国民党在抗战中后期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些正义的国际友人根据他们的见闻，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进行了揭露。如1944年英国记者格尔德报道：“日军在其最近推进中并未受到过打击，他们在气候寒冷及缺乏食物下退却，中国军队很少抵抗，指使敌人在装备更好后回来以攻入云南的危险……周恩来在回延安之前告诉他说，如果共产党军队获得充分的供应并被补充以必要的武器与军火时，他们能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华中发动牵制性的攻势。”[27]

　　再次，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广大爱好和平民主人民的利益，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搞分裂，遭到国内外反法西斯和平力量的一致反对。菲律宾一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呼吁当“暴敌压境，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之际，“切不可同室操戈，枪口向内，使敌人坐收渔人之利”，如果内战爆发，“岂但抗战无以持续，则民族恐陷于沦亡”，要求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28]“马来亚31个华侨社团通电表示：‘誓死反对内战，拥护各党各派抗战到底。’古巴7个华侨社团通电要求：‘和平解决纠纷，永远团结抗战。’旅美加省华工合作会通电‘拥护国共继续合作团结，誓死反对分裂投降。’缅甸18个华侨团体发表宣言严正指出：‘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印度尼西亚华侨的《民报》发表评论呼吁：‘勿为亲者痛仇者快’。菲律宾华侨的《建国报》发表社论：‘再一次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对外。’”[29]华侨反对反共行经的一致声讨扼制了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1941年1月2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提出：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努力，还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3月9日，美国政府通过总统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以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之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国际友人对新四军舆论道义方面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共产党对革命反共摩擦的回击，打退了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破裂。

　　3.为新四军输送各种技术专门人才，参与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

　　国际友人还组织志愿者来到华中，为新四军输送各种专门人才，参与根据地建设，为了帮助根据地发展工业生产，解决根据地的物质困难，由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等创办，建立了工业合作社。在新四军皖南抗日根据地也有“工合”事物所。“由国际友好人士急华侨筹建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世界各地筹集了许多机械、铸铁等重要物质，都由武汉转运到前线，对中国的抗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运往新四军的机器，为新四军制造了大批手榴弹，修理了许多卡车，为改善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30]这对于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海外友好人士援助新四军的方式之一。

　　新四军挺进敌后作战，司机、医护人员极感缺乏，“香港八办”两次奉命向海外大规模地招募华侨技术人才。第一次在马来亚、荷印等地为新四军招募了146名司机;第二次是从香港、马来亚、泰国招募了数十名医生、护士和司机。据不完全统计，经“香港八办”送往八路军、新四军的技术人员及华侨青年约五六百人。[31]如印尼华侨潘兰君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参加抗大学习。1939年6月，他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党了两年多的军事教员。1942年，他奉命改行学医，他边学边干，不久当了大对卫生所所长。1943年，他又奉命调到军部，担任军首长的保健工作。姚念1939年被调到军医处第3期卫生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前方医院政治协理员，做了大量工作。泰国华侨陈夫在行军中做宣传鼓动和收容掉队战士的工作，战斗时协助卫生员护送伤员，表现出色，受到纵队领导的表扬，后来担任战地记者。

　　[1]徐君华：《新四军盐城、皖南军部之比较》，《铁军》2011年1期。

　　[2]《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181页。

　　[3]《〈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呼吁必须继续援助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一)，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292页。

　　[4]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5]“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中共中央东南局》(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813页。

　　[6]甘发俊：《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知识分子》，《江淮文史》2001年2期。

　　[7]黄小坚、赵红英、丛月芬：《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351—352页。

　　[8]《有朋来自天涯》，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56—57页。

　　[9]《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200页。

　　[10]《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199页。

　　[11]《沈尔七给母亲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一)，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280页。

　　[12]《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198—199页。

　　[13] [德]汉斯·希伯：《新四军维护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一)，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250页。

　　[14]《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383页。

　　[15]《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393页。

　　[16]张慧英、蒋泓编：《抗日战争中的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7页。

　　[17]张慧英、蒋泓编：《抗日战争中的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8页。

　　[18]《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369—370页。

　　[19]《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371页。

　　[20]《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373页。

　　[21]黎军、王辛编：《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友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259页。

　　[22]《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204页。

　　[23]黄爱军、刘云：《海外侨胞支援新四军抗战》，《湘潮》2010年7期。

　　[24]黄爱军、刘云：《海外侨胞支援新四军抗战》，《湘潮》2010年7期。

　　[25] [德]汉斯·希伯：《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一)，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173页。

　　[26]肖效钦、钟兴锦：《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70页。

　　[27] [英]格尔德：《正面战场危机严重，敌后战场不断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一)，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639页。

　　[28]黄爱军、刘云：《海外侨胞支援新四军抗战》，《湘潮》2010年7期。

　　[2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综·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63页。

　　[30]南京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新四军办事机构概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02—203页。

　　[31]黄小坚、赵小红、丛月芬：《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