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
来源：论文网   2018-01-09 11:51:50

　　抗日战争期间，华中抗日根据地作为新四军开辟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之所以能在日、伪、顽包围的形势下，自始至终为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所掌控，为夺取抗战最终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统战工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其历史发展角度考察，华中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

　　一、初步开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1938年初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至1940年底华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虽然这一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处于初创阶段，但中国共产党在华中的统战工作已经先期开展起来，为以后的统战工作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大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8年初至同年底。新四军集中皖南、皖中之时，正是挺进敌后、开展统战工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当时，日军占领沪、宁、杭、徐(州)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立足未稳，特别是对江南地区的中小城镇和乡村更是鞭长莫及;国民党正规军仓皇向南部和西部山区败退，旧政权瓦解，敌后留有很多空虚地带;地主豪绅独霸一方，流氓地痞结伙成盗，土匪蜂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散兵游勇和丢失的枪支弹药比比皆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渴望组织一支救国救民的抗日队伍。1938年5月1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长江局及项英：“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1]P4但由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受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致使新四军未能迅速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不敢公开我军的党的面目，而公开承认新四军为统一战线的军队，不敢公开我党我军的名义大胆号召，隐蔽自己阶级的和党的政治旗帜，甘作同盟者的尾巴。……对新技术人员，对苏南苏北许多出狱党员以及历史不明的新成份，一般均采取关门主义办法。”[2]至1938年底，国民党开始防共、限共、反共时，新四军仅控制了苏南、皖南、江北、豫东等几小块地区，而“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因此，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3]P268。而且，“我们所要开去作战的地区，过去曾受到反共宣传的影响，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又正在那里进行各种反共的欺骗宣传，这一切使江南一部分民众，对于我们多少有些不了解，同时，我们又不能公然进行群众工作，所以，要使新四军能很快地与群众打成一片，能很快地获得群众的拥护，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4]由于受右倾错误的影响，以及国民党的限制、新四军力量弱小等原因，统战工作开展的范围比较狭小，力度也不大，主要是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目的，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进行一些民运工作。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了200余人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为这一阶段统战工作的一个亮点。“他们参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开明士绅和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抗战救国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壮大发展抗日力量。”[5]P3-4新四军每到一地，战地服务团即是宣传队，直接为宣传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服务，成为“铁军轻骑兵”。

　　第二个阶段是1939年初至1940年底。1938年11月6日结束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地区党的工作，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同时，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领导新四军工作。1939年3月21日，《中央关于统战部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局、各省委、各特委还无统一战线部的应赶速成立”[6]P235，并规定了其主要工作。1939年6月，毛泽东谈到华中问题时强调：“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游击战争与民众运动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必须有更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新四军工作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7]P226到1939年底，新四军已在第五师和山东纵队配合下，先后创建了苏南、苏中、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等6块抗日根据地，胜利地完成了在华中的战略展开。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当前的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和坚持游击战争前提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连成一片，并使之成为民主的根据地，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

　　此后，统战工作开始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展开，陆续地在各小块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成立群众抗敌团体，对根据地内的开明士绅等中间势力进行统战工作等。《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就提到：“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激励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6]P366-367“从一九四○年起……在茅山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就开始进行减租减息运动，斗争恶霸地主，普遍成立工、农、青、妇的抗敌协会。”[8]P45194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6]P452。10月，中央又作了《关于对苏北名绅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6]P471 　　 这一阶段华中反共磨擦十分尖锐，日、伪、顽的夹击之势初步形成。“国民党华北敌后失败，我党我军在华北大胜利，英美东方慕尼黑政策、汪伪粉墨登场，国民党积极反共，企图造成二次反共高潮”[2]，国民党顽固派已渐渐将反共磨擦的中心由华北转至华中。1940年3月，李品仙部进攻皖东四支队和江北指挥部，韩德勤部围攻五支队后方机关;6月，韩德勤指使李长江部进攻挺进纵队驻地郭村;10月，韩德勤部进攻苏北指挥部驻地黄桥。根据军委关于坚决控制淮河、淮南铁路以东地区的指示，新四军先后进行了半塔集、郭村和黄桥的自卫反击战，特别是黄桥反击战，取得了华中抗战以来反磨擦自卫战的最大胜利。通过反顽自卫作战，新四军巩固了原有根据地，又开辟了苏北盐阜、淮海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基础。这一阶段的统战工作开始围绕处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进行。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新四军自卫反顽的指示，但由于东南局主要负责人对此紧张状况毫无准备，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只是一味的让步，使统战工作一度陷入被动。

　　总之，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主要同新四军开辟华中、进行敌后抗日斗争密切结合展开，一是做好抗日游击根据地内各阶级的统战工作;二是处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虽然对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以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受到右倾思想影响、国民党的束缚，加上各地活动分散，缺少统一领导和组织指导，统战工作进展相对缓慢，发展不够均衡。

　　二、全面展开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至1943年底华中抗日根据地巩固壮大。之所以以皖南事变为分界线，不仅是因为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而且因为在这之后华中日、伪、顽夹击之势日趋激烈。同时，在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党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起统一的政治领导中心――华中局，彻底清算了右倾错误，从而由开辟转入巩固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阶段，由此也揭开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的新篇章。

　　1941年至1942年，日本侵略者为把中国变成其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急谋结束在华战争、稳定中国战局之策。为此，它在“极尽政略和战略的所有手段……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9]P66的同时，将军事进攻的重点进一步指向敌后战场。而美、英、苏三国则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国民党“抗战”。国民党顽固派自以为左右逢源、大举反共时机已到，于1941年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新四军在华中已取代国民党顽军的位置，成为日军打击的首要目标。日军不但对顽军“不予妨害”，转而采取助顽反共的政策。为了坚持抗战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中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一重要且敏感地区，在处理同国民党的“磨擦”采取了更加慎重的策略。中共中央迭电华中根据地有关领导，指示要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打内战，以利共同抗战。1942年9月，毛泽东指示在豫鄂边坚持抗日斗争的李先念：“目前，是极力争取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在此时期，“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并设法与周围国军取得和解为要”。[6]P614这种灵活的斗争策略，正是要求豫鄂边的反磨擦斗争服务于全国抗战、统战的形势需要，以避免因局部斗争而妨碍整个大局。

　　鉴于德军转入败局，在西南太平洋形势不佳的情形下，日军为了达到所谓安定“和平地带”[2]的目的，开始打击新四军。1942年以后，华中的反顽战已大体结束。日军诱降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开始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以缓和敌寇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大举对华北、华中进行“扫荡”。时至1943年，日、伪、顽的夹击和日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掀起的疯狂“扫荡”、“清乡”和“蚕食”，使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人口减少了，造成了华中敌后十分困难的形势。新四军在这一时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反“蚕食”、反“磨擦”、反“封锁”的斗争。“因此，提出坚持敌后抗战，渡过难关，继续积蓄力量，努力建设，完全巩固根据地三位一体的新任务……总结为两大项，第一群众建设，第二军事建设，而把中心放在减租减息，提高工农，改造政权，实行三三制……首先解决深入群众工作问题，再陆续过渡到其它环节，以致造成最后华中根据地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完全巩固工作目的。”[1]P398到1943年底，各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完成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等统战工作。但从1941年“夏收运动的时候，一般同志，特别是下层工作同志，对于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曾经表现过严重的左倾。……到今年，经过长长一年的锻炼，左倾似乎克服了许多，可是又若隐若现地发现了右倾”[10]P378。这些“左”、右倾现象在减租减息、基层政权改造、群众运动等都时有表现。1941年10月，中共中央下达决定：“尤以正确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经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一切人民共同抗日为目前工作之中心一环。”[11]1941年新四军政治部编写的《华中地方手册(中册)》[12]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做了详细总结。在前一时期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基础上，还加强了群众文化教育活动，从1940年冬开展的冬学运动，在这一时期“已获得初步成绩”[13]。1943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仍在华中继续进攻新四军。因此，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制定了“以坚强而正确的反磨擦方针，针对着顽方计划予以不断摧毁，改变了华中空气，纠正对顽的怯懦心理，使各个战线上取得了反顽的伟大胜利。……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首先在皖东之路东路西开始了群众工作的建议，予华中全局以先导作用”[1]P394。

　　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围绕坚持和巩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开展的。正由于中共从全国抗战和统战的大局出发，审慎处理磨擦事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故于皖南事变后，在华中地区国共双方尚能基本维持平静局面，使共产党和新四军力量有可能、有时机得到发展，同时也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而这些又都促进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维持。这一时期摆脱了右倾思想的困扰，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统战工作不仅仅停留在文化宣传上，而是在军事、政治、经济、群众工作等领域全面展开。在注重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更注重下层统战工作，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关注华中抗日根据地民生问题。 　　 三、深入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1944年初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局部反攻至1945年底抗战全面胜利、华中地区统一政府――苏皖边区政府的成立。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中抗日根据地转变为华中解放区。因此，华中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止于苏皖边区政府的成立。

　　1944年初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为从战略上连接华北、华中和华南，并准备配合盟军从沿海登陆，按照中共中央开辟河南、控制中原、发展东南、控制沿海、挺进华南，造成南方一翼的战略总方针，新四军第四师以4个主力团西进萧县、永城、夏邑地区，恢复了豫皖苏根据地，并打开了商丘、亳县地区的局面。新四军军部还先后派栗裕、叶飞分别率领一师各3个团南下苏浙，巩固了苏南和浙西根据地。在此期间，华中军民还开辟了苏浙皖边和湘鄂赣边两个新区。至抗战胜利时，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形成拥有苏北、苏中、苏南、皖北、淮南、皖中、浙东、豫鄂边、苏浙皖边和湘鄂赣边等10个区。“1944年底，毛泽东在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向解放区军民提出了1945年的斗争任务，再次号召各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守备薄弱的地方进攻，努力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4]P360之后，华中抗日根据地各个战略区的军民先后开始了局部反攻，收复日伪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侵占的地区，争取反“清乡”、反“蚕食”、反“清剿”斗争的最后胜利。

　　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对华中军民的抗战极为有利。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灭亡;德国法西斯由溃败到覆灭;日本帝国主义已捉襟见肘，各个战场都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加强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不得不从华中战场调走一部分兵力。伪军成为新四军打击的主要对象。分化、瓦解伪军也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国民党顽固派还在继续反共磨擦，但因损失惨重无力举行大的进攻，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已经得到缓和。”[15]P9虽然抗战已度过最困难阶段，但要争取最后胜利，在全国尚须继续坚持统一战线。为此，中共中央力求保持国共间之平静，要求华中局“通知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同时，中共中央也强调虽不能轻言退让，但也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立场，借以维护国共间的平静局面，有利于争取抗战胜利。在这方面，中共中央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反“磨擦”自卫斗争，确立了“政治前行，军事后行”的策略方针。

　　经过前两个时期的努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更加稳固，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已经逐步完善起来。随着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已经打下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此时，华中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已经从解放农村向解放城镇发展。统战工作的中心变为“加强农村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城镇统战工作，今后要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密切与各阶层联系”[16]。为此，苏中区党委还发出电示，“反攻以来我部队及各机关团体都进入城市，为了要开展城市工作，我们对城市各阶层都比较亲近，对乡村入城的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靠着我们的中上层份子，因为熟识的关系就比较冷淡……今后我们各兵团首长及各级政府工作同志应经常多关照这些老地区人民的利益”[17]。这一时期，统战工作除了从农村向城镇深入外，比较深入的另一个表现是，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建立了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不仅提高群众的抗日热情，还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因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18]P1012。1943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决定，在津浦路东搞文化实验区，从改革报刊、发展民间戏曲入手，使文艺更大众、更普及。次年年初，召开文化实验区总结座谈会，交流经验。这一时期的教育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1946年3月至4月召开的华中宣教大会上，据不完全统计，华中抗日根据地有大学2所，中学77所，小学8688所等。[14]P581

　　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同新四军在华中向日军进行反攻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联系在一起。军事统战上，一方面分化瓦解伪军，一方面继续处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群众中的统战工作更加深入，不仅仅停留在一些活动形式，或维护群众的利益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开展文化教育提高人的自身觉悟来开展统战工作，使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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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区党委关于照顾老解放区群众及各阶层人士的电示[Z].江苏省档案馆：210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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