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入1940年以后,华中地区呈现出复杂艰苦的斗争形势,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对新四军的进攻。在此严峻形势下,为巩固和发展华中根据地,新四军面临着两项迫切任务:一是加快开辟苏北根据地,二是要采取正确的策略,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和进攻。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决策。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南局,指出:在目前抗日反共局面继续下去的形势下,新四军大江南北之部队应在现有地区力求发展,这虽会引起磨擦,但只有壮大力量,给磨擦者以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坚持抗日阵地和克服危险。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电告项英、陈毅等:“凡阻碍抗日进步势力发展并向我攻击之反动势力与顽固派,我必须坚决反击之,对于这种人,原则上决不能丝毫让步。”“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的任务。”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又电告彭德怀、刘少奇等:“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5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要求东南局,要敢于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由于新四军狠狠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挑衅和进攻,使其歼灭或削弱我新四军部队的阴谋破产,使华中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同八路军主力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为了增强华中地区抗日以及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力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次指示八路军总部,要求八路军在兵力、干部和物力上,大力支援新四军。1940年3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人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3月19日,毛泽东又一次电示彭德怀等:“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当供给华中。”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妄图消灭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切断我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的阴谋,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八路军增援华中新四军。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开辟苏北、发展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部署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1940年5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共1.2万余人,由冀鲁豫南下,6月下旬在皖北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七八月间,八路军第2纵队和新四军第6支队,以及1939年5月南下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10月进入皖东北根据地的原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4和第5两个纵队。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留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第5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配合已经渡过长江北上的陈毅、粟裕所部东进淮海开辟苏北的任务。10月10日,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在东台白驹镇与苏北新四军会师。
1940年11月,为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到1940年底,新四军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外围,直接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地区;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在华中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地方武装数十万人。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创建,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十分坚固的基础。在创建过程中,毛泽东运筹帷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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