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反“清乡”“短枪队”虎穴锄奸记
来源：江苏档案馆   2019-01-05 15:34:53

　　1943 年4 月20 日，夜幕降临，南通城西北沿江港口小镇天生港，除了天生桥下一家旅馆里还在吹拉弹唱、灯火通明，四处已经夜阑人静。突然，从旅馆里发出“啪啪啪”的几声枪响，就像霹雳撕破夜空。屋里顿时哭爹喊娘，乱作一团，紧接着，几条人影敏捷地窜出旅馆，一眨眼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次日上午，日伪苏北“清乡”南通特别区公署内，署长严明接过秘书送来的两份紧急报告，一份是第二区区长邰志成的，另一份是警察局局长傅来群的，报告的是天生港旅馆发生的同一案件。

　　看完报告，严明眉头紧锁，面色阴沉。遂叫来秘书，要求起草训令，令警察局第二区公所“将枪杀如皋封锁管理处主任凌月东案内暴徒严缉归案法办”，“缉凶归案法办，不得稍事懈怠”，并令“区长详细查明匪从何来、逃向何去，报请核办为要”。同时，拟文向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报告。

　　张北生知道此事后即刻致电南通特别区公署：“查天生旅馆位居该区公所警察分署及自卫团队警戒哨所以内，周围有竹栅，暴徒竟易潜入，足见平日警戒松懈。且案件发生时，该署所团队，未能迅捷措置，以致暴徒全数逃逸，殊属不当。着即勒限该区公所加紧侦缉，务获暴徒，归案法办后，再行分别议处……”

　　可惜，伪公署及其武装军警上上下下忙了好一阵，连“暴徒”的汗毛都没见到，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再也找不着了。

　　受命组建“短枪队”

　　敌人口中的这些所谓“暴徒”究竟是谁?天生港旅馆里的枪声又是怎么回事?这要从杨勇伟率领的新四军“短枪队”说起。

　　1943 年3 月，日伪在南通地区的“清乡”即将开始，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四分区党委和部队作了专门指示，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在四分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研究确定了坚持原地斗争的策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四地委在《关于动员反“清剿”、反“清乡”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在日伪集中优势兵力，凭借密布的据点，对四分区实行封锁分割的情况下，我们集结大的部队作战，势难进行，只有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才能动员和组织群众，保卫抗日民主的旗帜，逐步地消耗日伪的有生力量。要求“每乡每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组织短枪队，深入据点，捕杀汉奸，处处打击日伪”，积小胜为大胜。杨勇伟的“南通县政治保卫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建的，因一律使用短枪，故被形象地称为“短枪队”。

　　据杨勇伟回忆，“一天(1943 年2 月下旬)，县警卫团政治主任韩念龙同志把我找去，先详细谈了目前的形势，然后对我说：‘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县团主力要撤到清乡圈外去，另外组建一支短枪队，留下坚持原地斗争。县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我接受任务后，组织上很快从县公安局调来了3 名政保队员……还从区队和地方干部、民兵中挑选了部分骨干，一共20 来人，都是政治可靠、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接着，我们抢在敌人全面开始清乡之前，熟悉了全县重要集镇的地形，掌握了多种短武器的使用方法，并进行了应付紧急情况、化装侦察、翻墙过河等方面的训练。”

　　杨勇伟对训练抓得很紧，要求每人都能使用驳壳、左轮等各种短枪，会拆卸会组装，还要掌握射击要领。人人都要学会化装，扮商人、阔佬、乞丐、日军军官。还要学一些行话，以及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并且要学会翻墙头、撬门扭锁之类的技术。

　　“短枪队”天生港闪电一击

　　4 月中，杨得到情报，敌伪的一名封锁主任到天生港检查封锁篱笆构筑情况。上级要求短枪队除掉汉奸，给敌人个下马威。任务十分紧急，但短枪队对这个汉奸的具体情况，如姓甚名谁、外貌特征、衣着打扮、落脚地点等几乎一无所知。同时，天生港是南通的重要港口之一，是通往沪宁的门户，敌人为控制这一战略要地，派重兵把守。要在戒备森严的虎穴中击毙这个老奸巨猾的汉奸，确实是一件难事。

　　杨勇伟接受任务后，化装成小老板混入天生港熟悉街道地形。他发现，天生港码头正在忙碌地装卸从江南运来的500 万根毛竹，敌人计划用这些毛竹从天生港开始向北，经运盐河至丁堰，再东延至南坎，直至黄海岸和长江边，构筑全长约300 里的竹篱笆。他同时发现，沿竹篱笆一线，敌人还建立了许多碉堡、瞭望哨、大小检问所，试图对“清乡”区构成一个封锁圈。通过侦查和摸底，他把目标锁定在天生旅馆一号厢房一个身穿提花绸缎褂子的光头大胖子身上。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胖子正是他要执行任务的对象。随后，杨勇伟回去和队员们秘密筹划好了行动方案。

　　4 月20 日夜，杨勇伟和周伟、向导及另一名队员直奔天生旅馆。“我们很快潜到天生旅馆附近。这时，旅馆后院的竹篱笆门已经关上了。大家灵巧地把篱笆门扭开。按照分工，向导和另一名队员在门边把守，我和周伟进去动手。我们闪过两道门，摸到了厢房背后。听见里面正在搞堂会，唱戏的、拉二胡的、作陪的，闹哄哄正热闹。那个封锁主任正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脑袋露在窗口上，对面沙发里半躺着一个军人模样的人。惩治这个汉奸的时刻到了，我把枪轻轻往窗台上一搁，狠狠地扣下了扳机……”然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这是南通县短枪队第一次执行任务，撤出时，他们还散发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署名“一支梅”。从此，天生港锄奸的故事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广为传播。

　　群众性锄奸斗争

　　1943 年4 月1 日，苏中四专署宣布实行抗日戒严。同日颁布了《反“清乡”期内紧急治罪条例》。《条例》规定，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惩治汉奸、敌特的破坏，对“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特务处以极刑，并授予区级以上政府和民众团体以执行之权。把生杀之权交给群众，不仅提高了群众的地位与权力，更易于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到反“清乡”斗争中来。锄奸活动从最初的个别秘密锄奸，逐步发展为公开的群众性锄奸，以后则形成了群众运动，成为反“清乡”初期的主要斗争形式。

　　在锄奸斗争中，“短枪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日伪开始“清乡”前，根据粟裕的指示，各县就组建了短枪队，有杨勇伟等领导的“南通政治保卫队”，有黄辉、赵一德领导的海启“东南行动大队”，有刘忠、蒋德龙等领导的如皋短枪队，还有从一、二、三分区抽调来支援四分区的短枪队。这些短枪队英勇机智，深入虎穴捕杀敌伪重要“清乡”人员。除凌月东外，还先后镇压了朱崇汉、梁振强、孙祖贤、徐宝明等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的汉奸。

　　在群众性锄奸斗争中，民兵和群众采取盯梢、诱捕、“扎粽子”、“包馄饨”、“背娘舅”、“老鹰捉鸡”、“赶鸡入窝”等办法，使那些奸特陷入抗日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在如皋，游击队捕获了马塘伪警察署长;在南通，一对老年夫妇也捉住一名伪“清乡”人员。对捕获的奸特，有的当场处死，有的游乡示众，有的公审后处决。据不完全统计，1943 年4-5 月，全区共处决特务、汉奸274 人，其中伪区职以上人员即达20 多名。南通县余西、金沙等地区，除紧靠据点的地方外，没有人敢为日伪做事;海门茅镇特工站的科长，一连3 个月，未敢出门一步;伪政工团员纷纷请长假、开小差;南通十几个伪区、乡长躲在南通城里迟迟不敢去县、区就任，说什么“出了城到处有新四军”，惊呼“短枪队是神兵天将”，并联名向张北生要求驻城办公。而张北生自己则住在重兵把守的南通城，配有贴身保镖，送客出门也只走三步。

　　群众性的锄奸斗争，为反“清乡”的胜利开辟了道路，发挥了先锋作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打击了妥协投降势力，配合了政治攻势，造成了敌汪的动摇与恐慌和“清乡”人员极度的惶恐不安。由于抗日军民的紧密团结，在“清乡”与反“清乡”的较量中，日伪在苏北遭到了在苏南“清乡”时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清乡”头子在特区署长联席会议上作了结论：“……工作未能如期开展，多以治安不良、环境特殊为言……”最后不得不宣布“延期清乡”。

　　《档案里的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