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新四军重要的战略决策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指示,要求在江苏境内,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1940年5月,陈毅、粟裕率部渡江北上,执行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不久,陈毅(注1)、粟裕率领新四军挥师东进。11月上旬,陶勇受命率部东进到达如东沿海,开辟苏中通如启海敌后抗日根据地。苏中地区一马平川,陆地上无天然屏障可供利用,一旦情况紧张,军工、后勤保障单位、重要物资难以隐蔽,且由于日伪陆上的封锁,使我方与浙东、山东根据地及上海之间的人员往来、物资运输发生很大困难。粟司令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将目光投向东临苏中的南黄海。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审时度势,作出了将抗日根据地延伸到海上,开展海上抗日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建立自己的海上武装力量,粟司令率领师部机关人员进行海上生活和战斗演习,调查研究气象和潮汐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决定建立海防团。1942年11月5日,粟裕、钟期光来到如东(注2)何家灶(注3),粟司令宣布苏中军区海防团正式成立,并登上指挥船“咸菜瓢儿”(注4)。海防团团部设在何家灶三官殿。确定陶勇兼任海防团团长,吴福海任副团长,罗湘涛兼任政委,李中兼任副政委,凌海波任参谋长,何振声任政治部主任。海防团成立时,粟司令指出海防团“首先要完成的三项任务”:“第一,打通苏中到浙东和山东的南北交通。第二,发动沿海渔民、盐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苏中海防。第三,保护和转移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年出版)
斗争实践雄辩地证明这一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由此从浙东到山东建立了打不断的海上交通线,成为我军的重要生命线。我军的海船成为流动于海上的根据地,使大海成为新四军的军工生产基地、医疗基地和重要物资储备基地。沿海的渔盐民武装起来,打海匪,抗日伪,既巩固沿海海防,又为海防团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2.海防团在苏中海上抗日争斗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抗日战争中,海防团胜利地完成了粟司令提出的海防团三项首要任务和其他许多任务。
一是,控制了苏中沿海重要港口和滨海地区,从盐城的斗龙港,到东台的弶港,如东的环港,至启东的吕四港,构成了相对安全的滨海基点,成为苏中根据地的后方基地。
二是,建立了海上交通线,成为我军重要的生命线。
在海上转运了大量军需物资。新四军在上海等地秘密采购的各种军需物资(注5),如枪支、弹药、药品、无缝钢管、电讯器材、车床、印刷机、白报纸、汽油等都通过海上交通线运到苏中、盐阜根据地。苏中的公粮运往山东根据地。这条海上交通线一直在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3年从上海秘密采购了一批无缝钢管,从吴淞口运到横沙岛后,由海防团接应,海运到东台苏中军区驻地,制造了500门小炮,装备了部队。
护送重要干部、人员安全转移。凡是从根据地派往江南的干部,或者从江南转往延安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出席苏中区党委会的干部,大多由海防团护送。例如赖少其从苏中北上到盐城新四军军部,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因病从盐阜到如东长沙然后转道赴上海治病,同行的音乐家贺绿汀则到如东长沙后转道去延安,1943年4月,苏中军区派海防团团长吴福海和参谋赵葵到浙东沿海地区开展工作,栗裕夫人楚青(注6)、钟期光夫人林奔、陶勇夫人朱岚等人从苏中去上海。他们在海上也都由海防团护送。
三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海防团刚成立,海防团军政委员会就组成工作组,配合滨海区委,以何家灶为中心,分东西两路,发动群众,组织渔民抗日协会和渔民抗日自卫队,与渔霸开展斗争,抗日保家。渔民抗日自卫队不久上升补充到海防团,编为六连,渔民抗日自卫队队长陈定芳任连长。此后有不少盐、渔、农民子弟参军补充到海防团。
四是,保护后勤单位、军需物资和山炮连。在反“清乡”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军区的被服厂、印钞厂、榴弹厂、野战医院、江淮银行及师机关、分区机关以及文书档案都搬到了海船上,只有作战部队在陆上。新四军一师军工部、山炮连(注7)也曾转移到海上。例如,1942年冬,师部命令海防团全体人员从如东栟茶、环港出发,到连云港接应并护送满载山炮连和军工厂的“咸菜瓢儿”船胜利到达苏中。不久,敌人疯狂“扫荡”,师部命令海防团护送山炮连北撤打埋伏,团长吴福海、政治部主任何振声率领全团人员上船出发。出发不久,在海上遇到汪伪忠义救国军,打了一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最后把山炮送到盐阜地区的“八大家”埋伏起来。1944年,海防团根据师部命令,去将山炮挖出,从海上运回。不久,山炮在角斜战斗中发挥了威力。
五是,保证沟通苏中和鲁南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和贸易活动。如,山东八路军曾派鲁南海上游击队一个班,乘两条船,满载花生油、地瓜干、黄豆等物资到苏中。海防团奉命派了两个班分乘两条船到黄海洋面上去接应。
六是,保护渔民海上安全生产。著名的吕四渔场就在南黄海。渔汛期间,渔民下海捕鱼常遭日军、伪军和海匪的骚扰、抢劫。于是,海防团的武装船只和渔船一起出海,海防团的船在渔场周围巡逻,使渔民安心生产。
为保卫海上运输、保护渔民安全生产、保护军工后勤单位和山炮连,海防团的指战员多次与武装海匪、汪伪海防部队和日军海上运输船艇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也作出了宝贵的牺牲。如有一次护渔时,一连九班班长跳上匪船与海匪拼刺刀时英勇牺牲。
七是,改编海巴子(注8)。南黄海地区,海巴子肆虐,他们划水为王,各霸一方,不仅劫海为生,而且常常上岸骚扰沿海群众。既危害群众生产生活,也影响我根据地的建设和海上交通运输安全。海巴子觉得海防团是个大威胁,扬言“四老爷有种海上见”,总找机会对我军进行袭击。为此,粟司令、陶司令等,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策略。“陶勇带人深入虎穴,争取具有民族自尊意识的孙二虎、陆洲舫部,歼灭了作恶多端的王仲平部,收编800余人、400余支枪、200多艘船。”(《战将陶勇》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出版)壮大了海防团的力量。
海防团在战斗中成长,在根据地人民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粟司令说:“到了这时,可以说我们已经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时期。”(“苏中海上游击部队的情况”《粟裕文选 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3.海防团在如东建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环境的特殊性
从历史上看,如东历来为海防要地。如东历史上与海上战事常有关系。如,如东掘港海边有隋炀帝时期征辽时的海船桅杆(注9)。民间多处地名与“薛仁贵跨海征东”有关;宋代名相之一的富弼曾经在如东海边训练水军(注10);南宋文天祥为躲避元军追捕,从如东下海南归。明代,如东军民从陆上到海上上数十次给倭寇以沉重打击;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在如东东凌港、环港两处设有海防炮台(注11);民国年间,民间集资购炮艇打海盗(注12);北伐军从如东下海追击孙传芳残部(注13)等等。
从地理位置上说,如东位于上海、浙东到盐城、连云港的中心地带,是连接南北的重要地段。由于浅海区暗沙四伏,“非熟于舟楫者,不可辨识”(注14)远在唐朝,日本第十三批遣唐使(注15)所乘之船快经过这里时,随行的翻译新罗人金正南报告说:“闻道扬州掘港难过。”所以,粟裕在亲自到海上调查后,认定:“海面环境便利,自吕四北至盐东有四百余里,西起海岸,东至深海,约百余里范围,全系沙滩,只便于海船活动,而不利于汽船行驶,且其中既无据点,又难封锁。此为我有利机动地区。”(“苏中海上游击部队的情况《粟裕文选 第一卷》)从而下决心开辟海上抗战根据地。
从群众基础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如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投入了刘瑞龙、张爱萍领导的红十四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共江北特委领导下建立了盐、渔民自卫队。二,由于海盗划水为王,沿海盐、渔民和海船主深受其害。听说新四军要组建武装打海盗、打日伪,群众无不拥护,使组建海防团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三,沿海渔民熟悉海况,善于海上驾驶,海船主拥有不少海船,这些为海上武装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和物质准备。
也就是说,在如东建立海防团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
4.海防团的建立,是成功地运用党的三大法宝的典范
仅就党的统一战线而言,成功地把“海巴子”孙二富和陆洲舫等争取、转化过来,使之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并且在海上的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无可替代的作用,显示了陈毅、粟裕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准确理解和灵活掌握。如东丰利民主人士高亚东,原来任滨海乡乡长兼船只检查员,开设了一个复兴泰渔行。新四军东进到丰利后,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粟司令、吉(洛)政委常在他家落脚、开会。根据高亚东的请求,经过组织批准,陶司令与他义结金兰。陶司令通过高亚东做孙二富投诚的工作,与杂牌军、伪军打交道,获取伪军情报。1941年10月,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政委刘炎因为积劳成疾,粟司令、陶司令商量决定刘炎隐蔽在高家休养,高欣然同意,经精心照料后,刘炎重返前线,刘炎的女儿也寄放在高家,直到建国后才回到刘炎爱人的身边。(注16)如东许多商人在统一战线的引领下,不怕风险,出生入死,为新四军到敌占区秘密采购军需物资,通过海上运回。
粟司令曾回忆说:“我们还把同敌人的争夺扩展到海上。苏中沿海一直是海匪出没的地方。旧社会为匪,多是被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民族意识。从1941年3月起,我们抽派坚强干部,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了有影响的孙二虎、陆洲舫部,瓦解歼灭了作恶多端的王仲平部,组建了海防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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