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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湖南战场
来源:铁血网   2014-03-20 16:50:14

  中日之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湖南作为中部省份却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样的历史际遇是因为中日之战的发展进程而出现的,有其偶然性,更多的还是历史的必然。

  日本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直至现在)最凶恶的敌人,其军政当局中从来就不缺精通中国国情的饱学之士,他们充分吸取历史经验制定了占领中华全境的长期战略,从甲午战争开始倾其全力付之实施:首先是占据台湾等岛屿并极力染指山东、辽东半岛,在上海租界驻军,对中国形成外海包围圈;然后占领东北全境,毕竟汉、唐、北宋、明等朝的统治地域都没有越过关外,积贫积弱的国民政府及广大民众对丢失东北不会有太大反应,更何况当时中国内患未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刚和中央政府打完惨烈的中原大战;第三步是蚕食华北,以淮河为界形成南北分治局面,日本人料想中国民众也大致可以接受,毕竟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曾长达千年;第四步则是发动全面战争,效仿忽必烈灭南宋的进军路线,从太原、徐州两线南下,进攻四川,抄略江南,将国民政府压迫至东南沿海然后一举聚歼。

  实际上,在中国国民的麻木中,日本人完成了前三步战略,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态势和当年的蒙古大军几无二致,所以其高层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如果历史真的重演,就不会再有后来的湖南战场了。

  但是,正当日本调集重兵准备从华北发起南下攻略时,国民政府抢先攻击上海日租界的数千日军。日本毕竟只强大了几十年,没有吞并大国的经验,其高层缺乏清醒战略头脑,顺着中方的意愿从本土和华北三次增兵上海,虽然三个月后最终打赢了淞沪会战,又顺势占领南京,但国民政府早已迁至武汉。之后日军仍然发动了原定的太原、徐州会战,但已无决胜意义可言。1938年8月,日军发起规模浩大的武汉会战,梦想一战定天下,但在逼近武汉后,国民政府又已迁至重庆。而征战一年多的日本陆军已经疲惫不堪,休整时间长达5个月,战争由此陷入相持状态。

  这时日本在华部队已有150万之众,实力早已超出当年蒙古、满清大军的水平,但大部分日军要用于驻守大中城市,保卫自己的补给线,野战机动兵力很少。所以战争打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出奇至胜的可能了,很难再有大规模奇袭、急攻等军事行动出现,双方胶着一团拼消耗,谁的意志更坚定,更能经得起伤亡,物质供应更充足,谁就能坚持到最后。

  这样的形势下,湖南地位彰显。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部设在湘西芷江,全国最强大的战略集团——第九战区的50万大军以湖南为根据地。因为日军中国派遣军主力在武汉地区,仍然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湖南战区的任务极其艰巨:防备日军南下广东,东南方向兼顾江西战场,西南方向防备日军攻入贵州进军大后方,此外还要与第六战区协防日军向西沿长江航道入川。整个抗战期间,双方共计投入20万以上兵力参战的大规模会战打了二十多次,第九战区基本独立进行的达8次之多,而在湖南境内就有6次,四胜一平一负。经历战事之多,战绩之盛,为全国各省区所仅见。

  湖南人坚韧的的“犟”劲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又一次展露无疑,死死克制住了日军的凶顽。那时的国军的兵多是就地征召的,数十万湖湘子弟补入第九战区部队,包括第74军、第4军这样的铁血精锐,随时保证了部队的持久战斗力。1944年3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上将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发言中指出:“湖南省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这番话令与会者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日军也有类似评价,1944年10月,日军终于占领长沙后,第6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对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说:“湖南人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尚。”人称“中国通”的冈村点头称是,其实他早已以军长、派遣军总参谋长或方面军司令官的身份数次参与在湖南境内的会战,对此有更深的感受。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

  日军中国派遣军为改善武汉地区防御态势,减轻来自鄂南、湘北、赣北方向的威胁并伺机击溃国军第九战区主力,在冈村宁次第11军编成下集结4个步兵师团共10万兵力南下,首次进入湖南境内作战。国军寸土不让,在湘北山地河流间顽强阻击。此次会战日军准备不足,组织较差,进攻阶段便有一些部队遭到侧击包围,会战后期日军撤退时因国军全面反击而一度陷入混乱,士气大受影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是役,日军伤亡2万余人,没有达成战役目的,属小败,但国军除了勇猛精神,在战术方面乏善可陈。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1日)

  为打击国军第九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本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秘密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4个旅团,共计45个步兵大队、26个炮兵大队,总兵力达12万余人,在狭窄正面将部队成梯次配备,采取纵深突破战术,直逼长沙。国军兵力达50万,但仍沿用以前数次会战中多路迎击的战法,未能形成坚强阻击,且无线电报大多被日军截获破译,以致日军迅速攻入长沙。国军意识到日军兵力抽调过度,其他驻地必然空虚,陈诚第六战区遂猛攻宜昌以作牵制。日军自认为已达成战略目的,逐次撤退,而因为此前突破过快,未对国军军、师级部队予以完整歼灭,在后撤途中遭到反复攻击,损失惨重。此次会战历时月余,国军损失7万余人,日军约2万余人,总的来说难分胜负。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中国派遣军为策应香港及南洋方向的作战,于12月23日再次集结4个师团、2个旅团、3个支队共12万兵力,在阿南惟畿第11军编成内从湖南岳阳南下发起攻击,意在牵制第九战区部队,使其不得南下广东。国军一线部队根据事先反复研讨的战法,依托阵地逐次抵抗,诱敌深入,使日军误以为防守空虚,遂进入长沙城内,却始终无法攻克国军第10军顽强坚守的核心阵地。国军反击部队则逐渐对日军进行合围,切断其后勤补给线。日军清醒后开始退却,国军则连续开展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对几乎弹尽粮绝的日军予以重大杀伤。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是役,国军堪称全胜,共毙伤俘日军56000多人,是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全世界范围内盟军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引起巨大国际反响。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12月)

  日军发起此次会战的目的仍是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为此在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编成内集结了5个完整的步兵师团以及从另外4个师团抽调的相当于3个旅团的步兵部队,共计兵力15万人,其规模为武汉会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日军用心良苦,充分发挥其火力和机动力的优势,首先以一路兵力在江北发动攻势制造假象,使第六战区误以为日军意在入川,遂收缩兵力加强防守长江航道,为日军让出迂回空间;之后数路日军又南渡长江攻击湘西诸县,驱逐第九战区国军;清扫外围后,日军3个师团直扑常德。到这时战局已豁然开朗,常德之得失成为整个会战的关键,这实际上又成了兵力和意志的比拼。

  常德守军是第74军号称“虎贲”的第57师8000官兵,斗志旺盛,咬牙顶住了日军倾其全力、动用包括毒气瓦斯在内一切手段的攻击,仅仅一个星期后57师就仅剩下1200多人,却仍然死战不退。此时国军10多万增援部队云集城外,这是日军曾经梦寐以求的决战时刻,但却因元气大伤,不得不全军撤回原驻地。常德遂有“东方斯大林格勒”之称。

  是役,日军仅阵亡便超过1万人。有评论说,这是武汉会战以来国军“最有意义的一次胜利”。

  长衡会战(1944年5月—8月)

  此次会战是日军发起的投入总兵力达65万人的豫湘桂会战的一部分,其总的战略意图是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湘西南、桂北的中美空军基地。中方称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400公里沿线的战事为豫中会战;粤汉铁路岳阳至衡阳段400公里为长衡会战(或称第四次长沙会战及衡阳保卫战两次战事);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600公里为桂柳会战。日军则称整个会战为一号作战,因为衡阳、桂林两大目标由一路大军负责,又统称其为湘桂作战、绝号作战,以横山勇第11军军部担任前线指挥部。

  为达成湘桂方向的战略目标,日军不仅抽调了华南、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加强中国派遣军,还从关东军和本土抽调成建制的师团参战,为这些部队补齐编制的兵员就达10万人。其最终集结的总兵力约42万,共150个步兵大队,超过武汉会战的投入规模。

  此次会战与豫中会战几乎同时打响。国军第九战区虽然事先觉察到日军将要发起攻击,却完全没有料到对方行动会如此迅猛。但是一直追求决战的日军在拥有如此庞大兵力的情况下却没有打歼灭战的计划,虽然很快攻陷长沙,直逼衡阳城下,国军主力仍得以基本成建制地转入外围。之后,号称“泰山军”的国军第10军孤军奋战,在衡阳进行了不可思议的长达48天的抵抗,大量杀伤日军。

  衡阳最终失守,日军在伤亡22000人后完成既定战略目标。

  湘西会战(1945年4月—6月)

  又称雪峰山会战或芷江会战,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势。日军为此集结了5个师团的部队,直接参战兵力8万人,目标是维护衡阳至桂林的铁路线,占领或摧毁芷江机场。而侵华日军主帅冈村宁次却想达成其原定的从湘西攻入贵阳、然后入川的战略设想。只是,这些目标、设想都已无异痴人说梦。

  八年抗战打到1945年,中国人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大陆战场上,中美空军已经取得制空权,虽然数量有限,但不再有日军狂轰滥炸的情况出现;中印公路开通,每月运抵昆明的美援物资在6万吨以上;在豫湘桂会战结束后的半年里,日军一直无力发起新的战事,国军抓紧时间按新式建军思想整编训练,全国有了36个美械师(或半美械),这些部队与同等数量的日军相比,地面炮火基本持平,近战火力则略占上风。

  参加湘西会战的国军达20万之众,其中第74军、第18军是战斗力极强的抗战英雄部队,另有远征军精锐新6军空运至芷江机场担任战役预备队。

  国军“能而视之不能”,面对日军攻势,除坚守若干要点外,一线部队在大量杀伤日军后逐次撤退,当日军补给线拉长,攻击渐露疲态时即突然发起全线反击。日军惨败,两个师团遭重创,1个旅团另4个联队(或加强支队)被围后逐一遭到全歼,余部几乎溃不成军,狼狈逃回原驻地。战后,日军为保全面子称战场伤亡12000多人,后来无法自圆其说,便称另有15000多人染病而亡或丧失战斗力。实际上,日军总的伤亡超过30000人,一线步兵部队损失均在70%以上。

  两个月后,1945年8月21日,日军代表进入了芷江县城,但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更不是占领者,而是签订投降书。历时八年、伤亡数千万人的抗日战争终于就此落下帷幕。这历经艰辛的八年是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歌,而湖南战场就是其中最辉煌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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