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之湖南会战:国军真实作战状况
来源：网易   2014-03-20 17:02:29

　　       据网易报道 从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 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但是，湖南会战也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重大缺陷和失误。

　　蒋介石及国军军令部对日军作战意图判断失误

　　日军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作了反复、周密的策划和充分的作战准备。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相比之下，重庆方面虽知道日军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紧调兵遣将，预料日军将要进犯粤汉路，但军令部对日军的攻势规模和作战部署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但只下达了一个简单的、提示性的手令，并未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显然对日军即将发动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而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军令部亦未拟具出详细具体的应对方案。

　　湖南会战初期，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攻势和参战兵力估计不足，导致国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无论长沙、衡阳，均无充足决战之兵，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

　　白崇禧与徐永昌的战略分歧

　　会战伊始，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日军展开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代表，后者以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代表。

　　始终未能集中优势兵力的失败战术

　　事后分析，整个湖南会战期间，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如前所述，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

　　湖南会战三个阶段

　　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抗日名将薛岳战略部署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日军早有防备。

　　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会战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基本战局是，以衡阳为中心，在湘江以东山区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区，永丰，今湖南双峰。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第十军长达47日的衡阳守城战最为壮烈，因而也最具影响。

　　湖南会战的结束时间，历来以8月8日衡阳沦陷为标志。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军继续在衡阳周边地区攻击敌人。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蒋介石最后才接受了白崇禧的主张，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越级指挥，自毁军事机构能力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

　　军令组织混乱，被日军各个击破

　　由于参战系统有别，多头指挥无所适从，部队长官骄不从命，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作战能力差。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第十军苦守衡阳40余日，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无奈当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当外围进击时，内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步调不一。各军逐次前往解围，此去彼来，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结果坐失良机，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

　　战时国军的指挥系统

　　战时国军指挥系统是，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统帅部，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委员长为最高统帅，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职务，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分掌作战指导、兵员征募、军队训练、政治教育、后方勤务等职能。战区之下，其层级依次为集团军、军、师、团等。抗战初期，曾于战区之下、集团军之上设兵团；集团军之下、军之上设军团；师之下、团之上设旅。但一年多后分别被简化。

　　中央军嫡系将领固然骄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队长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长沙失陷后，蒋介石曾电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卫西南大后方。薛岳拒不从命，声称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与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据徐永昌等人揣测，薛岳其心叵测，盖一旦有事，颇有划疆自保之意。

　　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投入多少兵力？

　　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致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

　　军官能力差，兵役不良，军纪废弛

　　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

　　就官兵素质言，国军更远不如日军。“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但不幸的是，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质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

　　肯定国军抗战的真实战绩

　　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全面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十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