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背景
来源：抗战文史   2018-04-11 14:11:02

国内背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国首都南京失守后，日军气焰极为嚣张，企图沿长江逆流而上乘胜追击一举击溃中国政府军队主力，然而，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将军坚定有力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徐州会战，华北战场的形势和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的有力坚决的抗击，却暂时转移了日军视线，转而企图打通津浦线（天津—浦口）并消灭中国第5战区主力。这次会战中国不仅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伟大胜利，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武汉、南昌等会战失败。

　　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湖南是中国著名的粮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中南战略重镇，是粤汉铁路之要冲。

　　在政治上，日本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并在南京成立伪政府。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日军攻陷湖南北部的岳阳，长沙岌岌可危。国民党采用焦土政策，制定焚烧长沙计划。但一系列偶然因素让大火完全失控，致3万多人丧生，全城90%房屋被毁，长沙亦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因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发生在夜里（即夕）故称为“文夕大火”。

　　一九三八年，大火发生几天后，酆悌、文重孚、徐昆被枪决。1939年薛岳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长沙会战。 

　　在其他城市相继沦丧后，长沙乃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唯一屏障，一旦长沙被攻陷，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被动情况下。为保住长沙这一战略屏障，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并最终引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也称“长衡会战”。 [4]

　　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战线上对峙。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国际背景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东亚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随枣会战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

　　在欧洲，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 

　　在日本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