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日本军部的主要进攻目标也确定于重庆。但自薛岳主持湖南及第九战区以来,政绩斐然,抗日声浪日益高涨。日军称:“第九战区方面集中了以中央直系主力部队为核心的约50个师,宣称开展夏季攻势,其活动日趋活跃。”鉴此,随枣会战一结束,日军本部便决定在夏秋之交歼灭第九战区,一则解除对武汉、南昌之威胁,二则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决心,使之归顺“大东亚共荣圈”。
薛岳看到了一份来自地下工作者送来的情报,情报说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准备在9月底进攻宜昌。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反复的论证,薛岳认为这是敌人搞的声东击西阴谋。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在部署兵力时,他还是作了适当的准备。湘北、鄂南、赣北都要兼顾,重点放在湘北。他的作战指导大纲定为:
(1)湘北方向逐次抵抗,诱敌于长沙附近地区,包围歼灭之;
(2)赣北方面及鄂南方面侧击或围攻敌军而击破之,以利于我主力方面作战。
在兵力使用上,将第十九、第三十两集团军,部署于赣北的高安、奉新、靖安、武宁、修水地区;将第十五、第二十七两集团军,部署在岳阳以南的新墙河和湘鄂、赣边界的幕阜山区,及汨罗江南北两岸;将第二十集团军部署在湘江以西洞庭湖以南地区;将第七十军放在长沙附近,作为战区机动部队。
方案上报重庆,不料重庆的回电要薛岳放弃长沙。十分自信的薛岳,掂量着代表蒋介石意图的这份回电,考虑后拿起电话,与陈诚通了电话,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强调说:“我的方案部署是根据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五行确定的,我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俗话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我还是那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叫我当第九战区司令官,我就要凭我的脑袋办事,指挥打仗。别人的脑袋毕竟是别人的,代替不了我薛岳。如果我整天用别人的脑袋说话办事,那还要我薛岳干什么呢?一个人的精华在脑袋,在灵魂,没有脑袋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算什么人?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
陈诚明白,重庆的这份回电,多半代表了白崇禧的意图,是他说服了蒋介石接受了他的意见才发的这份电报,于是说:“其实,你的方案也兼顾了重庆的意图嘛,兵力放在武汉以南以西,处在可东可西可南的机动位置,是以静观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案,我看可拭目以待。”薛岳本来就对自己的方案充满了自信,听了陈诚一番话,心如铁、意如钢的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准备在湘北同敌人大干一场。
9月中旬,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由南昌附近、赣江东西岸及武宁、张公渡方向,逐次向靖安、安义、奉新集结后,向铜鼓、浏阳日夜蚕食。几乎同时,鄂南、赣北的日军配合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的进攻,积极向当面的守军攻击,造成全面开花,达到迷惑中国军队的目的。9月15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从司公山至大路王一线,疯狂向守军第三十二军、第五十八军攻击;第一○六师团在桥下向守军攻击,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赣北打响了。
为更有效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薛岳命令主力部队转移至汨罗江南岸第二线阵地。第五十一军、第七十军各一部分布在汨罗江南岸各处设立防线。日军乘第五十二军转移江南之机,以其一部伪装成难民,偷渡过江,占领平江、永安等地,直抵捞刀河;其主力部队则企图在江面架设三座浮桥,因我军顽强抵抗而失败。攻打第七十军阵地的日军亦毫无进展。至26日,敌军以飞机大炮为掩护,倾全部主力猛攻汨罗江南岸阵地,我军顽强抵抗使敌不能得逞,保住了主阵地。
从18日到26日在汨罗江至新墙河之间的激战,日军遭受惨重伤亡,后援不继,无力再发起大规模进攻。薛岳在此消耗敌军的目标基本实现。在战况最紧张时,敌夺取长沙目的已经明显,蒋告知薛岳,在适当时机可以放弃长沙。被薛岳拒绝。军委会曾一夜之间九次电令薛岳退出长沙,薛岳坚决反对,迫使军委会同意其在长沙附近决战的主张。湘北各地民众则按照薛岳原来的布置,伏击敌军后勤供应队伍,破坏各地交通设施,致敌军补给和援军难以前行。
日军虽然装备良好,但数量有限,尤其是兵力补充受限,人员伤亡后越战越少。10月5日,日军下令全线撤退,日军慌张后退。这一切,被手持望远镜的薛岳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即下达了全线追击的命令,首先采用大炮袭击撤退的日军。一阵阵撕破天宇的炮击,给日军致命的打击。日军后尾的部队被打得死伤大片,幸存的东逃西散,一片狼藉。中国军队奋勇直追,越战越勇,他们扫荡了长寿街、龙门厂一带残敌后,又攻占了平江县城,还渡过湘江,攻克了夏营田、湘阴、新墙、杨林街、荣家湾等地。10月9日,薛岳才鸣锣收兵,停止追击。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我军全胜而结束。是役歼敌万余人,时称第一次湘南北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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