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含金量
来源：英姐讲过去百家号   2018-08-26 16:43:12

　　台湾“国史馆”编纂的《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中，收录有一份陈诚写给何应钦的书信。

　　该信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描述，让人颇为感慨。

　　陈诚在信中写道：

　　“第一期作战，因种种关系，作战略上之总退撤，在政略战略上，均可为最大之成功。惟第二期作战，应须注意者……对于战术思想，上下须绝对一致，尤其对于命令，更须统一，以免各级无所适从。如此次湘北作战，军令部与行营均用委座名义下令，然均与委座意旨相反，且均绝对不同。尤其均以电话严厉责行，任何人均无办法。此次胜利，只好归之总理在天之灵，然不可以为例也。”

　　“湘北作战”，即俗谓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其实，战事规模远够不上“会战”级别)。

　　此信写于会战结束后数天之内。当时，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司令长官。此战之后，薛岳才正式执掌第九战区。

　　也就是说，薛岳和陈诚，都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的重要当事人。且陈、薛之间，有师生之谊。这是陈诚写这封书信给何应钦，指责高层命令不统一让薛岳无从施展，为薛打抱不平的主要原因。

　　如信中所言，军令部(徐永昌执掌)与桂林行营(白崇禧执掌)下达给第九战区的作战指令，均冠以蒋介石的名义，但均与蒋介石的本意不合，且彼此歧异。显然，针对“湘北作战”，国民政府高层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战役结束后，薛岳怒呛白崇禧，也与此有关：

　　“这次作战，兵力不够用，我能力也不成，所以仗打不好，这个责任，我负不了，请主任来亲自指挥吧!”

　　一场战事，蒋介石、军令部、桂林行营、薛岳之九战区，竟有四重指挥机构，且意见不能统一，失败似乎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但此役最后以胜利告终，所以陈诚才会在书信里慨叹“总理在天之灵”庇佑，强调乃侥幸所致，“不可以为例”。

　　参考中、日双方关于此役的记载，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陈诚所谓的“总理在天之灵”的涵义。

　　据日本防卫厅编纂的《长沙作战》，日军此次向第九战区进攻，目的是“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 以奇袭战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

　　故此，日军无意与国军展开攻坚，“渡过汨罗江后，无所获，又到了捞刀河北岸，看了看长沙就撤退了。”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等人承认：

　　“(此役)我军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

　　此言，大体概括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含金量。

　　注释

　　《手令拟呈今后作战意见》，1939年10月18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台)“国史馆”，第145~146页。

　　赵子立、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赵当时系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王系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第04-06页。

　　赵子立、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