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1、第2支队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
来源：西祠胡同   2018-01-09 14:19:01

　　1938年春，在上海重建不久的中共江苏省委派出干部到京沪铁路沿线地区开展工作。这个地区，有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役受挫撤退时的散兵游勇和丢弃的大量武器。当时，匪盗四起，地方的“游击队”和“游击司令”数以百计，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也有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和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但为数很少。其中主要有丹阳的管文蔚部、青浦的顾复生部、浦东的周大根部、常熟的任天石部和陈震寰部、江阴的朱松寿部和梅光迪部、无锡的陈凤威部和严公伟部、嘉定的吕炳奎部。根据这种情况，省委一面直接组建抗日武装，一面积极争取杂色游击队参加抗日，陆续开辟了一些游击基点。例如，常熟的东塘桥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1大队的游击基点;青浦的观音堂是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团第3支队的游击基点;嘉定是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团第1支队外围游击基点;南汇的泥城是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2、第4中队的游击基点;无锡的梅村是无锡县国民抗敌自卫队的游击基点;江阴的西石桥是梅光迪游击队的游击基点。省委还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去这些地方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各抗日武装积极活动，打击匪、伪势力，保护群众利益。这就为日后发展京沪铁路沿线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地抗日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同时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

　　1938年春，成立不久的新四军编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的第3战区序列。5月4日，毛泽东就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发出指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分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进入江北地区。”5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5月15日，毛泽东又作出具体的指示：“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

　　国民党军事当局规定新四军的任务是：在苏南、皖中敌侧后进行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构成游击网，袭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以牵制敌人。当时划定新四军在苏南的活动地域是：第l、第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并规定不得越境活动，对新四军的抗日活动严加限制和防范。

　　新四军依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及国民党军事当局交予的任务，决定派出由栗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于1938年4月28日出发，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5月初，叶挺、项英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集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陈毅首先率第1支队由岩寺出发，6月4日抵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2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展开于京芜(南京-芜湖)铁路和京杭国道(即今宁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

　　新四军刚进入敌后时，虽然人数较少，武器较差，但指战员怀着满腔抗战热情，士气高昂，积极寻找战机，杀敌报国。粟裕率先遣支队在句容下蜀火车站附近胜利完成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予的“破坏南京至镇江间铁道，以阻京沪之敌”的破击任务后，于1938年6月17日上午，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即卫岗)附近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日军军车4辆，毙伤敌土井少佐以下20余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其他战利品。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首战告捷，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陈毅赋诗祝贺：“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表达了广大军民对初战获胜的欢欣豪情。蒋介石致电叶挺：“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此后，在苏南敌后，特别是在京沪铁路、京芜铁路、京杭国道两侧，新四军第1、第2支队发扬近战、夜战特长，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先后取得了竹子岗、新丰、新塘、句容、珥陵、高资、仓头、永安桥、江宁、当涂等大小百余次战斗和小丹阳、华山等反扫荡作战的胜利，还频繁破击铁路、公路、桥梁和敌人的通讯设施，使敌列车出轨倾覆，交通屡屡中断，破坏敌人进攻武汉的兵力调动和粮弹转运。国民党军队办的《扫荡报》7月22日报道：新四军进入苏境，在京杭国道及京沪铁路沿线展开，积极歼敌，“沿公路铁路之敌驻军不得不增援戒备，丹阳、金坛县城城门紧闭”。接着，第1、第2支队在防区内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攻袭敌据点、破毁铁路和公路、伏击扫荡之敌等方式，到1938年底共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这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友军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新四军进入苏南之初，各中间势力处于观望状态。新四军第1、第2支队广大指战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部队每到一地，一面深入了解各阶层人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动向;一面广泛联系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及民族资本家，使他们消除疑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身到抗战的行列。1938年7月，成立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4县抗敌总会，所属各县、区、乡也成立分会。同月，由陈毅兼任书记的中共苏南区工作委员会成立(9月，改为中共苏南特委)。8月，当涂县抗战动员委员会、宣城县水阳抗战动员委员会及江(宁)溧(水)句(容)3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也相继成立。

　　新四军苏南部队以茅山地区为中心，把扶助地方抗日武装、团结地方爱国领袖的工作逐步向四周拓展。1938年7月，陈毅派第1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到管文蔚部视察，授予管部丹阳游击纵队的番号，委任管文蔚为司令。其后，又陆续派出20多名军政干部到管部帮助整训，加强领导，建立共产党组织。9月扩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这支部队开辟了以访仙桥为中心，包括镇江东乡、武进北乡、扬中县和江北扬(州)泰(州)沿江地带等地在内的丹北游击基地。9月底，傅秋涛率第1团调回皖南，第6团进入镇(江)句(容)地区，归第1支队指挥。1938年10月，在江阴活动的梅光迪部和朱松寿部到茅山地区接受第1支队整训。随后，合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军(简称江抗3路)，由第1支队参谋长胡发坚等军政干部参与领导。江抗3路在武进南乡、无锡西乡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开辟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前哨阵地。苏南新四军在丹阳、金坛、句容、江宁、溧水等十几个县境内，将成千上万的群众吸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来，自身也获得了迅猛发展。到1939年春，已建立起茅山、丹北、横山、小丹阳、江句、句北等10多块抗日游击基地，拥有人口40余万。加上在省委领导下开辟的游击基点，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江南日军由于不断遭到新四军打击，其占领区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受到严重威胁。1938年9月初，敌人将新调来华的第15、第17师团，杭州地区的第16师团部分部队和伪军5000余人，增调至南京、芜湖、苏州，使京、镇、芜地区的兵力由3个联队增加到两个多师团，并不惜放弃宣城、溧阳县城，收缩兵力，修据点，筑公路，组成“梅花桩”式的据点群，经常进行扫荡，力图驱歼新四军。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新四军笫1、第2支队紧紧依靠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分散穿插转移，乘虚袭击敌人，先后进行了天王寺(9月21日)、禄口(10月2日)、白兔镇(12月上旬)等一系列胜利的战斗，粉碎日军大小扫荡二三十次。在新四军的连续打击下，日军被迫放弃小据点，集中兵力防守大据点，重新陷入防守点线的被动处境。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赴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申中共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指示，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38年9月，在开辟茅山根据地的同时，陈毅根据毛泽东的“五四指示”精神，派第2团一部东进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实施侦察，并亲自到丹阳北部沿江一带视察，准备分兵东进北上。

　　为了贯彻向东作战的方针，1939年4月，陈毅决定派叶飞率第6团向东路地区开进。项英对此顾虑重重，发电报阻止。陈毅认为东进符合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毅然下令叶飞率部开进，同时另行组建了新6团。5月5日，第6团抵达武(进)南地区，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梅光迪、何克希部会合，并成立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任副总指挥，第6团改称江抗第2路，在东路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下旬，江抗第2路途经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日伪军遭遇，以勇猛动作毙伤日伪军30余名，东进首战获胜。6月24日夜袭苏州西北的浒墅关车站，全歼守敌50余名，烧毁车站，炸毁铁轨，使京沪铁路3天不能通车。7月，一部进至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震动整个上海市。江抗还广泛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地方游击队，收编杂色武装，扩大统一战线。至8月底，江抗已由东进时的1000余人发展为4000余人，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锡虞游击根据地;作战近百次，取得一系列胜利，震撼了京沪铁路沿线日伪军。

　　新四军东进作战的胜利和发展，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但也引起了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的嫉恨。国民党第3战区限令江抗西撤，并调集忠救军实行进剿。他们对进入东路地区的新四军不断挑衅，袭击其后方机关。江抗被迫于顾山镇、严家桥进行自卫还击。10月，在军事磨擦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陈毅亲赴国民党江南行署谈判，将江抗撤至丹北地区休整。主力西撤时，留在常熟阳澄湖一带的伤病员遵照上级指示，重建江抗部队，继续坚持阳澄湖地区的抗日斗争。

　　为了贯彻向北发展的方针，1939年初，陈毅令第2团(欠1个营)协同新四军挺进纵队控制扬中并向北岸发展。2月进驻扬中，4月进入长江北岸扬州以东的仙女庙、大桥地区，建立了江北桥头阵地。同时对驻泰州地区的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开展统战工作。10月，江抗主力西撤至扬中，与挺进纵队合编，仍称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12月，挺纵进至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并胜利粉碎日伪军干余人对嘶马、大桥地区的扫荡。同年11月，第4团团部和第2营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地区发展，改称苏皖支队。1940年2月，在六合地区与挺纵梅嘉生部合编，仍称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治委员，随即与开辟皖东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沟通了联系。

　　1939年，日军不断向茅山根据地进犯。新四军第1、第2支队及其领导的地方武装，主动向敌出击，1月7日在水阳镇、1月8日在横山、1月21日在官陡门、2月8日在东湾镇、2月17日在延陵镇、3月26日在云台山、4月10日在狸头桥、9月8日在陈巷桥、9月25日在渣泽车站、10月4日在龙潭和仓头之间的铁路上，以及11月8日至9日在九里镇等地打击敌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巩固了原有阵地，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活动范围。一个以茅山为中心，西起京芜铁路，东至苏常太，北达长江沿岸，南抵高淳、溧阳一线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初具规模，在敌人占领的心腹要地开辟了战场，为新四军坚持江南敌后抗战，建立了人力、物力、兵源、财源基地;并成为新四军向江北、浙东发展的前进阵地。

　　1939年11月7日，为了适应敌后斗争形势的需要，新四军第1、第2支队奉命合并，在溧阳县水西村宣告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第2、第4、新6团、挺纵及全区的地方武装。至1939年底，新四军苏南部队已由4000余人发展到1.4万余人，并造成了跨越长江两岸的有利态势。同年12月，在金坛县建昌圩召开苏皖区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苏皖区党委。从此，苏南敌后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939年秋，为进一步扩大苏南抗日根据地，江南指挥部派干部协助江抗向茅山以南的太湖、滆湖、长荡湖地区发展。次年春，整编后的江抗第2团进入这一地区，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打击日、伪军，扩大抗日武装。各地党组织正确执行统战政策，团结有名望的士绅参加抗日，并在武进南乡和宜兴北乡地区成立太湖行动委员会，使苏南根据地扩展到太湖北岸。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把军事磨擦的重点从华北转向华中，致使大江南北局势恶化。1940年3月，苏皖区党委和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1940年2月1日《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精神，确定了今后工作任务：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猛力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改进财经工作，征收公粮田赋，整顿税收，保证给养，大胆发展党、巩固党，培养地方干部。会议通过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批评了项英同志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的右倾观点。中央再次强调“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抵杭州，北到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责成陈毅在苏南传达这一指示。苏皖区党委在听取传达后，对苏南工作的发展，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布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1940年6月底，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受韩德勤的挑唆，向借郭村休整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发起进攻。挺纵在苏皖支队支援下，进行了郭村自卫战。7月3日，陈毅从江南赶到郭村。为了争取二李，借道东进抗日，在指挥部队打下塘头以后，收兵于泰州城下，主动释放俘获人员，归还部分枪械，让出郭村、塘头，与二李重修旧好。二李在陈毅争取下，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协助新四军东进抗日。在这同时，江南指挥部主力遵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6月，向溧武(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地区集结，于金坛西北与句容交界处的西塔山击退国民党第3战区第2游击区两个团的进攻，保卫了苏南抗日阵地，赢得了从容北渡的时间。7月上旬渡江北上，在吴家桥地区与挺纵及苏皖支队汇合。7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所辖挺进纵队、苏皖支队、第2团、新6团，统一改编为第l、第2、第3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第2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刘培善;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刘先胜。

　　苏南则留下第2支队，经重新充实组成以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司令的新的第2支队司令部，辖第4团、新3团和地方武装共约3000多人。并以邓仲铭、罗忠毅、廖海涛组成苏南军政委员会，邓仲铭为书记，统一苏南军队党和地方党的领导。第2支队继续坚持茅山抗日阵地，并积极开展太(湖)滆(湖)、长(荡湖)滆(湖)和澄(江阴)武(武进)锡(无锡)等地的抗日斗争。

　　在筹划新四军苏南部队向北发展的同时，陈毅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推荐第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苏南来“独当一面”。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进入东路主持工作。5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成立，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江抗西撤后留在东路的部队和地方武装。东路军政委员会把发展武装力量和创建抗日根据地作为工作重心，斗争方式也逐步由秘密转为公开。江抗东路指挥部以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为基点，东出昆山、嘉定、青浦地区，西入江阴、无锡、常熟地区。7、8月间，江抗主力在江阴、无锡、常熟地区歼灭了顽军，并沟通了与第2支队的联系。在激烈的抗日反顽战斗中，江抗不断壮大。到1940年11月，部队由原来的5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扩编为3个纵队6个团，还帮助地方组建了一批县区常备队，控制了东路地区约200万人的90多个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