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抗日根据地的货币与经济
来源：安徽文化网   2017-01-12 14:38:12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先后在安徽省境内，创建淮南、淮北，皖江三块抗日根据地。其中淮北抗日根据地是在敌人四面包围的环境中，地处敌伪淮铜蚌三大据点圈内。东至运河，西靠津浦路，南临淮河，北达陇海线。包括永城、砀山、濉溪等县。辖内淮宝地区是河流纵横的肥沃平原，皖东北也是一片物源丰富原野，盛产粮食、黄豆、绿豆、花生、芝麻等农产品，同时洪泽湖亦有芦苇、莲子、鸡头米、金针菜等丰富的水产品。并且是皖东北、鄂中、豫西南等地食盐供给的必经之路。本文依据所掌握的相关史料，试就淮北抗日根据地货币与经济情况，综合性地作一些粗浅地探讨。以期推动抗日时期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研究，更加深入的开展。
 

一、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初期财政状况

淮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于１９４０年３月。最初是沿用安徽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名义。由于１９３９年９月以后，邰睢铜，宿东地区相继划归淮北，淮宝地区始连成一片。故由新四军军部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正式确定组织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以刘瑞龙为主任，刘玉柱为副主任。边区财政初建之时，仅有二万四千元泗县流通券和五佰元法币．而泗县流通券在战争中遭到老百姓挤兑，几同废纸。财政异常困难，根本不能满足几千人部队和数千工作人员的最低生活需要。只能靠富户乐捐和打汉奸来维持。直到１９４０年５月反扫荡胜利后，才开始着手整理确定财政政策，建立财政机关。决定以税收为主要经济来源，另外发行公债和组织粮食出口以解决衣食之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行政公署成立以后，为了进一步稳定根据地金融，奠定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根据全国第二次金融会议关于：“以地方币作为法币与伪币斗争的外围力量”的决定。开始筹建淮北地方银行，发行淮北地区统一的地方单位币。在防止敌伪对法币套取的同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根据地金融体制
。

二、淮北地方银号的成立与货币发行

1 淮北地方银号筹建和正式成立的时间。

据《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载：“一九四Ｏ年十一月，淮北抗日根据地决定筹设淮北地方银号，发行淮北地方银号币。一九四二年五月初，淮北地方银号正式建立⑴。”许多学者多沿用上述观点。据相关资料证实淮北银号正式成立于１９４２年５月初是正确的。但我们对筹建于19４０年１１月有不同看法。这是因为：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正式建立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而在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之间，是沿用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名义。所以不可能存在边区政权成立在后，边区银号筹建在先的情况。何况在当时战争状况下的非常时期，筹建时间也不可能长达18个月之久。另外，１９４０年秋以前豫苏皖边区流通货币，是以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名义所印发的流通券。到１９４０年秋边区辖内的永城、夏邑、萧县、涡阳、毫县等地游击区已连成一片。又因为各县流通券样式不一，印刷简单容易被敌伪仿制诸因素。十月边区党委决定停用各县流通券。由豫苏皖边区行政委员会永城印刷厂，统一印发豫苏皖边区流通券，流通于各解放区⑵。可见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筹建的是豫苏皖边区银号而不是淮北地方银号。淮北银号等建时间应在１９４１年６月新四军移师津浦路东，豫苏皖边区沦为敌手。豫苏皖边区各县党组织大部分归新成立的淮北苏皖边区党委领导之后。这于１９４１年中共华中局扩大会议作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的政策在时间上是一致的。最有说服力的文字依据是廖原同志，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发表的《苏皖边区的经济工作》一文。是文第四条丙款明确指出：“成立银行，发行辅币，调剂农村金融⑶。”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淮北地方银号筹建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正式成立于１９４２年５月。

2 淮北地方银号机构的组成及业务。

淮北地方银号，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以彭雪枫、邓子恢、刘子久、刘玉柱、雷明、陈醒、资风、谢胜坤、刘瑞龙等九人为董事，刘瑞龙为董事长，陈醒为经理。当时根据上级精神所制订的金融政策是：“１）巩固法币信用；２）抵制伪钞；３）收买与保存硬币⑷”。成立开始，“发行一元票一种，继续发行五元、十元票两种。七月边币一元当法币二元，十月间边币一元当法币三元。上述三种边币发行额到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止分别为：ｌ元票－－三十二万元，５元票——五十三万元，１０元票——一百三十万元。合计为二百一十五万元⑸。”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发放农业、商业、工业等信用贷款，并相继在各县成立分号或兑换所，在方便各地民众兑换边币的同时，组织反假票的斗争。当时淮北地方银号除发行货币外，主要进行的业务有：1）举办低息贷款；２）存款的吸收；３）办理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根据地内各县之间的汇兑。

3 淮北地方银号的货币发行准备

有关淮北地方银号的货币发行的准备金的问题，《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一书有如下记载：“银号的资金为法币五十万元，公私股金各半。十元为一股，公股由淮北主任公署金库拨款，私股采取募集的办法，吸收民间资金。准备基金有黄金和银币，更重要的则是抗日民主政府的税收现金和物资⑹”。另外根据《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记载，有关准备金方面的文字资料是：“粮食十一万石，值二万万元以上，纸张布匹油粮烟叶等值一万万元实物，应收未收债款七八千万元，共计约三亿八千万元左右⑺”。以上数字与边区财政成立之初相比较，可能存在不够准确的因素。结合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法币的购买力分析，不能排除其中有为了宣传而夸大的成分。其时在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发行的准备金之中，粮食无疑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刘瑞龙同志在淮北边区二届参议会报告中所陈述的就是：“至于边币的信用问题，我们是以根据地全部财政收入作准备金的⑻。”而当时根据地的主要财政收入就是生命悠关的粮食。同时这些做为准备金的粮食，多存放在各区乡的老百姓家中。既公开又充分体现了战争时期金融活动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根据地由于特殊环境的限制，物价不可能保持一成不变的水平。边区政府为了改善工人生活待遇，避免货币贬值的影响，在规定工人工资照原资加三成，仍不能解决工人生活问题的情况下。普遍实行钱资改粮资的规定。如大领一年粮资六百斤——一千斤；伙计一年粮资二百斤——五百斤等⑼。同时为了避免谷贱伤农，又规定银号所发放的农业贷款和春耕贷款：“愿还现款者听便，若无现款者，准折价还粮，其粮价可比市价酌量提高。（时粮价平均１５０元一斗）⑽。由此可见当时粮食不仅充担银号币发行准备金的作用，实际上还是最有购买力的一种实物货币。同时也说明了以粮食为主要准备金发行的淮北券信用充足；并且证明了淮北抗币的发行完全符合当今的货币学原则。

4 淮北地方银号发行货币种类

关于淮北地方银号货币发行情况，淮北银号筹建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正式成立于１９４２年５月。而淮北币的首次发行时间，则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至19４２年５月之间。这是因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从利用法币改变为驱逐法币，各根据地亦由保护法币改变成收兑法币。所以发行边区本位币已是刻不容缓的。淮北币提前在银号正式成立之前发行，是当时金融斗争形势的需要。存世的淮北币中，有一种面值十元的边币，即注明发行时间为１９４１年。

淮北银号所发行货币的各类券别，根据所见实物和相关资料分类如下：１９４５年版一角一种，二角的两种。五角的１９４２年版一种，１９４５年版两种。一元的１９４２年版两种，１９４３年版一种，１９４４年版一种，１９４５年版两种。二元的１９４４年版一种，１９４５年版两种，五元的１９４２年版一种，１９４３年版一种．１９４４年版一种，１９４５年版七种，十元的１９４１年版两种，１９４２年版一种，１９４３年版一种，二十元的１９４３年版三种，１９４４年版两种。１９４３年版的五十元本票一种⑾。共有９种面额，３５种版别。

需要指出和补充的是：１）淮北地方银号发行的淮北券。最早发行的货币并非是１９４２年５月成立开始所发行的一元票。而是在此之前发行的五元票和十元票。刘瑞龙主任在淮北区二届参议会报告中，叙述淮北地方银号初期货币发行情况时说：“成立开始，发行一元票一种，继续发行五元十元票两种⑿”．可见５元票和１０元票的发行时间，确实早于一元票的发行时间。而这一点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从其它资料中稍作分析亦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传世曾见一种背面有刘瑞龙、刘玉柱二人签名的十元票。估计即是淮北地方银号最早发行的钞票。票面上所注的发行时间为1941年，估计实际的发行时间当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与１９４２年５月之间。２）据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出版的《新华论坛）第二卷第五期第５６页记载：淮北地方银号发行边币之种类中便有五拾元淮北券一种。实指４３年发行的五十元本票，此票在《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一书缺载。可能是因为把本票归于票据的一类原因。事实上在战时的游击区内，本票一直是一种变相的大额货币，所以应该把本票归纳在货币之中。存世有一种１９４４年通用的汤山县地方纸币，面额即为５０元．而同期相邻的根据地如淮南抗日根据地，亦曾发行过５０元面额的纸币，甚至还发行过１００元面额的淮南币。所以结合当时物价水平考虑发行50元面额的淮北银号本票是符合流通需要的。３）据华中银行上报华中区党委１９４６年下半年的统计报表中，看出淮北地方银号的货币发行量为：４３８１０９７３．７８元⒀。其中尾数８分的存在，由此引发出是否淮北地方银号，是否发行过分币券的问题。

当时豫皖苏边区永城县所发行的流通券确有面额５分的纸币存世。但由此推断淮北地方银号曾经发行过分币券的结论却是不充分的。关于淮北银号是否发行过分币券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之后，我们以为发行分币券的可能是不存在的。理由是：（一）华中区报表的编制单位是华中币。自１９４５年８月下旬开始发行华中币以后，即“建立华中币为本位，一切物价，帐册契据等均以华中币为计算单位。禁止硬币和法币在市场流通，收回各地以前发行的非一比五十元的各种老抗币⒁。”而初期的淮北币与法币比值为１：２，或１：３不等，故此与１：5Ｏ的华中币换算以后，将会产生无法约尽的尾数。（二）货币发行的面额种类，是以实际流通需要来决定的。随着当时物价不断上涨的形势，许多解放区都有将低面值的钞票，通过临时加盖改成高面值的举措，淮北地区也同样未能例外，而从未有发现与此相反的资料。淮北银号为了迅速占领市场，将初期发行的１元券，改为１０元券流通。所以不可能在银号成立之始发行分币券。这同时也受到当时的印钞条件所制约。在已经知道的淮北券的面额中，最低面值为一角券。这是１９４５年所发行的。同年还发行了二角券。在淮北币发行已经有三、四年时间之后，才安排发行角币券，这显然是为了解决元币券的找零需要。而在此之后法币开始大幅度地贬值，结合物价水平考虑再发行分币券已无必要，这一点从不存在分币券的传世实物，及相邻解放区亦无类似情况分析，可以断言：淮北地方银号所发行的淮北币中，确无分币券存在的事实。
 

三、淮北解放区边币与抗币之同异

边币与抗币都是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发行货币之简称。一般以为：八路军开辟的华北敌后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简称为边币；新四军开辟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简称为抗币，许多资料表明上述看法过于形式化，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如华中抗日根据地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中，既有称抗币的，又有简称为边币的。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淮北边区分署主任刘瑞龙同志，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９日，发表“进一步巩固团结建设淮北根据地”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今年特别加速抗币的发行，使老百姓早日脱离法币与伪币的危害，我们改发抗币比值为１：５０，正是这个道理，将来边币全部收回，都用抗币，现在已经在各主要市镇上以抗币为计算单位，养成人民习惯，以便早日全部改用抗币⒂。”通过对上述资料剖析，可以看出就淮北边区而言边币与抗币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分别的。我们不难得出下列结论。（一）淮北边区早期发行货币简称为边币，后期（１９４４年）发行货币简称为抗币。（二）边币与抗币的含义有所不同，是为了区分与法币不同比值的边区货币需要。（三）抗、边币的区别在于：边币与法币比值为１：３（最初为１：２），而抗币与法币的比值为1：5Ｏ。（四）边币与抗币曾同时流通于淮北边区，直到１９４５年统一于华中币。（五）早期边币对法币关系表现出一定的从属性，而抗币的发行则是根据地内本位币发行成熟的标志。可见与法币的比值的不同，是区分淮北币中边币与抗币的关键。在当时特殊的金融形势下，各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中，都会有在不同时期与法币比值不同的情况，如何在称谓上区分它们，以方便人民行用，对于根据地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存世的淮北币中，有不少是在票面上直接注明抗币的，有一枚早期发行的一元券，在其票面左右两侧已经加盖改为拾圆，后又经过加盖在正中部位注明当抗币拾圆，则充分说明我们的观点。
 

四、淮北地方银号的货币流通情况与金融斗争

淮北地方银号总号初建于泗东县的半城，１９４２年４月，由淮北行署财政处筹设淮北印钞厂，开始设在泗东县的岗大路村，后迁到河稍店，仅有石印机一台。十多个人员。所印制的淮北券主要流通于淮北苏皖边区根据地。在豫东一带也曾秘密使用。早期印制种类为１元票、５元票、１０元票三种，因数量少难以满足流通需要，便将一元票上加盖戳记，改作１０元通用。以便淮北银号币能够迅速占领市场。在淮北银号未成立之前，边区由于辅币缺乏，杂钞流行，伪币充斥。除法币、联银券和中储券，日本军票以外，还有各地方流通券。银币、铜元等混行于市。１９４１年底，开始着手取缔什钞，巩固法币信用。到淮北地方银号正式成立后，又开始停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但对人民保存法币仍不加干涉）。直到１９４６年７月底，基本收兑完“豫皖苏边区流通券”以后，在淮北边区内流通领域内才真正统一使用淮北地方银号币。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淮北银号于１９４６年底并入华中银行，随即停止发行淮北券。

由于淮北地方银号发行基金准备充足，皖东北又是一片物源丰富的沃野。在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根据地范围也同时不断地扩大。到１９４0年秋，淮北抗日根据地不但包括淮河以北，而且还包括安徽、江苏北部交界处的洪泽湖西北部及永城、砀山、濉溪等县城。淮北地方银号币的流通区域，也随着发行量的不断增加；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而随之扩大。１９４５年淮北地区印制发行淮上地方银号币和加盖部分淮北地方银号币为淮上地方银号币，流通于安徽、江苏交界的津浦路西侧，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区域，更是根据地经济不断壮大的证明。

抗战时期的金融斗争异常尖锐复杂，敌伪大量倾泻伪币来根据地掠夺边区的农副产品，妄图以经济掠夺的方式弥补敌占区薄弱的经济，以达到军事手段未能达到的阴谋。同时法币发行数量不断地狂增，也是以恶性膨涨的手段来搜刮根据地粮食，棉花等物资。根据地政府针对敌人的阴谋，创建银行发行货币，边区内停止伪、法币的流通有力地保障了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振兴。敌伪又频繁地制造假票，欺骗边区民众来破坏根据地的金融。所以反假斗争在银号筹建之初就非常注重，当时提出三点措施：１）印刷精良，防止造假；２）纸张坚实、不易起毛；３）广设兑换所，兑换破票⒃。但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在纸张和技术上都不可能有过高的要求。边区政府除了加印暗记，努力提高造纸质量，不断地更新版别以外，最主要的措施是广泛发动群众。领过广泛宣传抗币就等于老百姓自己的票子，使抗币成为深受百姓拥护的货币。当时解放区内各群众团体还大力作协助政府查禁伪钞。以至于伪钞在解放区内，未能有蒙蔽三日以上，而不被发现和破获的。通过发动群众来抵制和识别伪钞，确是一种效果显著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反假斗争，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资料来源：

⑴⑹《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Ｐ４２６页

⑵《陕西金融》钱币专辑８９年增刊Ｐ９９页

⑶《苏皖边区的财经工作》1941年11月作者：廖原

⑷⒃《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Ｐ63页Ｐ64页

⑸⑿《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Ｐ108页

⑺《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刘瑞龙同志在淮北边区二届参议会报告1942年10月

⑻《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Ｐ107页

⑼《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04

⑽《政府工作》第32期1944年11月5日

⑾《安徽金融研究》增刊1987年第四期Ｐ58页

⒀⒁《安徽金融研究》增刊1984金融史料专辑Ｐ26页Ｐ47页

⒂《进一步巩固团结建设淮北根据地》“刘瑞龙主任在淮北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