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上抗日根据地巧运金银的故事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6-25 16:17:26

　　1939年春夏之际，新四军彭雪枫游击支队第一次进军淮上，四打怀远县城，在淮河里擊毁日军汽艇，拔掉安乡、上下桥、沙沟、苏集等日伪据点，不到半个月，控制区域南到淮河沿岸，东到津浦铁路，兵临怀远县城。1940年6月，新四军彭雪枫部与八路军黄克诚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第二次进军淮上创建淮上抗日根据地。四纵队司令部就驻在怀远龙亢钮家湾。在龙亢镇组建了淮上地委和淮上办事处(皖南事变后改淮上行政公署)。

　　新四军在淮上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后，日军通过淮河、涡河对我实行经济封锁，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对敌实行反封锁，不准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向怀远、蚌埠输出，使怀远、蚌埠粮价暴涨，迫使蚌埠之敌对我放宽工业品和淮盐等商品出口。到1940年10月，怀远县的河溜、龙亢两镇成为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甘肃等省淮盐、布匹、百货、西药、纸张等物资的中转站，大批商贩源源不断地来这里采购各种物资。特别是河溜镇，原常住人口不到1000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抗日民主县政府就驻在河溜镇，流动人口达2万多人，自然形成了前方和后方物资贸易集散地，成为全国驰名的商业重镇，仅淮盐一项每天交易量就有数十万斤。服务行业，仅浴池就有4家，大小旅客店有100余家，有规模较大的简易戏院3座，长年有京剧、豫剧、泗州剧等演出，展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故有“小上海”之称。

　　淮上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河溜、龙亢、双沟等沿涡河集镇经济繁荣，税收增多，但偷漏税现象十分严重。为此，豫皖苏边区党委、政府和彭雪枫一方面电告延安党中央，请求在干部方面给予支援;一方面招收有初中文化知识青年，培养成税收干部。不久，延安八路军总部派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后方供给部长邱会作率200余知识干部不分昼夜赶来淮上，加强税收工作。

　　堵住了偷税漏税现象后，税收款越来越多，每天税收款都在2万元左右。到1940年10月以后，仅河溜、龙亢两集镇每月都收税款60万元以上，占整个豫皖苏边区72%(淮上人口占边区人口四分之一)。彭雪枫与边区党委领导同志一直考虑如何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变化，解决收上来的税款不因时局变化而贬值这个大问题。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一是成立“淮上银行”发行货币;二是将收上来的税款和收上来的救国公粮，兑换成金银器。

　　当时根据地、敌占区和国统区有3种纸质货币：“淮上银行”发行的“边币”、国民党银行发行的“法币”、汪伪政权控制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央储备卷”(简称储备币)，3种货币同时、同值、同价使用。但储备币在国统区和根据地河溜、龙亢等地市场上很少使用，即使在敌占区也受到民众的抵制，被喻为“冥国银行的冥币”。另外还有一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硬币，即银圆与铜圆。银圆有龙洋、本洋、袁洋(俗称袁大头)、孙洋(有孙中山头像)、船洋、站洋等。银元对法币、边币一圆对一圆同价;铜圆(俗称铜板)与银角、银毫、铜钱(俗称大钱)等多作为辅币使用。边区政府对硬币只进不出。银圆入库或上缴延安中央，铜圆铜钱留作军工造弹壳。

　　针对市场上货币流通的情况，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第四纵队供给部决定到蚌埠钱庄秘密兑换金银器。这一艰苦而又危险的任务交给谁来完成呢?四纵供给部副部长郭金林经过调查了解，认为在油坊当学徒的郭长宝及其堂弟郭长顺，思想进步，为人忠厚老实，头脑灵活，有与蚌埠钱庄、洋行打交道的经验，比较合适。一天，他亲自到郭长宝、郭长顺油坊拜访，说明缘由，郭氏兄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在向边区党委和彭雪枫汇报后，郭金林说干就干。四纵队供给部在龙亢、河溜很快建立起两个贸易货栈，用税收款收购大量小麦、黄豆和麻油。因河溜、龙亢二镇有暗藏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郭氏兄弟俩不能公开帮助八路军兑换金银器，只能以做生意为名进行活动。因为这是第一次，先摸摸路子。八路军四纵将货栈收购的3万斤小麦搬上了船，而郭长顺则公开地将自己油行里的10桶麻油搬运到船上。

　　郭长宝在龙亢油坊里当学徒，经常通过民船运货到蚌埠贩卖，人缘广路子多。他们很快就把小麦、麻油等运到蚌埠粮油行卖掉，大部分是以金银器兑换，少部分到钱庄兑换成银圆。正准备返航时，突然有2个日军带着3个伪军稽查员前来稽查，看看船上有没有违禁品。当日军走上船尾时，郭长宝有些慌了，上前拦着日军道：“皇军大大的好!”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香烟递上：“咪唏咪唏。”日军推开郭长宝的手，仍向船尾走去。郭长宝心里叨咕着怎么办，眼看着放在那里的金银器就要露馅。正在这时，日军士兵“哈哈”大笑起来道：“鸡子的咪唏咪唏!”

　　原来，船尾竹笼里养的3只老母鸡被日军士兵发现了。郭长宝连忙抢上前去，打开竹笼子捉住3只老母鸡递给日本兵。一个日军士兵接过郭长宝手中的老母鸡，伸出右手大拇指说：“良民的大大地好!鸡子拿走的，咪唏咪唏。”说完就下了船。

　　郭长宝这才舒了一口气，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他把卖粮油换来的金条和银元，用布包好放在鸡笼里，上面用稻草和破麻袋片盖上，认为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却闹了一场虚惊。就这样，总算有惊无险地完成了第一次兑换金银器的任务。

　　郭氏兄弟掌握了兑换金条银圆的一些规律后，一趟两趟，换回的金条、银圆越来越多。入秋后黄豆上市，特别是河南许昌烟草生意越做越大。为了保护物资出境(运出根据地)和换回的金条银圆的安全，淮上独立团特派出一个连便衣武装，在沿涡河的龙窝、张沟、沙沟、瓦瓷岗等地各安排一个班，并在每条船上派一名便衣干部，充当拉船的纤夫，以防万一。

　　10月初的一天，10多条船的黄豆、豆油，通过日本洋行，全部卖掉兑换成了金条和银圆。大家把这些金银器分装在一个双层布袋里，用八号铅条牢牢捆扎好，固定在船后梢水下。这是吸取第一次教训所采取的最安全的措施，并顺利通过蚌埠、怀远多道关口。可是有一次，日军蚌埠特高科的几个特务登船检查时，对跟船保卫的八路军四纵政治部保卫干事产生了怀疑，上前抓住这个保卫干事说：“你是八路的，死啦死啦的!”

　　这名保卫干事是河南人，参军多年，算是见多识广。他并没有害怕，镇静地说：“我是船上的伙计，不是什么八路九路。”接着他指着坐在船帮上的船老大说：“不信，你问问他!”

　　船老大已满头白发，立即站起来说：“皇军先生，他是我的伙计。”

　　“不!不不!”日军士兵从走路的姿势叛出此人是个军人，便扯开那个干事的褂领，指着右肩上一条红印痕迹，冷笑道：“你是八路的，死啦死啦的!”几个日军士兵上去将那个干事按倒在地，捆绑起来。

　　正在这危急关头，船老大不慌不忙弯腰从身边拾起纤板(就是船遇着顶风，拉纤用的纤板)上前道：“皇军先生，他不是八路!”说着他用纤板套在自己的右肩上比划着说：“他是我的船夫，经常拉纤的。”说着他脱掉自己的小褂子，指着自己的右肩，说：“不信你看看我的。”几个日军士兵一看都傻了眼，船老大的右肩上也有一道又深又明显的红印痕。

　　正在这时，郭长宝穿着老纺白裤白褂，一派大老板的打扮，与日本洋行大掌柜走来，上前和特高科特务们打招呼：“他是我的伙计，绝不是八路!”

　　日本洋行大掌柜也上前说：“他们的，皇军的良民，大大的好。”说着从口袋里掏出蚌埠宪兵司令部的通行证，递给一个特高科小头目。

　　特高科虽然权力很大，也不敢得罪宪兵司令部，何况那个船老大说得也在理，特务们松开那个干事便下船而去。事后，郭长宝在饭店请大掌柜吃酒叙谈时才知道，原来这个日本洋行的大掌柜当时就看出了那名船夫就是“八路”，因为拉纤用纤板是从右肩向左斜下，而那“船夫”肩上的红印是从右肩直上直下，分明是个扛枪当兵的。但不知这家伙是良心发现，还是郭长宝经常给他送些礼物堵住了他的嘴，他没有点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引起了郭长宝高度的关注，在以后的日子里，郭氏兄弟与八路军四纵供给部保卫处的同志们，在每次进行运输前都仔细检查，分析每个细节，不让一个细节出纰漏。在挑选跟船保卫干部工作时，身上不能有任何痕迹，包括枪伤、刀伤，走路的姿势也得改过来。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四纵改编为新四军四师，仅从1940年夏至1941年3月，便收取工商税款数百万元，大部分用于购买粮食与食用油、烟草去蚌埠进行贸易，换回大量金条和银圆，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貢献。到底兑换多少金条和银圆，这是一个谜。20世纪80年代笔者到南京军区后勤部问过郭金林政委，他对我笑笑说：“除了支援友军，上缴延安党中央很多很多，后到路东成立骑兵团都是用的这些税款。”电视剧《彭雪枫》里说，淮上税收款，用汽车运送，上缴到延安党中央，受到毛主席高度赞扬。这笔款子，决不会是“法币”和自己发行的“边币”，只能是金银器。

　　(来源|党史纵览 作者|郭金林 郭长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