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及其特殊贡献
来源：中共芜湖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8-11-16 10:39:49

　　皖江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建立较晚的根据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皖江抗日根据地根据自身独特的条件，创造性地开展经济工作，后来居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创造了“富甲全军的经济奇迹”，满足了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军部和兄弟友邻部队，保障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生活，为皖江地区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皖江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的经济状况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皖江(皖中、皖南)地区就有多个中共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多支抗日武装部队在活动。

　　1938年2月，新四军移师皖南，有力地推动了皖江抗日斗争的发展。但是，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秘密制定了《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国民党政府从此由联合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随后，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国民党政府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的“摩擦”事件。1939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积极反共的新桂系李品仙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对安徽省境内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民主根据地不断发起进攻，抓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制造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

　　1940年11月至12月间，为了应对形势日益严重的变化，皖南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北撤前的准备，军部和第三支队多次派出小部队到长江沿岸了解情况，筹集船只。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长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但屡遭李品仙部队的袭击破坏。同时，新四军军部派出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第三支队五团三营先行渡江，与桐东游击大队和章啸衡收编的国民党川军杨森部队一部，合编为第三支队挺进团，配合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恢复无为根据地，开辟和控制桐城、庐江、无为交界地区，创建以三官山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决定成立7个师。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东乡白茆洲正式成立(当时部队共有1900余人，其中有700人是皖南事变发生后突围过江来到无为地区的)，同时，成立了党政军委员会，从此，皖江抗日根据地开始形成。

　　皖江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经济上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日军侵入安徽省境内，始于1937年11月，第一个占领的县城是皖南的郎溪，到1938年底，日军先后占领全省40多个县市，并相继建立了伪政权。皖江地区的滁县、全椒、巢县、合肥、和县、含山、无为、庐江、桐城、枞阳、望江、安庆、当涂、芜湖、繁昌、铜陵、贵池、东流、至德、南陵、宣城、郎溪、广德等23个县市均被日军占领。尽管日军只控制城市、县城、主要集镇和交通干线，但是依靠军事强制和扶持伪政权，把侵略魔爪伸向各地，对占领区实行法西斯式的殖民统治，对皖江地区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占领芜湖后，对裕中纱厂、益新面粉厂、大昌火柴厂、明远电厂等几个比较大的工厂无偿占有，大量的手工作坊被破坏，手工业、商业的损失特别严重，米粮业储存在江口及沿河两岸仓库里的大米，全部被日军没收。

　　皖江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后，对日伪在皖江地区的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日伪千方百计地封锁根据地，给抗日根据地造成困境，企图从经济上摧垮皖江抗日斗争。其封锁办法主要有三：一是在边界地区设立封锁管理处(站)，严格禁止粮食、食盐、布匹、药品及其他军需物资的输出，凡商民向封锁线外携带粮食5斤以上者，不仅没收，还要被处罚;二是在占领区内到处设立关卡，限制物资流动，并对各种物资的流进流出课以重税，当时从芜湖到合肥，一路要过20多道关卡，关关受检，卡卡纳税;三是对民间物资进行严格统制，对农民未被征收的粮食，也强迫登记入仓，不仅粮食计口配给，对食盐也实行每人每月半斤的限量，许多民众随时都有断炊之虞。沦陷区的重要农产品则全部被日本占领军所控制。

　　日军为了供给军需和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对占领区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采取了严格的统制政策。在农业生产方面，加紧推行农村殖民地化政策，提出“中、日、满农业一体化”和“全体主义的计划经济”，强迫沦陷区的农民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安排耕种，并据此制定“增产计划”，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需要，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当时，安徽沦陷区的各县伪政府，还专门设立“增产委员会事务局”，监督农民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图耕种，积极推行农村殖民地化。

　　皖江地区，长江横贯其中，素有“安徽粮仓”之称，同时也是沦陷区通往大后方的一条重要通道，物资由芜湖经由无为汤家沟的皖中地区，进入大别山，再经河南第五战区到大后方。因此，皖江地区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经济上的战略要地。这一地区遭到日军的经济封锁后，又处于日、伪、顽三方夹击之中，造成了食盐、布匹、药品及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的异常短缺，各种军需物资更加难以采办，因此更为紧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新四军的给养费用，加剧了皖江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的困难。1943年初，一度出现过财政枯竭、部队供给困难的局面，战士们没有烟抽(原来每月配给10包香烟)，常常连每天5分钱的菜钱都发不出来，仅靠“打资敌”(没收资敌者财产)，勉强维持军费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

　　二、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开创与发展

　　1941年5月1日，在新四军第七师成立的同时，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也正式成立，成为皖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巢县、桐城、和县、含山以及江南的繁昌、芜湖、青阳等地区相继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1942年5月，成立了皖中行政公署，后辖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湖东办事处、临江办事处、和含办事处、铜青南办事处、南繁芜办事处、沿江办事处等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在皖中区党委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组织下，制订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为保证根据地军事斗争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从6个方面抓好经济工作。

　　(一)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频繁进攻和经济封锁，皖江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来抓。1942年5月，皖中区党委专门就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重视思想发动工作，广泛宣传劳动光荣，提倡发家致富，克服在部分干部中轻视农业生产和群众中靠天吃饭的思想。要求各区、乡、村都建立生产委员会，发动、组织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在根据地当时财政还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贷款基金10万元，扶助农业生产。二是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对于符合授予“劳动模范”称号的，开会给予奖励和表扬。三是积极进行垦荒，增加生产。区党委专门成立垦荒局，组织和鼓励农民垦荒。据1942年5月的统计，全区仅公荒开垦就达7000多亩。四是大力推行深耕施肥，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皖中区党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多次作出决议，兴办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开展劳动互助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成为当时一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是自愿参加的，互助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由农民自愿确定，有耕作方面的互助，有收获方面的互助，也有耕牛、农具、水利等方面的互助;互助的形式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有临时性的，也有较长期性的。互助的方式主要有扯伙、换工、耕牛队、互助组、匀田互助等形式。在巢无中心区的牌楼乡，1943年参加变工互助的农户就占当地农户总数的90%。1943年冬季以后，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共和含地委先后在白渡镇的2个村试办了约有130多户参加的2个变工队，解决了劳力和畜力不足的困难，开荒数十亩，收稻谷二三百石。开展劳动互助后，充分而合理地发挥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解决了季节、劳力、牛力的矛盾，从而不误农时地耕作收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1年征到“爱国公粮”600多万斤。1942年根据地还未扩大，但皖中农民交公粮400多万斤大米。1943年后连续几年农业获得较大的丰收。1944年下本年到1945年9月，繁昌曾出售10余万斤公粮，为部队战士替换夏衣，为皖南行署干部提供了北撤途中的全部费用。

　　(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41年6月，皖中党政军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对皖江地区减租减息做出了具体规定，全面开展减租减息运动。5月，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农工所就分头召开东(家)佃(户)座谈会，调查本地区土地关系，并根据中共中央土地政策原则，制订颁布了“二五减租”试行办法，规定从新麦收割期开始执行，秋收期间全区普遍推行。1943年秋收时，皖中区党委和七师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宣传活动，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减租减息气氛。8月，中共和含地委在和县南姥区南义乡召开了减租减息运动动员大会，近万人参加。在当时的情况下，召开万人大会是空前的。七师参谋长、中共和含地委书记孙仲德到会作报告。声明坚决执行“二五”减租，佃主佃农互利，各得其所，会议影响很大。会后又组织多个工作组，深入基层，具体指导减租减息工作。各地还以农抗会为中心，建立了乡、村两级评租委员会，一些地方还吸收了表现好的开明地主参加，以便了解这个阶级的情况，更好地开展减租运动。

　　在减租的同时，依照减息政策的规定，皖江地区各地对农村借贷付息作了相应的处理：一是老债付息超过老债一倍者，停息，分期还本;二是老债付息超过老债两倍者，本息停付。对高利贷剥削，包括印子钱、麦钱、菜籽钱等一律查禁。

　　减租减息政策经过反复调整、完善和斗争，皖江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是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人民生活。据1943年临江行政办事处5个区的统计;执行减租的佃田共32.5万亩，减下的稻谷25.11万担，受益佃户8990户、37.76万人，平均每人增收稻谷6斗7升。白茆区593户佃户，在减租中每户受益稻子5担。二是减租运动使农村的封建统治基础开始削弱，巩固了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农抗会组织得到发展壮大，1943年全区抗联总人数已达50多万人。无为县虹桥区在减租中，农抗会员激增，妇抗、工抗、青抗会员大量发展，各抗敌协会会员数占该区总农户的60%以上。据无为县江心洲地区的调查，在减租3年中(1941-1943年)，有70%的农户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其中从雇农上升到贫农的有40%，从贫农上升到中农的有30%，在减租中同时兼顾了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利益，民主政府规定佃户按时价向地主交租，不使地主吃亏，团结了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共同抗日，把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三)发展工业生产

　　皖江区党委和行署制订了一系列发展工业和手工业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工业发展。

　　1941年，皖江根据地组织手工业工艺社，开展手工业生产。据1942年5月的统计，这一期间，工艺社每日可生产毛巾10打(每打12条)、袜子20打、土洋布3疋、草帽100打、军服50套，在当时保障部队供应时起到不小的作用。

　　1942年，皖中行署兴办了一个卷烟厂，每天生产香烟10万支，质量近似当时国统区的一种中档香烟“紫金山”牌。1942年下半年迁厂扩建，设法购买了卷烟机械，从芜湖聘请了制烟技师，生产“丰收牌”和“禾苗”牌甲、乙两种香烟，开始是供应部队需要，生产扩大后也对外销售，很受群众欢迎，而且还销售到日伪和国民党统治区，生产日益发展，职工发展到100多人，为根据地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收入。

　　1942年底，又建立了印刷厂和造纸厂，主要是为满足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如印发《大江月刊》，印刷中小学课本和战士的文化教育课本。

　　皖江根据地还开办联合工厂，生产食品、纺织品、皮革、油漆和小型木船等，仅和县功剩桥一带就办了被服厂、织袜厂。皖江行署还在巢无地区办起有1000多人的巢南煤矿，在繁昌等地依靠群众分散开采小煤窑，采矿业有了相当的发展。

　　皖江根据地为适应战斗的需要，积极发展军工生产。七师军工部的兵工厂有300多名工人，下设3个分厂。和含地区办起4个小型兵工厂。到1944年皖南支队修械所发展成为有300多人的兵工厂。七师除了兵工厂外，还相继建立被服厂、制革厂、鞋厂、雨衣斗笠厂等，及时向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提供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基本上保证了部队的战斗需要。

　　(四)发展内外贸易

　　皖江根据地紧邻南京、芜湖、安庆、合肥等大中城市，与沦陷区、国统区犬牙交错，而且这一带物产丰富，工商业比较发达。七师和民主政府把根据地地理位置的这种特点作为一种优势，在对外贸易上大做文章，为筹集物资和资金作出了贡献。

　　为了发展内外贸易，1941年5月建立了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1943年1月改为皖中行署财政经济处，并将原来下设的货物管理总局更名为皖江贸易总局，任命蔡辉为局长，并抽调一批精干的干部充实到贸易队伍中去。为方便贸易工作的开展，将贸易总局从巢无中心区迁到与芜湖一江之隔的汤家沟镇，在镇上开设“集成号”商行，对内是贸易总局的办事机构，对外则是一个经济实体，并同芜湖、南京、上海的商人合资开办各类公司和企业，扩大贸易，同时还组织商民在汤家沟镇合资开办“裕民号”商行、“正大号”商行，拓展贸易渠道和方式。

　　皖江根据地开辟的贸易渠道主要有3条：其一，是通过爱国人士委托敌占区的商人采购物品，特别是被日伪严格封锁的机械、钢材、火药、雷管、电讯器材等。当时，与皖江贸易总局和七师经常发生关系的有上海的通汇公司、安源公司和中华物资公司以及芜湖的海记公司等。其二，是组织群众成立合作社，控制重要物资的进出口，保持进出口的平衡。控制出口的物资主要有粮食、油料、豆类、烟叶、黄麻;控制进口的物资主要有食盐、五金及洋货等，以便掌握进出口的主动权，减少商人的中间盘剥，保证了根据地的市场供应。其三，是利用小商小贩和民族资本家发展对外贸易，以沟通有无。民主政府一方面保护私人商业的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对进出口物资进行严格管理，有效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集成号”商行利用日伪芜湖维持会会长、伪军粮统购委员会主任、总力社芜湖分社社长汪子东收不到军粮，难以向日军交差的困难，一方面严格封锁根据地粮食出口，另一方面又约汪子东进行粮食交易谈判，终于达成亦商亦军的特殊贸易。汪子东为“集成号”商行采办军火物资(如黄色炸药、雷管、机枪、收发报机等)、统制物资(如钢材、五金、工具、机床等)和一般物资(如食盐、火柴、电池、药品等)等3类物资;“集成号”商行则用粮食、大豆和土副产品支付，以物易物，收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1943年以后，皖江根据地财经工作异军突起，财政收入实现高速增长，当年收入“不少与6000万元”，到1945年9月七师北撤前夕，财政收入均以两倍数增长。

　　(五)发展工商业

　　皖江根据地政府取消了过去“打资敌”的错误做法，明确规定：根据地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只要不违背政府法令，不贩卖违禁物品，不偷税漏税进行经商的，一概依法予以保护，并欢迎境外人士，包括资本家、地主来根据地经营工商业，从而促进了根据地私营商业的发展和根据地的经济繁荣。

　　皖江行署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商人的合法收入，促进工商业发展。规定在根据地内除征收过境税外，一律只按营业资本和营业总收入征收工农业税;对营业资本小或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手工业作坊及经营火柴、食盐商品的，则免交营业税;规定商人的合法利润为20%;对风险大的，国统区、日伪统治区禁运的物资，必要时允许获得200%的利润。规定凡新四军根据地或游击区的货物过境，只需交纳一次过境税，商人只要持货证相符的税票，沿途不再交税，并组织武装护商队，保证客商和货物过境安全。商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了保护，经商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来往商人日渐增多，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增加了税收。

　　民主政府允许多种形式的商业企业并存，不仅创办了一些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还保护公私合营、个体商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商业。1944年，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上海烟煤同业公会会长潘以三应邀到汤家沟考察后，投资兴建小煤窑，开办肥皂厂。不少爱国青年也从上海等地来到根据地参加民主政权的经济建设。同时，反对奸商操纵市场、与民争利，商人和消费者的利益都得到了保护，商业和市场贸易蒸蒸日上，许多集镇商业十分繁荣，汤家沟镇则是当时颇具规模的商业中心。

　　(六)开展货检和税收工作

　　皖江根据地的货检工作主要负责查禁违禁物品、敌货和禁运资敌物资，并负责征收进出口税，从1942年起，根据地共设立货检总处5个、分处17个、分所48个，全面开展货检工作。

　　税收是根据地的财政来源之一，由于根据地财政经济的特点是抗战的、统一战线的和自力更生的，并有着保证供应、改善民生和同日伪作斗争的任务，因此，民主政府确定税收的基本原则，一是80%以上的人民都应负担一定的赋税，以保证抗战经费的来源;二是实行合理税负原则，统一所得累进税制;三是建立关税制度，保护根据地的资源和工商业，反击日伪“以战养战”的阴谋。根据这些原则，民主政府废除了国民党和日伪一切苛捐杂税，仅开设农业税、契税、进出口税和过境税、执照税及营业税等5种税目，而且税率很低，使一般人员能够承担。但是，拥有较多财产的资本家、地主和商人，也要缴纳与其财力相适应的税款，为抗战出力。

　　农业税包括田赋和公粮，田赋由田主负担，公粮由生产者负担，有租佃关系的，则由田主和佃户共同负担，为抗日事业服务。

　　契税是一种土地执照税，包括对土地、山塘、房屋买卖的契约税。皖江根据地规定，土地在2亩以下成契者，每张契约收税抗币2元;2亩以上成契者，每张契约收税抗币4元;山塘、房屋契据，每张契约收税抗币2元。

　　进出口税和过境税的征收原则，一是严禁资敌物资输出，二是要有利于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其征收税率，一般是根据对我有利的程度来确定。但进出口税最高为30%，最低为5%;过境税最高为10%，最低为5%，开辟了可观的财源。繁昌县征收农业税和进出口税等财政收入，不仅自给有余，还上送七师师部，支援了其他兄弟困难地区。

　　执照税是对油坊、糟坊、屠宰、土行等持照小工商业者征收的，税率很低。

　　征收的税种和税率根据不同的情况，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如营业税开始没有征收，1944年开征。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开始时每百斤食盐征税1元钱，以后商贩反映税重了，输入的食盐逐渐减少，后来就不征税了，以刺激商贩增加输入，保证根据地群众需要。

　　对偷税漏税者则给予处罚，一般只罚应征税税额的一倍，最多不超过两倍，要使商人有利润可得，起码不使商人蚀本，更不能使商人破产，以使其继续经商，活跃经济。

　　三、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特点与贡献

　　皖江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初建立，到1945年9月新四军七师北撤，前后近5年的时间，纵观其经济工作，具有“三大特点”、“两大贡献”。

　　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工作以“发展为先”。

　　1942年3月30日，七师政委曾希圣在七师干部会议上作组建一年来的工作报告，阐述了他的发展为先、民生为本的财经贸政策理论，他说，要发展壮大七师力量，要改善群众生活，关键在生产，“生产是基本的办法”，而“生产中心应在工业方面”，“这也不是办大工厂”、而是“发展家庭工业”，“发展关键在于人”。

　　这种发展为先的理念其后体现在皖江地区农业、工业、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

　　1942年以后，皖江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卓著的成效，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曾希圣于1942年3月明确要求军队和政府开展春耕生产和水利建设，搞大生产运动。要求广大指战员一面打仗，一面生产，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以尽量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大生产运动很快在根据地各乡、各镇、各部队中普遍开展起来。皖中行署规定，在大生产运动中，每个机关干部要开荒5分至1亩，种菜7厘地。区党委和政府及各区、乡、村各级都组织生产委员会或生产小组，发动并帮助家家户户订立生产计划。含和支队在1943年到1944年的一年中，开荒生产面积达1000多亩。七师师部独立团三营在1944年开荒90亩。部队通过生产，蔬菜基本能自给，改善了生活，减轻了群众负担，而且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部队供给困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广大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根据地各工厂都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不断总结推广优秀工人的先进事迹，给立功的劳动模范以荣誉和物质奖励，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爱国热情，生产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仅1943年生产的夏衣累计：师直完成7276套，沿江完成3880套，皖南完成3770套，和含完成4230套，合计为18664套，及时解决根据地党政军人员的穿衣问题。

　　皖江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在大力组织农民发展农村主业的同时，还号召农民发展副业、畜牧业、林业和瓜果蔬菜等生产，并组织各级干部和新四军指战员开展副业生产，以改善军民的物质生活，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为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皖中行署在1942年向农民贷款7万元，支持发展农业生产。1944年，皖江地区增加种植棉花面积数万亩，植树1000多万株，养鱼1000多万条。

　　第二个特点是经济工作以“民生为本”。

　　民生为本始终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主线。皖江地区濒临长江，地势低洼，境内河汊纵横，湖泊众多，经常遭受水灾。因此，根据地建立之初，皖中区党委和民主政府就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各地都建立水利委员会，统筹农田水利工作。据1942年5月的统计，山区挖掘塘堰已达3600多个，圩区修建堤埂多达6800丈，得到各界群众的普遍拥护。从1942年到1944年，先后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就有：繁昌县组织高安、孙村等地农民修建了沿江大闸的高安闸，加固了九连圩;沿江行政办事处在晏塘西乡兴建了长征圩水闸;无为县重修了受益农田达30万亩的季家闸、黄树闸和陈家闸，并开凿了黄泥岗河道;湖东开凿了大新圩山河，受益农田7万多亩;在湖东境内修筑大小圩堤30多段，在临江境内修塘1002处，堤埂90多道，在和含境内兴修了白渡河水利工程，还有和县的新闸、和含的沿江七洲堤及黄太圩的改建等，其中兴建最大的水利工程是黄丝滩新堤。

　　无为东乡长江边的黄丝滩江堤(今长江无为大堤中的一段)，素有“一线单牵，七邑生命”之称，直接关系到无为、巢县、含山、和县、舒城、庐江、合肥等7县300余万人口和400万亩耕地的安全。抗战初期，该段江堤不断出现险情。皖江根据地建立后，行署主任吕惠生亲自领导江堤的修建工程。于1943年年底开始动工，经过5个月即建成新堤。皖中行署先后动员民工21万人，挖土44.4万方，修成长达15华里、高1丈9尺、顶宽2丈4尺、底宽12丈的新江防大堤。《解放日报》为此专门刊发了社论，给予高度评价。经皖江参议会提议，皖中区党委批准，为表彰在修堤中建立功勋的民主政府领导人吕惠生，将该堤命名为“惠生堤”，兼有“惠及民生”之意。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保障了良田的丰收和人民群众生产财产的安全，发展了根据地的农业经济。

　　1942年夏，无为县部分圩区发生水灾，粮食欠收。1943年春夏之交，无为沿江一带部分农民缺粮，一些地方闹起了“粮荒”，甚至发生吃大户、抢稻抢米现象。皖中区党委和皖中行署及时取消了禁止粮食流通的做法，积极疏通各种流通渠道，鼓励外地粮商运输粮食进入缺粮地区，价格随行就市，恢复民间粮食余缺的调剂功能，允许民间借贷的合理利息，使粮荒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

　　1943年和1944年，巢县、无为一带发生蝗虫灾害，民主政府和七师及时组织许多灭蝗突击队，帮助农民很快消灭了蝗虫，没有造成大的灾害，保护了农作物的生长。

　　第三个特点是经济工作以“革新为大”。

　　皖江根据地地区富庶，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根据地内食盐、火柴及日用百货短缺。1943年初皖江贸易总局成立后，积极开展以粮换物的贸易活动。但是，在当时敢不敢与日军的贸易机构进行粮食贸易，用粮食换取根据地急需的统制物资，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贸易总局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如果拒绝了这种贸易，日军还是可以通过其它渠道的贸易或者进行直接的掠夺，来获取粮食，而根据地要获得日军严密封锁的统制物资，尤其是军火则十分困难。经过区党委负责人同意后，他们果断采取措施，大胆与日军驻芜湖贸易机构“利记杂粮部”开展粮食贸易。事实证明，贸易总局与这个日军贸易机构进行贸易后，不但换取了根据地需要的军火等统制物资，而且通过这个机构和利记杂粮部副经理、日军军官楠木重椿建立联系，楠木不时为“集成号”商行提供军事情报，并出面保释根据地被“扫荡”时被捕的军政人员。“集成号”商行还利用查缴和收购的鸦片，作为“特货”，与敌易货军品、军械、黄金、美钞，取得巨额利润，保障军队的特需，对当时抗日救国起到重要的作用。

　　抗战期间，日伪为掠夺根据地的物资，向根据地倾涌大量伪币，企图破坏根据地的经济。皖江根据地为加强金融管理，于1942年规定不准使用伪币，并于1943年6月，成立大江银行，建立独立的金融体制，发行抗币(即“大江币”)，前后发行的大江币有40种。发行大江币执行的是“三防”、“一基金”的原则，“三防”即：一防滥发钞票和粗制滥印;二防与旧法币、伪币混杂流通;三防敌、伪、顽假造大江币。“一基金”就是要有足够数量的物资储备，作为大江币发行的基金。当时皖江根据地以民主政府征集和经营的大批粮食和食盐作为基金，保证群众用大江币随时可以买到所需要的物资，因而取得根据地人民的信任。人民群众纷纷将手中的法币、伪币拿出来兑换抗币(大江币)。大江银行在不长的时间内收到大量的法币和伪币。到1943年，大江银行就基本上占领了根据地中心区的金融市场。1945年9月，新四军七师北撤前夕，皖江区党委命令停止印发大江币，并回收大江币，不让大江币留在群众手里，在经济上遭受损失，在政治上遭受顽固派迫害。

　　为充实根据地政府的财力，支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江银行于1945年还一次性发行秋收公债10余万元，半年左右时间内偿还，加快了货币流通，缓和了当时资金不足的矛盾。

　　皖江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保证了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需要。

　　经济是军事及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支撑和保障。皖江抗日根据地创建较晚，七师是新四军中组建较迟、人枪较少的一支部队。1941年5月，七师成立之时，主要部队孙仲德、林维先两支部队构成，活动范围只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62万人。但是，到1941年底，根据地面积扩展到20500平方公里，七师部队从1900人发展到4000人，地方武装2202人，枪1170支，另外还有不脱产的地方武装22074人。在基本区的无为全境及巢县、庐江一部分，共有9个区、86个乡、909个保，人口约83万(日伪统治区13万人)。到1942年，七师部队则发展到6000余人，建立了4个正规团、3个独立团，民兵则达数万之众。根据1942年1-10月份的统计，共进行大小战斗117余次，攻克了日伪12个据点和数十座碉堡，击毙日伪官兵281人，击伤日伪官兵324人，俘日伪官兵252人。新四军七师部队活跃在皖江两岸的广大地区。

　　1945年1月，中共皖鄂赣边区委员会(通称皖中区党委)改称中共皖江区委员会，皖中行政公署改称皖江行政公署，下辖3个专员公署和1个行政办事处，其中皖南专员公署管辖铜陵、繁昌、南陵、宣城、青阳的根据地地区;含和专员公署管辖和县、含山;巢无庐专员公署管辖巢县、无为和庐江根据地地区，并由行署兼顾;沿江行政办事管辖贵池、东流、桐城、安庆地区根据地地区。皖江根据地至此已发展到东起江苏江浦，西达江西彭泽，南到宣城、黄山、北至合肥，地跨长江两岸，东西长约500公里，南北长约300公里，面积达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的地区，包括无为、巢县、庐江、和县、含山、江浦、全椒、繁昌、铜陵、芜湖、宣城、当涂、南陵、贵池、青阳、东流、广德、绩溪、宁国、桐城、潜山、舒城、望江、怀宁、宿松、太湖、彭泽等30个县。

　　1945年9月，七师奉命北撤时，已拥有主力部队3万余人，另有地方武装民兵15.6万人，在新四军、八路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裕、伙食标准最高(每人每月10元，主食大米，另发零用钱，1支牙膏，3条香烟)、军装最整齐(军部特批，全军唯一用料进口龙头细布)、武装最先进(全日式)的主力部队。七师于1947年春撤编后，移交的工厂设备、黄金、资金及在国统区银行存款等，“总资产应在1亿以上，折50万两黄金”，“堪称战时经济奇迹”，享誉“富七师、甲全军”的称号。

　　其二，是为新四军军部及兄弟部队提供了大量而及时的经济支持和援助。

　　1942年10月中旬，新四军军供部副部长叶进明前往七师(无为县团山里)，传达军部有关“急速筹集大批款子和布匹、药品，赶运苏北军部，以济冬需”的命令。11月底，七师筹集的约50万法币和大批布匹、药品、染料、电池等军需物流共100多担，分两批从无为东乡出发，押运部队经过与日军激战，终于顺利通过和含地区，由官渡运至淮南二师，再由二师安全护送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受到军部两次电报嘉奖。

　　七师对新四军的财政、物资贡献最大。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日记的不安全统计，1942年底至1945年春的2年多时间，七师支持给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给新四军五师的现款约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价，折合黄金26.5万两)，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的一年间，上交现款高达4400万元，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的一年供养，是1937年11月至1940年12月3年间，国民党政府拨付给新国军总军费(不足220万元)约20倍以上。此外，七师还上交军部大量军需用品、通讯器材，为军部提供了不少特需而又难以弄到的日元、美钞等外币，还多次在资金上支持二师、五师。1944年底至1945年，七师按军部要求调拨5000万元支援五师。按当时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规定推算，至1944年，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应不少于1.5亿元(当时物价10元钱可买3担大米)。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独具特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新四军的抗战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史中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