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抗日根据地红色金融事业
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022-07-12 15:02:38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较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浙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创建、巩固和扩大这块敌后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但在政治、军事上取得胜利，在经济建设中也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浙东银行及其发行的浙东抗币应浙东客观环境的迫切需要而诞生。从建立银行发行货币之日起，浙东银行及其抗币就置身于与敌伪金融斗争的最前线，为调剂金融市场，发展社会经济，充实了抗战力量。

　　一、浙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皖南事变后由浦东南进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组织以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来的一大批干部，经过艰苦奋斗，逐步建立起来的。覆盖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3县姚江以北地区)和浦东4个地区，总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

　　1941年2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等：“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刘少奇、陈毅根据指示，决定由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开辟浙东的工作。江南区党委指示路南特委立即组织浦东工委的武装力量向浙东挺进，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谭启龙任书记。8月，浙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何克希任书记，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同月，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统一整编了浙东部队，何克希任司令员。10月到12月，浙东抗日武装粉碎日军对三北地区的“扫荡”，并取得第一次反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四明、会稽和金萧三块新根据地，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1944年1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更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1944年1月15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主席连柏生，划分为三北、四明、会稽、浦东四个行政区，辖14个县政权。同时，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945年1月21日，浙东行政公署成立。同时成立苏浙军区。浙东游击纵队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

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

　　1945年8月15日，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开始对盘踞在浙东的日、伪军发起大反攻。除几个主要城市外，基本上消灭了继续顽抗的日、伪军。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浙东抗日武装粉碎日军“扫荡”、遏制日军“蚕食”，历经600多次浴血奋战，攻克110多个敌军据点，毙伤俘日、伪军官兵9000余人，于千难万险中开疆拓境，成功增辟战略基地，使浙东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扩大，根据地所辖人口增至400万人。

　　二、浙东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

　　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浙东区党委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土地政策的决定。1944年1月15日，根据地颁布《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宣布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同时适当交租交息，保障抗日统一战线最广泛的同盟合法权益。1945年7月18日颁布的《浙东行政区减租交租及处理其他佃业关系的暂行办法》，确定凡公私租佃之土地不论定租制、分租制、议租制等均须实行二五减租。

　　动员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

　　为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活跃根据地经济，浙东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动员农民开垦荒山荒地，兴修水利，加入劳动互助组等。1945年1月24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正式颁布，提出要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春耕秋收运动，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善与提高农业技术，解决贫苦农民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提倡各种劳动互助组织。

　　协助工商业自由发展，发展人民合作事业

　　对于战前就十分发达的商业，浙东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方针。《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中提到，协助根据地内工商业之自由发展，奖励私人企业，保证私有生产，欢迎外地投资，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协助山货的推销。《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中又进一步指出，将实行商业自由流通，保障私人商业之发展，反对统制、垄断、操纵、提高物价，严禁敌区毒品及奢侈品输入，奖励必需品之输入，协助山货及土产运销，开拓对外贸易路线，以繁荣根据地之商业。

　　三、浙东抗日革命根据地金融概况

　　沦陷区、国统区混乱的货币金融局面

　　1942年以后，浙东大部分城镇沦陷，伪币在日伪政权的强硬推行下开始流通。1942年至1943年，汪伪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在浙东设立了许多办事机构，使伪币深入民间掠夺物资有了爪牙。敌伪为了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滥发通货，伪币因泛滥市场而迅速贬值。浙东市场上，1944年5月100斤谷价折合中储券840元，到9月就增至5000元，11月7000元，短短半年时间，谷价上涨近九倍，浙东人民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沦陷区人民寄希望于法币拯救水深火热的生活，但国民党政府却自掘坟墓，其法币政策同样走上了通货膨胀的不归路，1943年法币总额为408亿元，而到1945年8月已接近5700亿元，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大失所望。

　　无论是法币还是伪币，都是套在浙东人民脖子上的枷锁，浙东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摆在浙东抗币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稳定物价，占领市场，改变金融混乱的局面。

1945年浙东行政公署金库兑换券

　　浙东抗日民主政权发行金库兑换券

　　1941年5月至1945年1月是浙东抗币初创阶段，该阶段浙东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成就是金库兑换券的发行与流通。1943年到1945年，三北游击司令部、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浙东行政公署都发行了金库兑换券。

　　金库兑换券由军政主管部门印发，按预算数目分批发给各下属部队和机关。金库兑换券起初只是提取现金的证明，部队和机关凭金库兑换券向当地的税务机关、县财经科提取相应数量的现金以供日常费用之需。税务机关和县财经科则将收纳的金库兑换券汇集，抵作现金，交付金库。金库兑换券后来逐渐流通于市面，缴粮纳税，一律通用，成为一种信用凭证，相当于货币使用。浙东军政单位共发行过12种金库兑换券。金库兑换券投入流通后，对排挤伪币起到了积极作用。

浙东银行旧址复原场景

　　创建浙东银行、发行浙东银行币

　　浙东银行成立后紧紧抓住推动生产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两个环节，共发行26种浙东银行币。浙东抗币投入流通，为发展社会经济创造了市场条件，在平准物价、调剂和稳定金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发行流通券

　　1945年7月以后，浙东游击纵队解放了大批敌占区，根据地区域迅速扩展，人口增多，抗币的需求量骤增。为流通所需，根据地县、区、乡(镇)级抗日民主政权和部分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发行了地方抗币，这是一种仅限本地区且短暂流通的地方性通用货币，流通时间大概在1945年8月至9月间。

　　浙东银行币的流通时间不到半年，地方抗币最多有流通三个月，甚至还有抗币仅流通二十几天。金库兑换券的使用时间最长，从军队办事机构发行，在内部拨划算起，将近三年。

　　四、浙东银行的创建与浙东币的发行

　　金库兑换券初期的币值与伪币、法币挂钩，容易受到伪币、法币贬值的影响。日、伪军攻击根据地货币金融，而浙东则处于薄弱防御中，金库兑换券未能充作根据地的本位货币，根据地也一直未推出本位币。面对伪币的侵扰，经济的困局，1945年4月，浙东区党委发出《关于发行抗币与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指示》，指明了“货币斗争上，至今没有很好的开始，我解放区的金融完全为伪币所控制，这是当前浙东工作中最重要的弱点之一”，有鉴于此，“抗币之发行已成为全体军民热切希望与迫不及待的任务之一”。

浙东抗币10元券

　　成立浙东银行

　　1945年1月，经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开展对敌金融战。1945年4月，浙东银行成立开始营业，同时发行浙东币，规定1元抗币折合50元法币，折合300元伪中储券，并由各地商会和商人代表以抗币为标准拟定了物价表。浙东币票面金额分1元、5元、10元、50元四种。

　　浙东银行以金银储备、稻谷、有价证券和抵押债券票据作为储备金保障，资本总额暂定为抗币200万元，约值稻米200万市斤。浙东银行主要开展发行抗币、经理政府金库等政府金融事业，以及存贷款、储蓄、收买金银和有价证券等金融业务。

　　浙东银行设立董事会作为管理机构，董事会有权议定抗币发行事宜，审核总、分行预决算、稽查账目及库行。浙东银行除在浙东行政公署所在地梁弄镇设总行外，还先后开设了三北分行(后改支行)、余姚支行、鄞县支行和上虞支行。浙东银行原计划开展十项业务，由于局势所限，只有发行抗币、经理政府金库两项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确立浙东银行币本位币地位

　　浙东区党委和浙东行政公署同时公布《浙东银行条例》和《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宣布：发行抗币是本着“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发展农工商业，稳定金融，平准物价”的原则，浙东银行“应始终维持‘抗币壹圆币值’接近于食米一市斤之价值”的比价标准。《条例》中指出浙东银行抗币为本行政区内唯一的本位币，亦即本地区的有效法偿币。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体系通过浙东地方本位币——抗币(包括浙东银行发行和经理的总行币、支行币、金库兑换券，以及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发行的抗币)的发行逐渐形成。

　　有效调剂根据地金融与物价

　　浙东银行发行货币后，法币与伪币必须以抗币兑换率作价才能与当时当地的商品交易发生联系，抗币的发行有效地稳定根据地的物价。

　　抗币的比值主要由敌占区的物价变动、伪币贬值幅度和金融行市来决定，往往以实际货物作为参考。米价即是参照的一个重要因素。1945年4月上旬，浙东市场一石(150斤)米的价格约为伪中储券44302元，每斤约为295元。因此，1945年4月8日浙东银行初定抗币1元兑换伪币300元，基本上是以抗币对大米的购买力为标准。商人货物以抗币作为标准价格，使得根据地的市场流通十分稳定。抗币持有者可以按标准价格购买货物，市场商品不至于因为物价波动而发生抢购等问题。

　　1945年4月到9月，与伪币的急剧贬值相比，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币值稳定。期间浙东银行公布抗币与伪中储券兑换率如下：4月8日，1元兑换300元;5月16日，1元兑换500元;7月9日，1元兑换1200元;8月初，1元兑换1600元。由此可知1945年8月初，伪中储券购买力已不及4月份的20%，短短四个月，以伪中储券为标准的物价上涨五倍之多。

　　五、浙东银行支持根据地建设

　　关于浙东银行抗币发行的基本路线，浙东区党委强调指出，抗币发行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事业，必须避免单纯的财政发行。并要求各地浙东银行必须保持生产贷款及投资，要贷给有组织的群众，特别是贷给基本群众，切实照顾工农群众的利益。

　　浙东区党委关于发行抗币的指示中要求浙东银行必须将抗币发行最密切地与当前解决春荒、发放农贷、开展春耕生产、组织各种合作社等等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联系起来。

　　贷款用途。浙东币发行后，其投放主要途径是生产贷款和投资，用以解决转变生产、改种杂粮所必须的一些生产资料问题，提供山区收购、山货向外运销所需的资金。要转变生产、开荒种地，单靠个体经济的力量无法成规模地发展起来。但群众对于组织生产合作社之类集体组织有一个认识过程，用行政命令与开会动员的办法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所以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发展非常必要。浙东银行成立后，抗日民主政府有了抗币，就有了发动群众进行生产的启动资金，也就有了发展经济的自主权。

　　贷款对象。浙东银行抗币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山区人民销售山货，帮助在平原生活的农民解决生产资金和种子的困难。浙东银行拨出专款进行生产贷款和投资，重点是支持有组织的群众，引导更多的群众加入到农村合作事业中。如鄞县、南山县的山货合作社，在浙东银行贷款支持下，帮助山民将山货有计划地运往外地销售。浙东银行的贷款和投资除贷给有组织的群众，以支持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外，也注重贷给未加入合作社、群众团体等组织的基本群众，切实照顾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

　　贷款形式。在根据地内，合作社是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主要形式。浙东银行运用生产贷款的办法，一方面促进合作社组建与发展，另一方面解决合作社中的资金困难，帮助合作社努力增产，以确保广大社员能丰衣足食。如在春荒比较严重的红岭村，响应政府增产备荒的号召，在浙东银行贷款的支持下，种下了3600斤洋芋艿种子，当地干部带头组织合作社搞好田间管理，收获量达86500多斤，农民通过加入到合作社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又如在南山县左溪乡，笋的产量虽然很高，但经过中间商层层压价盘剥，乡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收获很少。为此，浙东银行给予贷款帮助左溪乡民组织成立六个合作社经营竹笋生意，摆脱中间商盘剥，提高鲜笋价格，守护住了左溪乡民的基本生计。

　　浙东抗币的发行及其币值的稳定，消除了人们对法、伪币急剧贬值的恐惧心理，防止了囤积居奇，有利于民间借贷，特别是春荒时期，有利于发动贫富互助。抗币发行后，浙东地区的借粮工作有了价格标准，进行顺利，政府也因为掌握了较大数额的抗币基金而能提供担保。这些出借的粮食在新谷上场后由政府担保偿还抗币或稻谷，由于抗币币值稳定，业户也能接受。这样，既解决了春荒，有利于生产，又避免了业佃矛盾，符合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

　　1945年9月21日，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作出北撤的决定，其中要求把所有留存的公粮出售，收回浙东币。上虞县丰惠镇、永徐乡等地设立兑换站，将已收回的抗币集中烧毁，以免群众损失。当时浙东银行经理的总金库依旧存有许多金条、银元和货币(主要是库存法币)。1945年10月1日，浙东银行人员和抗币印刷车间工作人员在上虞县丰惠镇集中，分批并入北撤部队。

　　(本文选自《中国红色金融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编写，总编著：濮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