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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林庙庄市敌工站迎接黎明前的曙光
来源:政协宁波市江北区委员会 东南商报 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周雅飞   2018-03-24 10:17:45

  注:路林庙在甬江街道路林村。

  70年前的1944年,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军心涣散,战斗力衰减。一切犹如晨曦微露,曙光近在眼前。新四军愈战愈勇,他们加强瓦解日伪军的工作,进一步加速了敌人的溃败。

  近日,宁波市、江北区、镇海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一些老同志考证认定,当时宁波唯一的敌工站———庄市敌工站,就在现江北西鹭林庙内。旧址的纪念碑也将在那里矗立。

  “9·3”抗战胜利纪念日到来前夕,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几位老同志奔赴上海,采访了时任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的丁公量。

  那些在庄市敌工站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如烟往事,在94岁的丁公量老人口中娓娓道来。历史的碎片经过时间的沉淀,滤去了愁苦与血腥,多了几分历历在目的生动。

  故事一>> 不费一枪一弹,活捉日军少佐

  获取情报

  1944年6月初,庄市敌工站的站长赵士炘从内线获取了一个情报:距离镇海城西门的洪桥庙中,有一个伪军队部,一共28人,从宁波下白沙移驻到镇海郊区洪桥的戴家祠堂内。

  赵站长说,这支队伍,官多,不是驻在宁波城郊,就驻在镇海城郊,像是有特殊任务。

  第二天,两位侦查员前去踩点。他们身披蓑衣,天光微露时分,就躲在戴家祠堂对面不远的一块坟地上。借着茅草丛的掩护,侦察了一天。把这个伪军队部出路的门和走道,都探查得清清楚楚。

  赵站长跟同志们分析,这个队部向当地百姓要床、桌、椅以及碗筷炊具,说明尚在筹备中。他们的武器不多,只有几支短枪。又背靠镇海城,一定是想倚仗镇海城里的伪军。

  “如果趁敌不备,便衣奔袭,我们很有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赵站长说。

  化装农民

  1944年6月7日上午9点,在五里牌通往镇海的路上,一群扛着木床、桌椅,挑着白米、猪肉、白酒、香烟的老百姓,一身农民打扮,正往戴家祠堂走去。

  这些“农民”正是化了装的敌工站同志。他们身上藏的武器大多是短家伙,快机、三号驳壳、小马枪、锯了枪柄的步枪,还有手榴弹。

  快到戴家祠堂时,一队日军扛枪列队从祠堂里出来,三支队侦查排排长胡金潭镇定地对同志们说:“他们是回镇海的,我们先让他们过去。”

  果然,这队日军一出大门,就往镇海方向走了。

  到了戴家祠堂,胡排长与同志们放下东西,喘了口气,拿头巾擦拭着脸上的汗。哨兵与军官见到“农民”们带来那么丰厚的物品,喜不自禁,客气地让他们吃了饭再走。

  到了中午11点多,胡排长估摸着日军已到镇海,突然站起来,将酒瓶使劲往地上一摔,“咣当”一声,玻璃渣子碎了一地,他趁势大喊一声“行动”。

  十多个“农民”瞬间从箩筐里掏出驳壳枪,把伪军步哨的枪缴了下来,冲进大门大喊“缴枪不杀!”

  随即闪电般地冲进各个房间。正是晌午时分,伪军们正慵懒地躺着吸烟、赌博,毫无防备地丢掉短枪,举起手来。

  少佐倒戈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28名伪军官统统被押出大门,站队上路。沿路的老百姓,纷纷驻足观看。有一个浓妆艳抹,打扮俏丽的女俘虏,在一群男人中间显得特别出挑。

  押送途中,她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悄悄对侦察员说:“抓我们有什么用,那个人才是头子。”

  说着,用手指了指着后面一个年轻的矮个男人,“他是日本顾问。”

  回到敌工站,挨个审问,这些人个个都有来头,什么总队长、大队长、参谋、副官等等一大串。原来,这些官员是遵照日本侵略军“以华制华”的罪恶阴谋,妄想在镇海招兵买马,扩充日伪军的侵略势力。

  然而,他们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兵马还没有招到,自己倒成了新四军的俘虏。而这次突袭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抓到了女俘虏指认的日军少佐吉永久寿秀。

  他是个日本大学生。他的父亲与日军驻宁波的一个司令官是好友。为了免于战死,吉永没有被编入战斗部队,而是在伪军中当顾问。

  审问中,赵站长问他:“你既然是大学生,知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极大的罪恶?”

  他毕竟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吓得直抖索,连连说:“不知道,知道了就不来了。”

  不久,吉永的父亲知道儿子被俘虏的消息,托人带给吉永一封信,让他自杀。

  吉永不仅没有自杀,经过新四军的教育,还参加了反战同盟,多次用日文撰写反法西斯传单,引导多名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后,他被平安遣送回国。

  故事二>> 麦田里的光头

  1945年的春天,镇海长河乡的田地里,金黄的麦浪,随风翻滚,正是麦子收获的季节。农民们戴着斗笠,挥汗如雨地割着麦穗。农民中,不乏一些敌工站同志,陆士英就是其中一个。他化名朱珍年,在长河乡做民运工作。

  那天,突然从麦浪里钻出一个光秃秃的头,春日阳光的折射下,那头油光锃亮,显得特别突兀。很快,光头又钻了下去,埋没在麦穗中。

  谁?陆士英吃惊地问。然而,既没有人回答,也不见有人出来。

  扒开丛丛的麦穗,一个穿着黄色日军服的人蹲在田地上,身上还背着一支崭新的三八步枪。

  那个时候,黄色日军服在当地老百姓口中被称为“黄狗皮”,日军烧杀抢掠,侮辱妇女。农民们抓到这个黄狗皮,恨得牙痒痒,上前就要用绳子绑他,非要打死他不可。

  可是这个日本兵不但没有反抗,还举着枪作投降状。

  民兵队长一下子明白了他的用意,对大伙说:“他是来投诚的,我们应该优待他。根据目前形势,敌人内部厌战情绪严重,会不断有日本兵逃到我们这里来。”

  说着,民兵队长接过他的枪,陪他到自己的柴火间。给他找了一旧衣服,让他换上。把他送到了庄市敌工站站长赵士炘那里。

  在赵站长的安抚下,这个日本兵的心境渐渐缓和,慢慢道出自己的心声。

  他名叫冈本,在日本被迫征召入伍。抛妻别母,背井离乡,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家乡。到了中国,他亲眼看到南京大屠杀,满目的暴行简直惨不忍睹。

  他看到年老的被迫害,便想到自己的父母;看到青年妇女被强奸,便想到独守空房的妻子。

  有一次,冈本看到一个日本兵正在侮辱妇女,就把他拉到一边,愤愤地说:“怎么能这样,你的良心去哪里了?”

  在侵略军里,冈本一直伺机逃跑,都没有机会。终于有一天,他在压赛堰碉堡旁,看到日文反战传单。

  他看了传单后,更加意志坚定,日军战败已成定局,在这样的战争中牺牲毫无意义。他逃了出来,这才出现麦田里的那一幕。

  后来,赵站长把带他回到庄市敌工站,带着他一起做策反日军的工作。他还写信给日本兵,说明弃暗投明的意义,还说新四军待自己亲如兄弟,希望他们不要再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民。

  他写的那些信,发挥了作用,碉堡里的日本兵,一个个出来投降了。

  故事三>> 民光电影院的传单

  1944年初夏,空气中弥漫着躁热与不安的情绪。300多个日本鬼子从慈城出发,到庄市扫荡。

  他们在市场上抢食物,酒肉鱼鸭,疯狂掠夺,还侮辱妇女,四处撒野,老百姓们恨得咬牙切齿,却敢怒而不敢言。

  庄市敌工站动员地方工作的同志、农会干部、民兵们,秘密地在日军驻扎的地方张贴、散发日文反战传单。

  同志们常常半夜行动,第二天早上,墙壁上,地上,门缝里便散落着传单。有个日军队长,看到雪花片一样的传单,咆哮不已,还大声训斥偷瞄传单的士兵。

  日军扫荡搜寻了三天传单的踪迹,找不到任何目标,便悻悻地回到慈城。

  有一天,敌工站一位同志走在乡间小道上。突然,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发出声响,转身一看,四个日本兵正鬼鬼祟祟地走过来。

  他们咿咿呀呀地不知道说些什么,脱下军帽,丢在地上,用脚踩踏,又举起双手,作投降状。

  敌工站的同志终于明白了,他们是从日军队伍里逃出来,准备投降的。

  过了一会儿,有个日本兵又开始比划,他指指嘴巴,又拍拍肚子,叹了口气。

  敌工站的同志心领神会,他们是饿了。就用手势告诉他们,自己回去拿了衣服再来接他们。日本兵不住地点头。

  这位同志回家拿了四套旧衣服,让他们换好,然后领他们到家里,给他们吃了一淘箩冷饭。翻译进门时,四个日本兵齐刷刷地跪了下来,嚎啕大哭。

  原来,他们是朝鲜人,被强迫征来,在部队中受尽虐待,早就想逃跑。这次来庄市,看到日文反战传单,知道这里有新四军,所以冒险半途逃跑,沿原路返回,躲躲藏藏,终于找到了投奔的去向。

  敌工站还把工作延伸到了宁波城内,将一名朝鲜籍的放映员发展为敌工工作人员。

  有一次,日军到民光影院看电影,事先严密检查了现场,确认没有传单,才让日军进去观看电影。

  这名朝鲜籍的放映员趁着电影放映前,漆黑一片时,把传单悄悄地放在每个座位上。

  当大批日军坐下后,那一张张日文的劝降传单,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了瓦解军心最佳的良方。

  ■延伸阅读

  庄市敌工站成立于1944年春,由三北地委领导,1944年下半年根据中央文件,浙东区党委成立城工委,庄市敌工站划归区党委城工委直接领导。庄市敌工站的工作任务主要有:第一,获取情报,第二,发传单,第三,策反。总之,一切为了削弱敌军的力量。在庄市敌工站的攻势之下,参加反战同盟的日军官兵有12人之多,占浙东日俘21人之一半以上,成绩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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