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东地区的红色堡垒户
来源： 政协宁波市江北区委员会 汪志鹏 沧海   2018-03-24 15:46:32

　　抗日战争时期，慈东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在慈东地区有不少的基本群众，觉悟较高，党的领导同志和民运干部把他们的家当着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他们的家被誉为红色堡垒户，全慈东地区有红色堡垒户十几户，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很大的贡献。慈东地区主要的红色堡垒有以下这几家。

　　洋墅孙家村孙毅君家

　　1940年5月起，洋墅孙家村孙毅君家是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和活动中心，宁波地区地下党领导人王文祥[1](王平)、王起、岑永福等人经常出入于孙家。王文祥等同志经常在孙家楼上的一间大房间里开会，经常用来开会、商谈工作、接见外地来客。为了做好掩护工作，王文祥还把妻子叫到孙家住在一起。王文祥等同志为抗日救亡工作日夜忙碌着，但外人是不知晓的。

　　孙毅君家的家境十分贫困，父亲早亡，母亲39岁就守寡。不过孙毅君的母亲治家有方，思想开朗，有抗日热情和朴素的阶级觉悟。为了掩护住在她家的王文祥夫妇，对外王文祥装扮成经商的商人，谎称是孙毅君小弟的过房爷娘。王文祥经常给孙毅君一家讲“穷人为什么这样穷，富人为什么这样富”的道理。她们全家人都很尊敬王文祥夫妇俩，把一条好些的棉被给他俩盖。孙毅君母女挤睡在一床，两个弟弟和舅公拥挤睡在小间草铺里。王文祥夫妇很同情孙毅君家的处境，关系很好，亲如一家。

　　在这段时间里，王起、蒋子瑛常来孙毅君家，他们有事在楼上商量工作，孙毅君和她母亲拿着鞋底在门外“望风”(放哨)。与此同时，孙毅君一家，还为地下党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党领导人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有时还冒着很大危险来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慈东地区形势逆转，国民党顽固派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同年9月的一天，国民党一伙军警突然闯进孙毅君家门，孙一见情况不妙，急中生智，飞步奔上楼上房间，迅速把党的密件紧带在身边，然后奋不顾身地从二楼窗口跳下来，虽摔伤致残，但掩护了王文祥夫妇脱险。

　　1941年4月20日，日军侵占宁波，宁属地区大部分沦陷，形势恶化，慈东一带的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采取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此时，王文祥已离开孙毅君家，随宁属特委机关迁到镇海江南大碶山沿陈，后迁三北田央黄。

　　庄桥姚家村胡月香家

　　胡月香，为保护革命同志做过不少工作。革命同志都叫她是“庄桥姆妈”。

　　1938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慈东地区参加抗日活动的不少同志，如金如山、庄鸥、冯鹏、刘疄等等。他们经常出入胡月香家，在她家学习，商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等事项，胡月香从不厌烦，总是热情接待。从此，她家成了开辟慈东抗日工作的一个红色据点。庄鸥找来了很多革命书籍，全由她家保管，然后又一本本往外输送。她家好像是一个小图书馆。

　　胡月香丈夫早亡，只有孤苦伶仃母女2人，寄住在骆驼桥西盛大屋里亲戚家。她家有2间房子，屋顶上有一个隐蔽的小阁楼，这阁楼就是革命同志的小小图书馆，也是隐藏革命同志的好地方。

　　1940年底形势紧张，她女儿李华在宁波妇女会、鄞县宣传队以赤色嫌疑被开除出来，同时被开除的还有一个女同志陈珍瑛，她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童养媳。在这危急关头，胡月香只好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就象亲身女儿一样的对待她。虽然她家中生活十分困难，胡月香以勤劳的双手挣几角钱来养活一家人。陈珍瑛(后改名李峰)在她家隐蔽了一二个月。

　　1943年她女儿李华去了四明山，蒋子瑛负责慈东一带工作，也把她家当作他的据点，胡月香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天半夜蒋子瑛突然闯进她家来住宿，当时这幢大屋内，全部住满了土顽宋清云部队，蒋子瑛正是宋部到处要抓捕的人。进来以后，就无法出去了。胡月香就把他藏在阁楼上。蒋住在阁楼上还要与其他同志取得联系，信、情报都由胡月香用各种办法，越过敌人的封锁线送出去。

　　有一天，宋部捉了许多革命同志，关在西盛大屋里，胡月香见到蒋珠凤(中共政治交通员)也关在里面。胡月香以扫地为名，接近了珠凤，珠凤告诉胡月香：“姆妈，在盛滋记东边一颗大树边有一块大石头，下面有我的重要笔记本和材料，望你快去取来，交给我哥哥(就是蒋子瑛)。”胡月香立即出去寻找，果然有一包东西，她伪装好以后，闯过宋部哨兵送去给蒋子瑛。

　　1943年夏，李华曾偷偷回家去看过一次她妈妈，那时她妈妈已住在庄桥，是蒋子瑛租的一间民房，这间民房实际上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进进出出的人不少，多数是从三北来的，经常是半夜里有人背着驳壳枪进来，他们有的是送信来的，有的是来与蒋子瑛商讨什么的，看样子好像在组织武装力量，胡月香在那里一面掩护他们，一面为他们烧饭、洗衣。这样整整过了两年。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蒋子瑛仍留在慈东一带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蒋子瑛等正在大袁陈的大屋里开会，突然被宋部包围，宋部残酷地火烧大袁陈，蒋子瑛及其他几个同志被活活烧死。胡月香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她曾对她的女儿李华说：“子瑛虽非我的儿子，我却视他为儿子，日夜担心、保护他，可恶的宋清云竟这样毒辣。”子瑛同志牺牲后，宋部几次审问胡月香，而她始终没有吐露过一点真情。

　　洋墅杨家村张素兰家

　　杨家村这个村庄不大，当时全村只有20几户人家，张素兰家斜对面住着一户姓孙的邻居，他家的大女儿孙吟娟，年约十七八岁，在洪塘医院学医(是中共地下党员)，她经常到张素兰家来串门，起先只谈些家常琐事。后来孙吟娟渐渐发现张素兰对现实社会有诸多不满，特别是对日军的暴行深感痛恨。此后，孙吟娟便开始向张素兰家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他们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恶势力开展斗争。

　　1943年2月，孙吟娟带来两个年青人，一男一女，男的叫陈友刚(是“三五支队”民运干部)，女的叫田丰，是地下党组织派到这里来搞民运工作的，他们都住宿在张素兰家，以买卖余姚土布的小商贩身份到各村各户去串门卖布，一边卖布，一边宣传革命，同时，着手组织抗日自卫队和妇女救国会。在他们宣传组织下，首先在杨家村组织抗日自卫队和妇女救国会，以后逐渐扩大到邻近的谢家、朱红、后陈等自然村，并先后建立起自卫队和妇救会。张素兰的丈夫李信渭也参加了自卫队，还当了自卫队长。张素兰也参加了妇女救国会，孙家宏达小学校长蒋志农(地下党员)其妻徐志华任妇救会会长。

　　有了党的领导、有了革命组织，他们就开展了对地方恶势力的斗争。当时抓壮丁是地方恶势力搜刮农民钱财的主要手段之一，每一名合格的壮丁，要收三千斤稻谷的壮丁费，尚未成年的男丁家庭每亩地要缴付10至30斤稻谷的壮丁费，这些钱财大都落到恶势力的腰包。贫苦农民对地方恶势力的敲诈勒索，怨声载道，恨之入骨。自卫队员就从此着手，与伪乡、保长、财主地痞等地方恶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自卫队员们每天晚上都到张素兰家里来集中，看起来好像串门闲聊，实则是汇报情况，商量对策，统一行动。第一次行动，是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拒缴壮丁费。保长等人到哪家催缴壮丁费，自卫队员们都纷纷赶到那家，揭穿恶势力的不良居心。

　　张素兰家的雇工、自卫队员夏新根(后来是中共党员)，身强力壮，与恶势力斗争时，毫不留情，毫不畏惧，对恶势力造成很大的威胁，成了恶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恶势力非抓捕不可的重点对象。恶势力白天不敢来抓人，半夜来取夏新根的热被窝。夏新根被抓去后，自卫队员立即组织队员和妇救会一起，到保长家要人，搞得他们不得不当场放人。此后，他们再也不敢随便抓人，随便摊派壮丁费了。

　　1942年下半年开始，敌、伪军狼狈为奸，对三北根据地连续发起了三次“扫荡”，他们修建公路，建立据点，封锁姚江两岸，对中共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清乡”。

　　1943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愈演愈烈，日、伪军“清乡”更加疯狂，从“扫荡”到“蚕食”步步逼紧。地方恶势力也磨刀霍霍，配合日、伪军向革命群众开刀，同年10月12日晚上八点钟左右，伪保长杨瑞卿带了宋伪军来杨家抓人，虽然游击队早有所准备，大部分同志隐蔽起来，但还是被抓走李信渭一人。说他是“组织自卫队，听从“三五支队”指挥”。李信渭被抓去的第二天，张素兰即去洋墅镇公所，找到镇长陈卫正，对镇长说：“阿渭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人，只晓得种田割稻，从不晓得有‘三五支队’，怎么会组织自卫队，听从‘三五支队’指挥呢?”要求镇长释放李信渭，实际上镇长也没有掌握证据，关押了几天把李信渭释放了。

　　后来形势越来越险恶，日、伪军为加强统治，成立了“维持会”，发放“良民证”，网罗地痞流氓，组织“别动队”，抢粮、派捐、抓壮丁……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对张素兰家的怀疑，只是没有抓到证据而已。他们不但没有放松对她家的监视，反而在她家一板壁之隔的恶霸杨德顺家里建立了“剿共救国站”，宋部手下的一个安徽人，年约40岁左右，名叫周青的任“剿共”站站长。

　　一天夜里，孙吟娟偷偷的来到张素兰家。孙吟娟对张素兰说：“我藏在你家的一只小箱子赶快转移到外面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会来抄你的家。”说完后，她就匆匆的离开了。第二天天朦朦亮，李信渭挑着一担雪里蕻菜到河里去洗，把小箱子放在菜箩里，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趁机把小箱子埋在坟地里。

　　11月12日晚，也就离李信渭第一次被捕一个月，“剿共”站长周青带了几名伪兵再次把李信渭抓去。正当张素兰心急如焚之际，又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张开门一看，大吃一惊是妇救会长徐志华。张一把把她拉进屋里，对她说：“阿渭前脚刚被宋部抓去，你后脚就来了，要是早一步，你也被抓走了。现在这么危险，你还来!”她说：“一个月前的那次大搜捕，我和蒋志农双双脱险，逃到奉化松岙。天这么冷，想来家里拿几件换身衣服，没想到这时风声还这么紧。我是不能回家了，只好到你家里来过一夜。”于是，张素兰把她藏在谷仓的夹缝里。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叫夏新根把她送到奉化去。

　　第二天傍晚，夏新根刚好从奉化回来，正和邻居杨银堂说话，几个宋部士兵闯了进来(宋部不认识夏新根)，问杨银堂：“夏新根住在哪里?”杨银堂一看苗头不对，就说：“在里面。”宋部士兵往里走去，杨银堂示意夏新根赶快逃走。夏新根拔腿就跑，在草舍棺材缝里藏到下半夜，看看没有动静，就逃出来了。

　　李信渭第二次被捕后，张素兰只好抛下4个孩子(此时她最大的女儿才九岁，最小的不到两个月)，为营救李信渭和其他革命同志，张素兰历尽艰险，四处奔波。最后只得用重金赎身，变卖家中财产，李信渭关押了六个月，才被释放出来，家里可以说被弄得倾家荡产了。

　　李信渭释放出来后，更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更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垂头丧气，而更加积极支持“三五支队”领导的游击战争。可是此时李信渭再也不能回到洋墅杨家去了，因杨家的家已被洗劫一空，土地也被别人抢种去了，老家是不能再回去了，李信渭就隐姓埋名到镇海去做短工，张素兰只好暂时住到宁波茭池街义父母家，一家人弄得“妻离子散”，不几天，张素兰收到邮局寄来的一万元钱，没有汇款人的地址和姓名，张素兰想，这一定是党组织寄给我的。她决定去寻找党组织，打听到洪塘医院已搬到三北鸣鹤场，并改名为“为民医院”，张就到鸣鹤场为民医院去，接待她是周明和赵平同志，听其他人说，他们都是领导。周明同志指示张素兰到宁波去开一爿小米店，一来可以维持生计，二来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联络站。张素兰和李信渭按照周明同志的指示，在宁波中山西路437号租了一间店面，开一爿小米店，因为他俩是农民出身，对卖米比较内行。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一部分同志留下坚持斗争，这爿小米店就成为留下来同志的秘密联络处和掩护所，周明、赵平、陈刚等同志经常到小米店来开碰头会。

　　庄桥大生米厂经理朱万荣

　　抗日战争开始后，庄桥大生米厂经理朱万荣思想一直很进步，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2年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在大生米厂里设党的秘密系统联络站，朱万荣利用米厂经理的身份掩护新四军“三五支队”民运干部和地下党同志开展革命活动。中共三北地委秘密系统特派员周明和中共慈镇县委特派员赵平经常到大生米厂住宿。1943年“慈东事变”后，上级党组织把慈东(庄桥)区秘系特派员陈刚派到大生米厂，又从浙东区党委后勤部调来一位叫张书君的女同志，经组织同意结成夫妻，在米厂附近开了一爿夫妻小店，以此为掩护，联系慈东地区秘密系统党员，工作区域从慈东延伸到宁波城里。赵平和周明被捕后，朱万荣以米厂财产作抵押，把赵、周俩人保释出来。

　　1942年春的一天，赵平从庄桥大生米厂出发，去洪塘医院找院长地下党员孙吟月联系工作，走到洪塘附近，被伪十师便衣逮捕。押到裘市乡伪乡公所，敌人认为赵平是“三五支队”的情报员，加上前几天在这一带又刚刚发生过战斗，敌人对被怀疑为“三五支队”的人更是宁杀不放。在这紧急关头，朱万荣得到消息后，马上找到庄桥秘系特派员陈刚商量救人。陈刚叫朱万荣一定要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把赵平保释出来。

　　朱万荣立即行动，当夜到裘市探望赵平，摸清了敌人仅仅是怀疑，并无实据。第二天即联络了两个乡的乡长以“表兄妹”亲戚关系去保赵平，敌人威胁说：“赵平自己已经招供了。”还说“别人也认得她是“三五支队”的女情报员。”但是朱万荣一口咬定是“表妹”没有问题，愿意以身家性命来担保，两个乡长也从旁说和。敌人由于并无证据，本来也只是有所怀疑，而朱万荣是米厂的经理，在地方上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这么信誓旦旦地一说，敌人也没有办法，终于同意交保释放。

　　有一次，周明从宁波到庄桥找陈刚联系工作。那时候从宁波到庄桥都是乘船的。陈刚那爿小店对面就是河，门口就是河埠头。那天周明跟陈刚谈完工作后就在小店对面的码头等船返回宁波。这时过来一个人，眼睛瞪着周明看了一会儿，突然叫起来：“你是‘三五支队’的!”并把周明押起来。周明很沉着，他也想起了这个人。有一次周明到浙东区党委去汇报工作，曾经向这个人问过路。但是问路的过程并没有暴露身份，所以周明认为敌人仅仅对他有所怀疑，并不熟悉内情。他就说：“我是做生意的，你不要认错人。”这时，陈刚与朱万荣看到外面有情况，赶紧跑出去，对那个人说：“我们都知道他是做生意的生意人。有什么话好好说。”一边说就一边把他和周明一起拉进店里。到了店里，陈刚给那人泡上茶，朱万荣给他递了一支烟：“我可以用米厂担保，这个人是好人。经常来这里做生意的……”说着说着，那个人就露馅了，原来这个人以前在我们三北自卫总队当过侦察员，后来叛变投敌，成了宋清云部的便衣。这时他就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我也不想得罪人，不过是想弄两个钱过日子。”这样，陈刚与朱万荣就塞给他一笔钱(大约是四、五石米钱)，把他给打发走了。

　　周明脱险后不久的一天，有人来大生米厂通风报信说：“米厂有暗藏的共产党，在晚上八九点钟时要来搜查。”朱万荣迅速将地下党同志转移到米厂地下室，同时把米厂的老师傅都叫出来。晚上果然有十多个敌人来米厂搜查，敌人一看几个人不象，在米厂里搜查一遍也就走了。

　　1944年初，周明、赵平上四明山后，朱万荣仍然与他们联络、送米、送枪，用箩筐挑上四明山，箩筐上面装米，下面是枪。

　　庄桥洪塘林家村林春奎家

　　在庄桥区洪塘乡林家村林春奎家里存放着当年新四军“三五支队”游击队员黄玉平穿过的一套便衣。这套便衣，是黄玉平穿着离开上海浦东老家，投身革命事业的旧衣。黄玉平穿着它，从战斗在浦东转战到浙东。

　　1943年黄玉平随浦东抗日武装部队，来到浙东四明山新四军游击纵队。不久浙东游击纵队就派了一部分游击队员挺进慈东(庄桥区)打游击。当时，庄桥游击区环境非常恶劣，四周日、伪军碉堡林立，在敌人重兵“围剿”的险恶形势下，作为敌后抗日的“三五支队”一员，黄玉平和他的战员们，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坚持敌后斗争，决不动摇。刚进入庄桥游击区时，黄玉平在洪塘乡林家村林春奎家落脚，他以做雇工为掩护，装扮成农民模样，穿插在星罗棋布的碉堡群中，刺探日伪情报。黄玉平在庄桥地区打了一年多游击，曾多次遇险，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靠当地农户林春奎冒死掩护。

　　1944年初，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盘踞在庄桥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宋清云部，反共成性，制造的“慈东事变”，捕杀了几十名中共干部和群众骨干。配合国民党部队，进犯庄桥地区。游击队主力在反顽斗争取得胜利后，回过头来横扫庄桥区敌、伪、顽势力，对这些恶势力进行狠狠打击。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庄桥区署和抗日武装区常备队，黄玉平任庄桥区区长兼区常备队队长，在“三五支队”主力和慈镇县大队的支援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打开了局面，党的组织也建立和健全起来了。庄桥游击区域逐渐扩大，日伪军龟缩在几个主要据点里，不敢随便出来活动。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黄区长想，该换装了，该换掉染有汗渍，充满硝烟的这套“游击装”了，他把便衣旧装，换成了新四军军装，并把换下的便衣旧装和机密文件包好，送到林春奎家托他保存。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收藏共产党人的衣物，是杀头之罪。林春奎是冒了这个杀头罪名替黄玉平保藏衣物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新四军“三五支队”北撤后，进入庄桥区，风闻林春奎家存放有共产党区长的衣物，三天两头就来追逼他，硬说他是共产党区长的情报员将他逮捕，用严刑逼其招供。他非常坚定，回答说：“我既非黄区长的情报员，更无黄区长寄存的物件，如查到实据，愿全家抄斩。”原来，林春奎被捕前，已将黄区长衣物收藏好，这就使敌人查无实据，敌人阴谋没能得逞，不得不将林春奎释放。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难复杂的斗争中，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果敢地打击敌人，与人民群众建立亲密的鱼水关系，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

　　[1]王文祥(1906—1945)，又名王平、高子清，绍兴人。1927年入党，曾任中共浙江省临工委委员，宁绍特委委员、四明地委、浙东区党委城工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