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根据地的商南妇女排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9-01-03 14:55:17

　　1934年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离开鄂豫皖边区后，国民党十余万正规军在当地反动民团、保安队等配合下，重点“清剿”赤城、赤南苏区，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面对根据地不断缩小的险恶形势，赤南一路游击师、赤城二路游击师、商北游击大队等先后编入红二十八军，跳到外线作战，金刚台附近县乡苏维埃干部陆续转移到金刚台上，在中共商南县委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金刚台地区游击战争的红军里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她们中有许多人拖儿带女地走上金刚台，凭着“不牺牲，就要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和坚韧毅力，与男同志一样风餐露宿、爬冰卧雪，辗转于深山老林、虫兽出没之地，时刻与凶险的自然环境斗争，时刻准备与凶恶的国民党军的“清剿”“火搜”“放石头”等毒辣行径斗争。她们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一次次圆满地完成商南县委交给的救护伤员、后勤留守等任务……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革命火种，让革命红旗一直高高地飘扬在金刚台上。这支特别的队伍就是在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一直战斗在商城县金刚台上的红色娘子军——商南妇女排。

　　商南妇女排成立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后，省委给当时还在豫东南的省委常委高敬亭一封指示信，说明了省委奉中共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北上和花山寨会议的决定，责成高敬亭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

　　红二十五军走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极其艰难的岁月，国民党军加紧对商城、固始一带仅有的几块苏区进行“清剿”。为了达到彻底摧毁革命力量的目的，国民党军七十五师等进占苏区后，疯狂杀害红军伤病员和革命群众;把红军家属中大批青年妇女当作“党婆”强行贩卖他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上级指示张泽礼等率赤城、熊家河、汤家汇等地的革命武装，退到金刚台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金刚台位于商城县东南部，是大别山在河南省境内的最高峰，海拔1584米，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大小山峰起伏连绵，方圆130余平方公里，进出山有十几条大道和许多小沟口，便于进行游击战争。

　　敌人知道红军上了金刚台，就从四面八方追踪而至，在通往金刚台上的大小沟口修建碉堡，在四周集镇派重兵驻扎。顾敬之等当地反动民团，强行“移民并村”，推行“户籍连坐”，把山区群众迁到集镇或围寨中，对金刚台地区粮、油、盐、火柴等实行严格控制，叫嚣“车干塘中的水，捉尽离水的鱼”，要彻底割断红军和群众的联系，妄想将红军困死、饿死在金刚台上。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经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批准，1935年6月中共商南县委在金刚台铁瓦寺成立，统一领导赤城、赤南、六安二区及固始、霍邱等地撤退到商城的人员。县委把各地上山的武装约80人，编为商南便衣队，再按活动区域分为七个灵活机动的小队，配合红二十八军牵制打击敌人、搜集情报、筹办给养。把各地上金刚台的女同志、原红军医院的部分护士和红军家属近40人，编为商南妇女排，负责留守金刚台、护理红军伤病员、便衣队后勤等工作。商南县委妇女委员史玉清分管妇女排工作，袁翠明任妇女排排长。从此，商南妇女排就在中共商南县委直接领导下，坚持在金刚台的深山老林里同敌人、同艰苦的环境进行殊死斗争。

　　坚守信念渡难关

　　商南妇女排成立后，同志们都知道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完成县委交给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县委书记张泽礼对她们说：“我们在这里不光是住下来，最主要的是保护伤员、配合便衣队牵制敌人、支援红二十八军、巩固发展苏区。今后困难会很多，寒霜冰雪、粮食和子弹都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国民党的七十五师、一〇二师、一〇三师就在周围，他们是不会对我们放松的。但我们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渡过难关，总有一天要把国民党消灭在我们面前，收复我们的苏区。”

　　金刚台一带天然石洞很多，但妇女排和伤病员却基本上不能住在山洞里。妇女排刚上山时缺乏游击经验，有一次，几十个同志和伤病员全都住在一个叫“水帘洞”的山洞里，搜山的国民党军突然来了，敌人从洞口走过，幸运的是这个洞口前有一道“水帘”瀑布，隐蔽了洞口，敌人没有发现妇女排。有了这次惊险的经历，又鉴于敌人随时搜山、暗探常年在山上进行侦查活动，妇女排宿营不敢再住山洞。为便于隐蔽和转移，她们总是分散睡在山沟里、树脚下、石板上。雨天有时就将树头压倒，拴在树桩上，人在里面躲雨，实在没有办法，就穿着蓑衣冒雨坐在地上。寒冬天气，大家仍身穿上山时的单衣、脚穿草鞋，夜晚冻得实在受不了，只能背靠背坐着取暖休息。在金刚台三年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妇女排的同志们没有住过一天房子，就是住潮湿的山洞也是一种奢望。

　　1936年冬天，金刚台地区连续下了15天大雪，大雪封了山，敌人认为这是消灭山上红军的大好时机，不仅加紧了四处的把守，还派出暗探和搜山队四处寻踪觅迹。在外线游击的县委非常担忧山上的同志们，多次派人送粮上山被阻。这时，山上的妇女排已经断粮很多天了，大家只能用树皮和雪下的毛草根来充饥。寒冷和饥饿一起向她们袭来，死亡随时威胁着她们，但她们宁死不屈，一直坚持与搜山的敌人斗争。后来，有两位便衣队员背着粮食，在深山雪地里与敌人周旋了七天七夜，才甩掉跟踪。他们找到妇女排驻地时，妇女排的同志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都东倒西歪地躺着，任凭怎样摇晃和呼喊，她们只睁着眼睛不能答话。两个送粮食来的便衣队员见此情景，急得失声痛哭起来，赶快生起一堆大火，煮了一锅姜水，每人喂一碗，过了好长时间，她们才渐渐恢复过来。

　　县委委员史玉清曾回忆说，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妇女排几十名同志在金刚台上虽然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但大家的革命信念坚定，都坚信并盼望着主力红军打回鄂豫皖。同志们一年到头野菜野果是主食，条件好的时候，有粮食、野菜兑着吃，就非常高兴。在敌人大规模“清剿”时，不能生火做饭，同志们只能用手把山上采来的野菜揉揉生咽下去。上山前大家带的衣服很少，又由于经常钻密林，以致衣衫褴褛。山上虫、蛇很多，金刚台上有一种山蚂蟥，能从远处跳到人身上吸血，刚上山时同志们没少吃它的苦头。大家穿鞋主要是靠割野草编草鞋穿，冬天就用稻草把脚包起来，有的同志脚趾甲和手指甲都冻掉了。妇女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信念坚定地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誓死留守在金刚台上。

　　战胜残酷的“清剿”

　　从妇女排上金刚台第二年春天开始，敌人就不断地对山上进行突然袭击式的“清剿”。他们经常出动几个营的兵力，一个山头挨一个山头地搜索，对每个山头又分成两路或几路，一面漫山遍野地从山上往山下“篦”，一面在山下拉网包围。敌人还在妇女排要经过的道路上设地补哨、挂上手榴弹等，妄图将妇女排逼上死路。后来，敌人还残忍地想出了从山顶上往下滚石头、在山下放火烧山等毒辣手段来对付妇女排。当时的情况是敌强我弱，县委要求妇女排保存革命力量。她们平时首要工作是把伤病员分散地隐蔽好，放哨的同志一发现敌人来，她们立马就几人一组，分散在茫茫林海里牵着敌人周旋、捉迷藏，往往是敌人搜这一座山，她们已机敏地躲到另一座山，敌人每次兴师动众地上山找“红军婆”，到最后总是被妇女排牵得筋疲力尽地望山兴叹。遇到有利战机，妇女排还会配合便衣队和敌人打一仗，有一次她们把两股搜山的敌人引到一起，让敌人自己互相打了半天。妇女排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她们从小就在山上讨生活，加上熟悉金刚台的地形，所以在翻山越岭、钻山林等方面，全副武装的敌人还真撵不上她们。

　　有一次情况非常危急，县委和便衣队全部游击到外线，敌人包围了妇女排和伤病员们，密集的子弹把妇女排压到山沟里。由于天黑了，敌人弄不清山上是否有便衣队，夜间搜山怕吃亏，所以只是紧紧地守在山沟外面，听到哪里有动静，就朝哪里放枪。夜深了，史玉清和同志们十分焦急，妇女排的力量难以对付敌人，到天亮如果还不突围出去，大家的处境可想而知。史玉清和同志们琢磨说，敌人打了这么多枪，而没有伤着我们，说明敌人打枪漫无目的，如果大家匍匐着悄悄向外突围是可行的。史玉清当即把妇女排和伤病员按班分成几个组，指定各班长带领分散突围，又向各班长规定了几个集合地点和暗号。下半夜，妇女排开始分组突围，同志们紧贴地面匍匐前行，终于在天亮前陆续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一次次反“清剿”的斗争中，妇女排有十多位同志牺牲，她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怀着坚强的革命信念，把危难留给自己，安全让给战友。上金刚台坚持斗争的妇女排同志，今天能知道姓名的有史玉清(中共商南县委妇女委员、分管妇女排)、袁翠明(又名袁明，妇女排排长)、张正明(一班长)、杨秀英(二班长)、张泽清(三班长)、张秀敏(又名张敏)、彭玉兰、陈发新、胡光美、郭德明(又名郭明)、陈香芝、晏永香、陈秀清、何其月、何道清、施志芬、陈宜清、童飞芳(又名童正娇)、汪明清、叶善珍、汪乃琴、陈少青、苏峰等。面对敌人残酷的“清剿”，妇女排的姐妹们曾在一起庄严宣誓：在任何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大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晏永香、红军家属老李、陈秀清、何道清、何其月、陈宜清等同志，在敌人搜山中有的牺牲、有的被俘后拒绝投降，面对生死考验，妇女排中没有出过一个叛徒，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守了党的机密。

　　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妇女排也逐渐总结出了敌人搜山“清剿”的一些规律，摸索出各种对付敌人的办法。当转移时，妇女排多选择循着溪流走，不能让敌人发现踪迹;经过草丛、雪地时，后边会安排同志负责把踏倒的草丛扶起来、用树枝扫掉行走在雪地上的痕迹。当敌人从山顶上向山下滚石头时，她们会躲到大树背后蹲着。她们还学会了黑夜在深山老林转移时辨别方向;学会了用苦柳、马料等当地植物揉出水涂抹在身，来防止虫、蛇和山蚂蟥的叮咬，等等。妇女排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在金刚台周旋了三年，金刚台用山高林密保护了妇女排，妇女排也以“不牺牲，就要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和英勇行为，战胜了敌人一次次残酷的“清剿”，她们在金刚台上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商南便衣队打开金刚台斗争局面。

　　精心救护伤病员

　　1934年冬初上金刚台时，红二十五军留下一个简易医院，有伤病员30余名，后来看护、治疗伤病员的任务就落在妇女排的肩上，妇女排就成了红二十八军的流动山林医院。据便衣队员曾少甫回忆：“金刚台上的伤病员及妇女排共有七十多人，妇女孩子有近四十人，伤病员有三十几人。”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这所红军山林医院药品、手术器械奇缺，妇女排同志克服困难，用中草药、土手术完成了许多难以完成的救护伤员任务。有一次便衣队员肖九仇在战斗中受伤，子弹头钻到他脚背里取不出来，大家一致推选曾在红军医院工作过的彭玉兰当“主治医生”，她就用头上的簪子慢慢地探出子弹头位置，然后准确地在伤员的脚背划开一个口子，将子弹取了出来。敌人搜山时，这个红军山林医院没有固定的地方，为防止敌人搜捕，妇女排隔几天就得给伤病员换一个住的地方。她们经常背着米袋子、干粮袋子、药包，抬着、背着伤员在山上到处游击转移，有时把伤员分散隐蔽在山林里，有时把伤员安置在乱草丛中。当时条件非常艰苦，药品非常稀缺，她们就在山上采长筋草、七叶一枝花等草药为伤病员治疗恢复伤口，用盐水洗伤口，用被套棉花当棉球，破衣服布当纱布。由于敌人派上山的暗探很多，为了防止意外，妇女排会尽可能地将伤员转移分散在距离很远的多个地方。白天大家分头隐蔽，到了夜晚，妇女排就到一个个隐蔽点为他们送饭、换药。伤员身上换下的纱布，她们会小心地挖深坑埋好，不让敌人发现。

　　1936年夏天，便衣队员小邢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负伤失踪，县委书记张泽礼认为他没有牺牲也没有被敌人抓到，便衣队连续几天没找到他，最后就把继续寻找的任务交给了妇女排。史玉清带领几个同志，在发生战斗的山沟附近摸索、寻找了十来天一直没有放弃。她们又循着便衣队活动的地方延伸范围，听动静、查痕迹，终于找到了小邢。原来他腿部负伤，难以行走，就坚持用手掌和膝盖爬着寻找部队。由于20多天的爬行，他的身上都被岩石磨破，腿肿得像水桶一样粗，伤口已流脓长蛆，浑身破烂不堪，已是奄奄一息。史玉清和同志们把他抬回驻地，给他细心护理，每隔两天就小心翼翼地给他挤出伤口的脓血、细心地拨出伤口里的蛆虫，用凉开水清洗伤口、再涂上猪油，然后用煮过的破棉布敷上草药包扎好。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护理，小邢终于康复，他临别时流着泪感激地说：“姐妹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归队后决心英勇杀敌、革命到底!”

　　妇女排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使几十名在金刚台养伤的红军伤愈归队，重新踏上革命征程。多年以后，曾经在金刚台山林医院养过伤的同志们，都交口称赞她们“既是看护员，又是警卫员，又是担架员，又是宣传员”。当时每一个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妇女排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商南县委交给的伤病员治疗、护理任务，对于保护红二十八军革命火种，维护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奔赴抗日战场

　　雄伟壮丽的金刚台，是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仅有的几块红色区域之一，是红二十八军可靠的小后方，也始终是敌人注视的地方。从1934年冬到1937年秋，在中共商南县委的领导下，商南妇女排以金刚台为依托，巧妙地配合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与敌人战斗了三个春秋，牵制了数百倍于己的敌人。这支党领导的红色娘子军，“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是食粮”，在敌人残酷的封锁和“清剿”中，经历艰难困苦，创造了鄂豫皖游击战争的奇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军达成停战抗日协议。10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石裕田和雷文学、李世焱带着军部“停战抗日，到黄安七里坪集合”的布告及高敬亭写给中共商南县委书记张泽礼的亲笔信来到金刚台。根据上级指示，张泽礼率商南便衣队和妇女排精干力量100余人，前往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参加新四军四支队，奔赴抗日新战场。

　　作者：中共商城县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摘录：《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