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
来源：《红色文化学刊》2022年1期   2023-02-03 16:23:38

　　湘鄂赣苏区是红军开辟的15块根据地之一，原是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的产物。这里曾成立了多个县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建立以后，省级机关最早设在湖南境内的平江、浏阳等县山区，后迁至江西境内的修水、万载、铜鼓等县农村。主力红军前期是红5军，后期是红16军(后缩编为红16师)。1932年3月湘鄂赣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来，以林瑞笙为首的临时省委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使苏区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933年7月，苏区中央局派陈寿昌改组省委，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进攻路线，军事上非常被动。1934年6月，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早四个月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一、湘鄂赣苏区进入三年游击战争的前奏

　　“红旗卷起农奴戟”，湘鄂赣地区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1932年夏，国民党派第77师扼守铜鼓县排埠镇至永宁镇一线，企图切断湘东、赣西的联系，直接威胁省委、省苏维埃驻地万载县小源(今仙源乡)。为了打通交通要道，红军独立1师、2师于6月11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浏阳县东门镇和白沙镇，红16军随即从小源出发向铜鼓之敌主动出击。红7师占领铜鼓县城郊外螺形山，设伏打援;红9师担负正面进攻任务，12日凌晨，用2个小时全歼丰田村驻敌一个加强营。13日傍晚，红军乘胜攻打排埠镇，经过一夜激战，敌人死伤惨重。此时，鄂敌大举进犯苏区北面，红16军奉命驰援鄂东南，与省军区北路指挥部、红军独立3师联合组成前敌委员会，奔袭通山、武宁两县。自7月10日至16日，红军在湖北省通山、山口、马桥、官埠4战皆捷，击溃敌5个团，毙伤700余人，俘虏1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700余支，子弹2万余发，并扩充新兵一个团，暂时缓解了鄂东南之危。7月29日，红16军和独3师向驻守江西省武宁县横路镇之敌发起攻击，可是在援、守两敌夹攻和敌机的扫射、轰炸之下，受到较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回师万载县小源。

　　10月4日，敌又以29个团的兵力进攻鄂东南，鄂东南政治中心阳新县龙港镇失陷，苏区形势日趋严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湘鄂赣苏区的红军沿锦水向东行动，威胁南昌，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1933年2月10日，湘鄂赣红军独立1、2师在浏阳县小河乡田心村清溪湾合编为红18军，由严图阁任军长、徐洪任政委。3月31日，包括红16军、红18军和独3师在内的全省红军约2.5万人，从万载县高村向南昌方向推进。敌人第四次“围剿”虽然被迫中止，但红军也损耗了不少有生兵力。7月初，苏区中央局就湘鄂赣苏区工作专门讨论，决定派陈寿昌取代林瑞笙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徐彦刚任省军区司令员，刘玉堂任少共(青年团)省委书记，谭启龙任少年先锋队总队长。此次中央派出30多名干部，包括由钟志英任团长、张兴任副团长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工作团，帮助湘鄂赣省政府工作。他们离开红色首都瑞金县叶坪村时，受到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说：“针对国民党即将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今后的斗争将是艰苦的。你们要坚持下去，开展武装斗争，把红旗撑下去。苏维埃就一定能胜利。”(1)谭启龙：《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8月1日，湘鄂赣省又一支红军成立——在通山县大畈镇隐水村黄石洞和尚坪将独立第3师扩充为红17军。张涛任军长、方步舟任政委、叶金波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张向明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红17军一度使鄂东南的工农武装力量得到加强，不久因失败而撤销番号。8月中旬，红16军和红18军奉命改编为红6军团的第16师和第18师。同年冬，红18师由政委徐洪率领去湘赣苏区，原军长严图阁留湘鄂赣军区任参谋长。红16师在师长高咏生(后作战牺牲在平江河西设咏生县)、政委温锦惠率领下，回到苏区腹地小源休整。

　　1933年10月初，国民党政府调集百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对几个大的苏维埃战略区实行第五次军事“围剿”。何键在江西萍乡设立西路军总部行营，调集了两个纵队进攻湘鄂赣苏区。10月16日，红16师从万载县凤井里出发，再次沿锦水向东行动，寄希望于“围魏救赵”——通过威胁南昌来解中央苏区之围。红16师出征前夕，在小源驻地收到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发的奖旗。根据锦旗上书“坚强苦战”四字，师政治部连夜谱写了军歌：全苏大会赠我旗，坚强苦战。鲜红旗帜招展兮，光荣灿烂。几年艰苦血战兮，精神不变。今后如何贯彻兮，工农利益。坚强苦战，光荣灿烂。万岁，万万岁!

　　11月10日，红16师在奉新县甘坊击溃追堵之敌18师、50师各一个团。11月下旬，中革军委命令红16师向宜春、分宜方向推进，会合从湘赣苏区北上支援的红17师(原红8军缩编)一起破坏南浔铁路。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随红16师行动，12月27日在高安县渡锦水时遭十几架飞机轰炸，师部电台被毁，严图阁负重伤。红16师先后三次向东行动，伤亡严重，加之后方兵力单薄，特别是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学昊叛变投敌，暴露了红军的军事部署，湘鄂赣苏区的形势岌岌可危。恰巧这时，中央苏区派出的30多名干部到达万载县小源，于1934年1月召开了扩大到省级机关负责人和各中心县委书记的省委扩大会议。新组建的省委常委有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刘玉堂、谭启龙、严图阁、邓洪、黎申庚等11人，陈寿昌任书记、傅秋涛任副书记、邓洪为省政治保卫分局代局长、刘玉堂为少共省委书记，谭启龙为少先队总队长。省委改组后着手解决肃反扩大化问题，批判了陈佑生(原副书记，叛变)、孔荷宠(原军区司令，叛变)的“肃反中心论”(2)林兆福：《红旗飘扬湘鄂赣》，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制止乱捕滥杀，稳住了人心。

　　1934年春，敌彭位仁第16师由浏阳县张坊镇向铜鼓县排埠镇进攻。排埠是小源的西北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省委决定抽调红16师第47团、浏宜万独立团和红军5分校学生共2000余人，由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带领争夺排埠。但排埠之战受挫，小源四面受敌，只得将省级机关撤向铜鼓县的幽居、祖庄，并派省委常委、白区工作部长邓洪赴湘赣边向中央代表任弼时汇报转移情况。小源失守使湘鄂赣苏区丧失了巩固的中心区域，红军也失去了后方依托。此后，由于国民党军队频繁进攻，省级机关经常转移。以小源失守为标志，是湘鄂赣苏区进入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6月至1937年6月)的前奏。

　　二、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前期奋斗

　　湘鄂赣苏区处于武汉、长沙、南昌等大城市之间，战事频繁，坚持斗争的条件比其他根据地更加艰苦。1934年6、7月作战失利(省委称之为“六·七月事件”)，标志着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湘鄂赣苏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15页。，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前期。苏区军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始终高举红旗，顽强斗争，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湘鄂赣苏区的斗争三落三起，到1934年底“共失枪约三千六七百至四千支，人损失在一万左右”(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省委、省苏和军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转变斗争方式，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个战略支点。

　　湘鄂赣苏区革命武装遭受损失，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大大缩小。全盛时期包括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西北的修水、铜鼓、万载，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十余县，南北长近千里，东西宽六百里，面积21万平方公里，人口近千万，其中比较稳定的根据地有人口300万。(5)曾长秋、李霞：《历史铭记：红星照耀下的湘鄂赣苏区》，《红色文化学刊》2021年第4期。此时，这里相继变成了游击区或白区，或只剩下一些山头。省委转移到平江县黄金洞，敌人加紧清剿，苏区缩小至嘉义镇山区及献钟镇的辜家洞、徐家洞、白水、芦洞等处。平江北乡的三墩，恩溪的留良洞及横江一带也只保留了小块苏区，红军游击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给养越来越困难，经常处于一日数移的状态，与敌人周旋十分困难。

　　敌人闯进湘鄂赣苏区，叫嚣“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疯狂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根据地军民生存越来越困难时，敌人利用叛徒组织“招抚公署”，企图瓦解红军游击队。据傅秋涛回忆：湘鄂赣苏区垮得比较早，尚保留了部分游击区。“敌人利用大叛徒孔荷宠，纠集了大小叛徒和走狗两千多人，分驻在修水、铜鼓、平江的苏区和游击区的周围……敌人依靠这些叛徒，实行软硬兼施的反动政策，配合军事进攻，企图瓦解我苏区人民政权和红军部队。”(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湘鄂赣省委、省苏和军区的负责人在黄金洞何家垅召开紧急会议，有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涂正坤、曾国祺、刘玉堂、谭启龙以及转移到黄金洞的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会议总结了教训，批判了因暂时挫折“而失却对整个革命战争与湘鄂赣苏维埃前途发展的信念的右倾机会主义”(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确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重点“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红16师。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被调往川黔和湘黔边境追堵中央红军和红2、6军团，而进攻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有所减少。当时省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对遵义会议精神和全国形势无从了解，只发现敌军减少，便抓住敌军调动的空隙主动出击。红16师不仅奋力恢复了一些被敌人占领的地方，而且开辟了一些新区，使苏区版图恢复到6块，省级机关从大山中转移到平江县虹桥镇、南江桥一带，开创了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难得的良好局面。

　　1935年6月，蒋介石将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汤恩伯、樊松甫等部重新调到湘鄂赣地区，会同何键的西路军以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保安团，共60多个团的兵力进剿。敌人挖壕堑，筑工事，设路障，妄图剿灭红16师和湘鄂赣省委机关。在生死存亡之际，省委于6月底在长庆乡(今并入虹桥镇)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徐彦刚提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由咏生县县委书记江渭清率部分精干武装留下坚持斗争，而省级机关、省保卫大队和咏生县党政干部组成特务团，与红16师一道搬家式突围。6月15日，红16师和省级机关干部及家属4000人被包围在通城县麦市镇，伤亡很大，这是继“六·七月事件”以来最大的失败。徐彦刚主张从黄颡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县码头镇进入靖安、奉新。可是，在永修县云居山鹅公包遭遇敌人。徐彦刚负伤，其妻童窕园牺牲。徐彦刚把部队交给团政委明安楼，说：“这是革命的本钱，你要把这支部队带回黄金洞……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在这一带坚持斗争，你们以后来找我。”(8)宋俊湘主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5页。可惜徐彦刚不久被歹徒砍死，牺牲时仅28岁。

　　7月14日，红16师余部进入修水县。突围途中，傅秋涛妻子、省委妇女部长曾湘娥中弹牺牲，团政委袁宏国阵亡。傅秋涛率特务团在通城县云溪、盘石一带收拢了1700人，向南返回平江县周坊、横江山区，与坚持斗争的江渭清地方武装会合。傅秋涛对部队动员：“对付敌人，一是斗，二是斗，三还是斗。没有坚决的斗争，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那怕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7月下旬，部队到达平(江)浏(阳)边界的连云山辜家洞和芦洞，在十分疲惫的情况下，仍然给尾追之敌以沉重打击，摆脱了敌人追击。红47团则由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带领，转入外线牵制醴陵县白区的敌军。

　　麦市突围及其后一系列失败，部队损失很大，几块较大的游击区又被敌人分割，湘鄂赣根据地再一次进入艰难岁月。傅秋涛后来总结：“这次突围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很深。主要是我们没有及时看出红军主力长征，敌人大举进攻苏区形势的急剧变化，大块的苏区要转变为小块的苏区，规模较大的对敌作战要转变为游击战……这种急速的转化，我们没有及时看出来，不能及时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还是以过去的老观念、老方法来对付敌人，缺乏应有的警惕。特别是当红16师取得几次重大胜利之后，有些麻痹轻敌。”(1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267页。可惜，毕竟这是事后的认识。

　　三、湘鄂赣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的后期苦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诗以言志，陈毅的《梅岭三章》，恰到好处表达了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守南方各地军民面对死亡的坦荡胸怀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血沃大地肥劲草，我以我血荐轩辕。从1935年7月起，湘鄂赣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后期阶段。1936年3月，国民党召集湘鄂赣三省剿共联席会议，以大于红军数十倍的兵力联合清剿，实施“三光”政策。其具体措施：一是修筑碉堡，层层封锁，驱赶根据地群众到驻有敌军的县城、集镇或碉堡附近居住，扬言要“车干塘里的水，活捉塘里的鱼”。二是强迫移民并村，进行经济封锁，严禁商人与根据地通商，用各种办法限制群众购买生活必需品，凭证计口购盐购粮，定量配给，并设置关卡，检查盘问，不准为游击队提供物资。三是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强迫民众组织守望队，在碉堡、村头、路口放哨，使游击队不便活动。敌人除了利用叛徒出面招抚，还按村编保甲，五家一联，十甲一保，推行“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防，强制各户互相监视，违者轻则罚款坐牢，重则杀头。敌人对通城县军事部长刘永康“株连九族”，杀害其妻胡查喜于修(水)通(城)边界的苦竹岭，15岁的儿子刘长保在通城麦市桥头被枭首示众，侄儿刘福全在狼荷洞被剖腹，4个邻居也惨遭连坐杀害。

　　在敌人“三光”政策的摧残下，根据地断垣残壁，一片荒凉。如平江县辜家洞原有700多户、3700多人、500多栋房屋、300多个纸棚、800多个纸槽、1200多亩水田、两家油铺、30家商店、8所小学，被敌人多次清剿、残酷杀戮以后，只剩两间半破房。山光林毁，田园荒芜，纸槽纸棚被破坏殆尽，辜家洞成了“孤家洞”。宜春县慈化苏区1260多人被杀，该地大岭村原有90多户、500多间房屋、3家店铺、28个纸槽，经过国民党军队反复清剿，全村房屋倒塌，已无炊烟。武宁县游击区被敌人“杀害区以上干部46名，群众1245人，烧毁房屋2878间，抢、烧粮食20余万斤，耕牛1636头，家具6万余件”(1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湘鄂赣苏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38页。。

　　1936年上半年，南昌行营派叛徒带领政训团赴湘鄂赣，煽动红军下山投降。3月27日，湘鄂赣省委在平江县盖板洞召开执委扩大会，总结麦市突围的教训，认识到敌强我弱，只能用盘旋式兜圈子对付敌人，或者跳到外线打游击。会议决定精简机构，实行领导军事化，干部地方化(12)本书编写组：《湘鄂赣苏区红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359页。，即省级机关合并，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在原平修铜、修铜宜奉边、浏宜万、修武崇通、湘鄂边5个特委的基础上，精简为4个特委，各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各县委书记是游击队的领导者;县苏维埃改为工作团，区委则以工作队的面目出现，干部回本地一面流动游击、一面做群众工作，被称为“提包政府”。为粉碎敌人的清剿，省委提出了创建10个独立营的计划，要求各特委和军分区继续扩军，动员老兵归队和群众参军，伤病员治愈后重返前线，将地方游击队升级为主力红军。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俘虏参加红军。红军在战术上不是死打硬拼，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实行大游小击，出没无常，飘忽不定，捉土豪补充给养。敌人进山，红军出塅，“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专打弱小敌人和挨户团，摧毁敌人的乡保政权。

　　红军指战员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他们纪律严明，即使最困难时也不侵害群众的利益。西北特委妇女部长焦子英与特委失去联系，率领17人在赣鄂边境的大山深处活动。他们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宁可吃草根，喝泉水，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也决不叛党投降，找不到粮食就吃野菜、草根度日，野菜找不到就勒紧裤带饿肚皮。敌人强迫群众移民，秘密党员跟着移民一起走。党员与群众打交道的策略：“进行宣传时，必须有很好的态度、通俗的语言、适合当地群众的服装。针对群众的要求和我们突击运动中的光荣例子谈话，使他们对我们不发生任何隔阂，与他们溶成一片。”(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对所谓“反水”群众，被敌人强迫领了“白符号”也不歧视，而是分别情况，努力争取。

　　1936年6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打着“反蒋抗日”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此时，大部分进剿湘鄂赣根据地的国民党军被调走，留下的保安队战斗力不强。省委、省苏和军区负责人分析形势，发表了《对两广出师抗日讨蒋宣言》。省委作出决议，号召军民抓住敌人兵力调动的机会，以军区警卫营为基础，各机关抽派少数人枪组成游击队，提出“飞兵前进，横扫敌人”的口号，深入敌后，采取袭击战、埋伏战、化装战的斗争策略，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使游击区有所发展。红16师在师长方步舟、政委明安楼等的领导下，一边打游击一边开展群众工作，使队伍恢复到1000余人。

　　省委深刻认识到白区工作的重要性，反对固守山岭，把工作放到外线去，派干部分别到浏阳、醴陵、湘潭、善化(今长沙县)4县边境发展党组织，建立了中共浏醴湘善县委员会，由骆有生(化名马烈)任书记，龚大同、陶秀英、赖秋莲等为委员。省委还派干部到万(载)宜(春)交界的丰顶山、宜(春)萍(乡)边界的小洞、湘赣边的龙门山、鄂东南的九宫山、湘鄂边的大药菇山等地建立外围支点，随时掌握敌情。也派出部分党员干部到南昌附近活动，在上高、高安一带秘密建立区委或县委。1935年上半年，长沙县铜官镇成立了中共湘江特委，由袁仲贤任书记。特委在长沙、益阳、湘阴等地发展党员150多人，建立铜官区委、湘阴县樟树港区委及16个支部;恢复了铜官陶业工会，发展会员1000多人。湘鄂赣省委指示湘江特委利用白区工作的条件，为省委搜集情报和资料。特委通过国民党的报刊分析形势、观察动向，整理成书面材料(包括遵义会议、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西安事变等)，派交通员送往游击区。为了保密，情报用笔蘸米汤或五倍子泡水，写在白布上与其他布匹一起打包，由交通员化装成布贩运送，用碘酒涂在白布上文字就显现出来。湘江特委坚持地下斗争三年，其情报为省委制订对敌斗争策略提供了诸多帮助。

　　1936年1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改组，省委常委会由涂正坤、张德华、骆奇勋、冯杏娥、曾国祺、谢乾、邓洪、傅秋涛、萧辉锡9人组成。涂正坤任书记，曾国祺任副书记。为加强政府工作，傅秋涛改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洪、刘玉堂任副主席。此时，国民党湘鄂赣边绥靖公署主任刘兴调集3个师和3省保安团，分4个清剿区进剿。方步舟率红16师转战于大冶、鄂城、崇阳、咸宁、通山之间，1937年1月在通山县梅田作战失利。3月14日，在通山和崇阳交界的三界尖，红16师同傅秋涛带领的省级机关和军区独立团会合。然而，内部却发生了分歧，傅秋涛认为方步舟犯了右倾错误，撤销其师长职务，并要开除他的党籍。方步舟思想发生动摇，在阳新县叛变投敌。部队和机关由傅秋涛和新任红16师师长冯育云带领，按原定行军路线返回黄金洞。

　　傅秋涛率部从崇阳进入通城，遭敌袭击，成为继麦市突围后又一次重大失败。红16师一路苦战，到达铜鼓县虎坳只剩200多人。军区参谋长魏平作战牺牲，余部由傅秋涛带回辜家洞。4月底，部队在华林山遇敌又损失过半，师政委明安楼负伤，参谋长赵改中牺牲，师长冯育云被捕变节，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东北特委书记赵龙和分区司令员聂海如先后叛变，由东北军分区参谋长吴咏湘代理红16师参谋长。1937年2月，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在黄金洞病逝，成为苏区又一损失。严图阁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3月来湘鄂赣，人称“小诸葛”。他文化较高，工作能力强，谈吐工农化，虽多次负伤，身患重病，但生活从不特殊。

　　湘鄂赣根据地有自己的小型医院、被服厂和兵工厂，为躲避敌人的“围剿”，经常搬迁。兵工厂有100多工人，设子弹、炸药、修械、铁工、技术、木工、事务、保管8个车间，由厂长胡兆丰、政委向士俊率领，多次搬迁至平江县连云山、徐家洞、辜家洞和浏阳县宝盖洞、金坑、鹤岗、燕子崖的深山老林。他们打土豪、筹粮食，站岗放哨，保卫工厂，除了修理枪支外，还能造子弹、马尾手榴弹。敌人对原料封锁极严，钢铁、硫磺、洋硝等难以得到，兵工厂通过私商关系，在油篓底下的夹层偷运洋硝，还就地收购破铜烂铁，并规定部队不仅要捡回自己打枪留下的弹壳，也要把敌人的弹壳捡回。兵工厂只有小型机器和简单工具，却造出了两门迫击炮和一门平射炮。

　　红军处于长期游击战争环境，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生活异常艰苦。指战员说：“一根竹子大又长，捅开竹节把米装;烤上一堆闷星火，掏出米饭喷喷香。”(14)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伤病员没有西药，就用盐水洗伤口、用草药治疗;感冒了喝辣子豆豉汤，出汗治病;没有课堂，在大树下上课，用石头当板凳;没有笔墨纸张，就用树枝和泥沙替代……每人身上有4件不可缺少的东西：一是水碗，用来烧水、做饭、吃饭、喝水;二是脸盆，用来做饭、做菜、洗脸、洗脚;三是米袋，有米装米，无米当裤带;四是布袋，里面装衣服、盐、辣椒、文件以及必要的用具，既是旅行袋，睡觉还能当枕头。尽管环境艰苦，大家从不言苦，凭着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战胜困难，坚持游击战争，为革命保存了“永不熄灭的火种”。

　　四、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最艰苦的斗争，莫过于红军长征、南方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其中，湘鄂赣根据地有三年多时间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孤军苦斗。湘鄂赣苏区孤军奋战，铁血坚守，保住了红旗不倒。究其原因有四点经验：

　　其一，始终有一个百折不挠的领导核心。省委领导在苏区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主要成员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严图阁、涂正坤、钟期光等始终高举革命旗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带领红军游击队英勇顽强地同敌人和困难作斗争。湘鄂赣省委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受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但每次都能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红16师也多次得到重建。担任省委书记时间最长的傅秋涛，后期挑起了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两付重担，在敌人残酷野蛮“围剿”下仍有一股革命蛮劲。他经常讲：“要下定决心，也要执行决心。”(15)钟期光：《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正是由于他的革命坚定性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工作韧性，产生了对敌斗争胆略，赢得了群众信任。最后一任省委书记涂正坤在革命低潮时始终坚定信仰，经常勉励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6)钟期光：《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存在以上中坚力量，是湘鄂赣根据地红旗不倒的重要保证。

　　其二，始终有一支建制完整的主力红军。在湘鄂赣苏区先后诞生了红16军和红18军(后都缩编为师)，虽然红18师被调往湘赣边，但红16师一直在湘鄂赣根据地苦斗。1932年5月，蒋介石集团发动第四次“围剿”，采取蚕食政策，步步为营，逐步推进。最多时有60个团的兵力部署在湘鄂赣苏区周围，先占据较大城镇，修筑碉堡，截断苏区与外界的联系，然后对其战略要点分割包围，实施重点进攻。红军“聚成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大敌来了就走，小敌来了就打，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靠群众作耳目，靠两条腿跑路，机警灵活地打击敌人。虽然最后只保存了500名党员、800名战士，省委却带领他们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1月，1100余人在平江县嘉义镇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并在嘉义镇设通讯处(即后方办事处)。出征前夕，傅秋涛代表湘鄂赣抗日军事委员会发出的《快邮代电》言：“秋涛等誓以全力负担挽救中国民族危亡……凡同情本会抗日救国主张者，本会愿与之合作，共同奔赴国难。”(17)《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7页。

　　其三，始终有一座民众筑成的铜墙铁壁。经过长期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湘鄂赣苏区民众体会到：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自己的救星。他们把亲人送去当红军，冒着生命危险把省下来的口粮、食盐和衣物送给游击队，如平江县黄金洞易丙凤大娘，家里仅有一条床单，她撕下一半交给参军的儿子，这就是“半条床单送儿参军”的感人故事。他们送情报、作向导、抬担架，配合红军作战，甚至以全家、全村的生命来保护红军家属，掩护红军伤病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有一次，省委书记傅秋涛率300名红军指战员从平江县嘉义镇与长寿街之间的大水塅过河，天亮时隐蔽在一个村庄里。周围碉堡林立，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当地群众为了掩护部队，自发动员起来，一部分人轮流在碉堡四周的田间劳动，监视敌人动静，留下一部分人在家里做饭、磨豆腐，热情慰问红军。群众说：“牺牲我们一个人、一家人都没有关系，只要红军和苏维埃存在，大家都有希望。”(1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陈毅这样评价军民关系：“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群众的自发支持，激励着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在苦斗中求生存。根据地军民同心协力，成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力量源泉。

　　其四，始终有一块山岭连绵的根据地。各级党组织选择地形条件较好的山区，建立游击中心区域。湘东北的黄金洞、大光洞、连云山、大围山、幕阜山;鄂东南的九宫山、七峰山;赣西北的黄龙山、丰顶山、龙门山……这些地方不但山高林密、地形险要，而且群众基础好，便于隐蔽和与敌周旋。他们战斗在崇山峻岭之中，无论战场上还是监狱里，始终表现了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的英雄气节。据统计，湘鄂赣边21个县市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就牺牲了20多万烈士，其中平江、浏阳、阳新、万载等县都超过2万人。如宜丰县苏维埃主席管仁义带游击队四处活动，敌人以重金悬赏捉拿。他当众在右手手腕刺上“管仁义”三字，决心与敌斗争到底。1936年3月23日，管仁义因叛徒告密被捕，遭严刑拷打，坚不吐实，被敌人割下头颅示众。16岁小号兵丁有华和青年战士林子金在云居山战斗中与部队失散，他俩在靖(安)武(宁)永(修)安(义)深山一个纸槽做工，向纸工宣传革命道理，随后建立了工会，带领纸工们用一把军号一支枪，机智勇敢地袭击当地民团，并带着这支新组建的游击队回到红16师……湘鄂赣苏区军民就这样坚持当地的斗争，并经受到物资奇缺的考验。

　　当然，根据地大片丧失，也存在许多教训。其外部原因是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主力红军撤离江西，湘鄂赣苏区失去了依靠。自身原因是前期犯了“左”倾错误，具体表现在：原省委书记林瑞笙推行“左倾”肃反政策，在当时敌我矛盾尖锐、革命斗争剧烈的条件下，混淆敌我斗争与内部矛盾的界限，错杀了赖汝樵、袁德生、刘建中、胡筠、张警吾、叶金波等一批领导干部，严重削弱了党政机关领导层和苏区建设。同时，查田运动带来乱划、错划阶级成分的混乱现象，人为扩大了打击面。许多农民虽然分到土地，却由于土地一分再分，所有权一变再变，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使得苏区社会动荡，贸易阻滞，商业凋敝，出现了粮食紧张、棉布奇缺和没有盐吃的局面。军事上失利亦是重要原因，由于临时省委采取的战略是巩固修水、铜鼓、万载各县苏区，力争各苏区尤其希望与鄂东南连成一片，互相支援。红军及地方武装无条件执行上级意图，不适当将主力部队集中行动，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则担负截敌、堵敌、扰敌的配合任务，打了一些不该打的正规战或阵地战，导致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只能钻山洞躲藏。

　　湘鄂赣苏区军民在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里，表现出不动摇、不害怕、不埋怨的“三不”和敌人越凶残、我们越坚强、反抗越激烈的“三越”精神，铸造了自己的苏区精神特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形成的精神谱系链条上重要一环。湘鄂赣苏区精神即“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前赴后继的不屈斗志，坚韧独谋的领导风格，牺牲局部的全局意识，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尽管湘鄂赣苏区的革命精神是90年前铸就的，却历久而弥新，今天仍具有多维的时代价值。其丰富实践，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初始经验，蕴含着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一些基本经验，成为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