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壮大,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32年7月,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所属3个团1个特务营,配合空军第二中队1个分队共3000多人,向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陈汉光采取“军事政治并重,剿抚兼施”的方针,以“迅雷疾风”的手段和“先攻要点”“重重包围”“分进合击”“各个击破”的战术,由北到南,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党军,中共琼崖特委号召各革命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敌人的“围剿”,保卫根据地,保卫苏维埃政权。
1932年7月,国民党陈汉光警卫旅来琼,向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
8月1日,国民党军八九百人首先向羊山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红军和赤卫队依据有利地形,英勇抵抗,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入深山,据险坚持斗争。与此同时,国民党军1600多人分兵两路,向中共琼崖特委机关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琼东县第四区一带进犯。红军独立师师长王文宇组织军民英勇抵抗,但因敌强我弱,中共琼崖特委研究决定,留一部分红军配合赤卫队在原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和军政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迅速向母瑞山转移。8月7日,当部队撤到东安的马鞍岭时,与敌军遭遇,女子军特务连和红一营奉命留下阻击,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军的进攻。阻击任务完成以后,女子军特务连第二班10位战士留下掩护其他同志撤退,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8月8日,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陈汉光部集中4个营的兵力向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狂轰滥炸,红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移到定安县第六区的东安一带。8月11日,陈汉光调集6个营的兵力向东路乐会、万宁革命根据地进攻,并兵分四路向文魁岭革命根据地“进剿”。红三团和女子军特务二连以及赤卫队在文魁岭南构筑工事抗击敌军,战斗非常惨烈,多数人员阵亡,剩下少数同志在赤卫队的配合下,仍坚持在乐万地区战斗。8月15日,陈汉光集中4个营共1500余人,分四路围攻撤到东安的红军主力。红军与敌军展开激烈搏斗,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冯白驹率领中共琼崖特委机关、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及红一团再次撤回母瑞山。在危急关头,冯白驹主持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警卫连留在山上与敌人周旋,师部及红一团由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卿率领向乐会、万宁革命根据地转移,同红三团汇合,击破其对母瑞山的围困。10月,红军利用连日暴雨、万泉河水暴涨之机,突破敌人封锁,并于乐会、万宁交界的文魁岭、南排岭、龙角岭一带与敌人展开激战,师政委冯国卿和许多优秀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陈汉光迅速调集部队再次“围剿”乐会、万宁革命根据地,组成五六层包围圈,发动轮番进攻。师长王文宇和参谋长郭天亭撤到白水磉山边时遭敌人伏击,中弹负伤,郭天亭被捕牺牲。王文宇突破重围后,饥寒交迫伤势发作,于1933年1月2日落入敌手,7月在海口英勇就义。
至1933年初,除了冯白驹、符明经带领的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红军警卫连共100多人在母瑞山,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中共党政干部在坚持斗争外,红军独立师已经解体,各级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均遭到严重破坏,与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也失去了联系。至此,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琼崖土地革命再次转入低潮,琼崖革命斗争进入空前艰苦时期。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的残酷“围剿”,原有的基本设施已经荡然无存,变为灰烬。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围困下,坚持在母瑞山战斗的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完全与外界隔绝。他们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粮食缺乏,100多人几个月在山上从未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有时甚至十几天都吃不上一碗稀粥,只靠挖野菜、拾野果充饥。在山上坚持一段时间后,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等反复商议,决定派出少数同志下山了解情况,收集失散人员,同各地党组织联系。但由于敌人在军事上“围剿”封锁,同时还在各地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大搞“区乡联防”“十户联保”,规定“通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的“十杀”政策。在这种白色恐怖笼罩下,先后派出两批人员下山,不是半路上被敌人截击牺牲,就是下山后被捕杀害。第三批十几名战士成功潜回琼山后,找到中共琼山县委,却因环境险恶,无法返回母瑞山。由于敌人的重重封锁与不停的搜剿、袭击,包围圈越来越小,加上饥饿疾病的折磨,不断有人员牺牲。初进山时,每人每天还分到一个拳头般大的饭团,后来只能喝点野菜锅巴煮的清汤。饥饿成了最致命的问题,只能趁敌人没有搜山的时候采野菜、捞青苔和浮萍、折山笋,或下河沟摸鱼,上树掏鸟蛋充饥。山中有一种叫假茼蒿的野菜,他们就靠这种野菜为基本口粮,并称其为“革命菜”。没油没盐,时间一长,不少同志病倒,有的拉肚子,有的染上疟疾,大部分人都患了夜盲症和水肿病,几乎每天都有人牺牲。
革命菜。图片由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提供
母瑞山上100多人的队伍,至1932年底就只剩下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刘天佑(红军庶务长)等4名干部和林天贵、林天德、林茂松等20名红军战士以及王惠周(冯白驹妻子)、李月凤(红军炊事员)2名女同志,共26人。他们紧紧地团结在特委书记冯白驹的周围,像26颗革命火种,燃烧在母瑞山的密林深处。敌人天天搜山,他们据险应对,利用山沟、密林,拖着敌人在大山里打转。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对付饥饿、疾病以及自然界的一切灾害的严重威胁。26人中唯一比较健康的只有冯白驹。他经常带着轻病号给重病号找食物。吃“饭”时,他总是看到每个人都吃上了他才肯吃,从不多吃一口。他这种带头吃苦、关心同志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所有的干部和战士。这26人的战斗集体,虽然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但他们始终胸怀革命理想,始终保持对革命的信心和斗志,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他们每天上午挖野菜、摘山芭蕉心、挖山薯,这些是他们日常的主粮;下午坚持学习和锻炼身体,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有时听王业熹讲故事,有时唱革命歌曲,演唱传统琼剧。冯白驹经常带头演唱琼剧,王业熹吹笛子,符明经不会唱戏但也南腔北调的唱,逗得大家呵呵大笑。在8个多月的艰苦岁月里,大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没有一个逃跑,没有一个叛变,一直坚持到1933年4月,最后在冯白驹的率领下,25个人成功突围回到琼山。
母瑞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在琼崖坚持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战斗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琼崖革命处于最艰辛、最危险的时刻,保存了中共琼崖党政领导核心和骨干,使革命火种不灭,红旗不倒。母瑞山斗争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成为激励琼崖共产党人和革命军民继续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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