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华：长沙会战撂倒14个鬼子兵
来源：金华新闻网   2016-01-08 17:35:01

中国军队在长沙城内展开巷战。（本报资料）


杨正华近影。

　　 1942年，是杨正华老人记忆里无法磨灭的一年。这一年，金华城沦陷，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太平日子被打破；这一年，他弃笔从戎，毅然报考中央军校二分校；这一年，他随战友横穿江西，遭遇日军轰炸竟全员毫发无伤，一天走过一个县，步行40多天走到湖南武冈，成为一名重机枪手，开始了他4年轰轰烈烈的戎马故事。

　　 两年零八个月后，杨正华黄埔军校17期毕业，被分配到保卫长沙城的战斗部队。1944年5月，他亲历第四次长沙会战，在阵地前撂下14具鬼子尸体，也在身上留下3处永久的伤。长沙城外，他见证了蒋介石口中“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里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旧式大家庭走出来的军官

　　 1919年农历八月十五，我出生在兰溪女埠街道汇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我们家祖上都是种田地的，是大户人家，没分家前是36口人，我父亲兄弟四个、堂兄弟10个。

　　 我出生以后，我们一户就有兄弟姐妹5个，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最小。当时，我的哥哥姐姐都没有读书，种田地的，我是家里最有文化的。初小是在农村里读的，高小就到了兰溪城里的湘岸小学读书，这是一个祝姓人家办的私塾学堂。

　　 高小毕业后，我家里人支持我到杭州去考杭州农校（由浙江大学代办），就像现在的小学考初中一样。当时，去考农校的人也是“危险”（兰溪方言，意为很、非常）多，但是考上的人却不多，我读书还是算本事的。为什么读农校呢？因为读农校是不要交学费的。

　　 再后来，日子就不太平了。1942年下半年，我初中毕业。当年9月18日前后，日本人打进来。因为已经不能进行正常学业了，我就回到金华，刚好遇到中央军校二分校在金华招生。

　　 我热血沸腾，不当亡国奴是我们青年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读过书，去当兵也好。另外，考军校也是不要学费的，这个对我们农民人家来讲也很要紧。

　　 军校考试也是很严格的，军校派一个军官下来做考官，我们报名去考。经过初试，金华一共录取了四五十个人，我也被录取了。当时，中央军校全国10个分校，一共招了2000名左右的失学流亡青年。

　　 一天一个县，走了40多天

　　 录取以后，我们四五十个人就从金华徒步走到湖南武冈（高沙市）。上面有任务，规定一天要走一个县，一共走了40多天才到。每走过一个县，部队就给每人发八毛钱。

　　 还好当时物价低，吃的东西便宜，到了城里就自己买点吃吃。一天两顿，早饭不吃，中午和晚上吃点，青菜有，肉也有，吃的不错。

　　 从浙江到湖南，我们一路走去，没有车，也没有船，就靠一双脚走路。日本佬来把所有的路都炸掉了。

　　 一路上，我们学生兵都没碰到过日本佬，但在湖南衡阳的时候，遇上日本飞机来轰炸，所有学生都紧急疏散开，趴在地上，好在最后没有人受伤。

　　 军校毕业就当上了少尉排长

　　 到了武冈的二分校，学校就要给我们这些人分班，因为要按照成绩高低重新分配，所以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复试。最后，我被分到六总队，学的是重机枪。

　　 学习开始以后，都是半天在教室学军事理论，学的是步兵操典、野外潜伏、射击、筑城，另外半天在户外出操。过一段时间就有一次阶段考，考官很严厉。当时，在二分校的兰溪人也不太多，有一个叫蒋如新的同学是兰溪人，和我一起考上军校过去的，我们两个人比较要好。还有一个叫龚寅，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两年零八个月后，我们学成毕业了，属于黄埔17期。我被分配到99军92师274团3营6连做少尉见习。我们的军长是傅仲芳；师长是艾涭，湖南人；团长是周钻中，萧山人；连长姓唐，相熟的还有1排的排长杨剑，广东人，是黄埔16期的学生。

　　 我们部队被分到湖南，过了三个月，上面就任命我做第3排排长兼指导员。指导员做什么的呢？因为在部队里，很多当兵的人是不识字的，但是又很思念家里，只能靠写信报平安。当时，我的职责是给士兵写家信，教他们学习文化。当时，每天都要行军，我为了士兵能多学几个字，就在他们的背包上写几个字，让他们行军时能边走边记。

　　 亲历第四次长沙会战，留下3处伤

　　 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就是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隶属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这一仗打得很惨。99军属中央军，布防城里，守长沙，我们被要求守在长沙城外围。

　　 当时，日本鬼子有40万人，我们的正规军加上民兵一共80万人，但是日本人的装备比我们好，特别是空军力量。我们飞机很少，基本就是用人墙去抵抗。

　　 那一仗，我们是侧翼攻击，把鬼子的队伍切成两半，然后追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本鬼子占领了制高点，地理位置上比较有优势。我们排有两挺重机枪，我操控了一挺马克芯重机枪射击，满腔的仇恨只能用子弹射向敌人，要给死去的战友报仇！

　　 实际上，鬼子的军事素养还是蛮高的，他们先用飞机轰炸，炸弹炸开了，我们要后退，日本兵就乘机冲上来。日本兵在七分钟之内就找到了我重机枪的位置，鬼子反冲锋，我也不怕死的，在阵地前撂下14具鬼子尸体。

　　 就是在这次战役里，我的左腿被鬼子的迫击炮击伤。

　　 当时，迫击炮弹打到离我几尺距离，正好打在我的机关枪上。我一个翻身，只伤到左腿，被炮弹片炸伤左腿，还是战友们把我抬出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团部的火炮支援我们，远程射击把鬼子打退。部队追击，我当晚没撤下战场，在松树林里待了一晚，我的兄弟有几个流血过多，就牺牲在松树林里。

　　 我全身一共有三处伤，都是在这次大会战里负的伤。右肩被子弹击伤，当时没发现，后来手枪掉地上弯腰去捡，手发麻，衣服扯下后血流出来才发现自己受伤了；左肋骨被子弹擦伤，左腿被迫击炮弹炸伤。当兵的就是这样，上了战场就想不了那么多。

　　 调任江山国民团督导员

　　 受伤后，上级就送我们伤员去后方治疗。我先是到距离长沙90多里的医院医治，待了40多天后，转院到醴陵，再转到广西桂林，三个月左右才伤愈。这期间，蒋介石老婆宋美龄还代表当时的中央政府，给我们伤员送来28个大洋的慰问金。

　　 伤好后，我回到浙江，和我的小学老师徐志余一起到上虞，我加入省保安团自卫队，任上尉中队长，徐志余当县长。当时的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150人左右。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徐志余把我调到江山国民团任督导员，主要负责教学员们打枪和军事理论。当时第五区少将副司令员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很严格。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们在江山城里，听到日本佬投降了，全城的人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都很高兴，放鞭炮庆祝。老百姓更加高兴，满街拍手欢迎中国部队，哈哈笑。打退了日本兵，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不用再受罪。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天台人一直跟着我。他是长沙保卫战时其他排的一个逃兵，叫孙德林。他逃跑后被抓回来，那时候逃兵是要枪毙的，我念他可怜就把他保下来留在身边。受伤以后，他也作为保护伤兵的士兵跟着我，我看他思乡心切，跟他说打仗结束，我回家也会把你带回家的。后来我带他回金华，给他两块大洋，让他自己回家。

　　 30年初中教员退休，半路夫妻老来伴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我想抗日战争任务结束了，也不想再留在部队。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所以，我就选择退伍转业。

　　 回到老家，我被分配到金华四中当初中教员，教了30年书，1988年退休。

　　 24岁的时候，我和发妻鲍沁馨结婚，是家人给我们定下的亲。婚后，我们生了四儿四女，她带大孩子不容易。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打成反革命，管制3年，还要游街示众。那个时候，管制是无期限的，要管制多久就多久。可惜，她69岁的时候得肺癌去世了，没过上好日子。

　　 那些年，我身体也不好，还好遇到了现在的老伴洪彩琴，她会照顾我。说起来，她也是可怜人。8岁没了爹娘，旧社会被卖给大户人家做童养媳，打骂都是平常事。一点事情没做好，就用藤条扫帚拿来抽的。

　　 她很勤快，也很老实，平常没事做做手工篮子送人，到现在已经照顾我20多年了。年纪大了，有个人作伴也算是老来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