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10月上旬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于1941年10月中旬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在会上做了七点训示,而第二点训示,就是“以曾文正为例,说明高级将领成功立业之道”。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要自动奋发,精勤学习,不辞艰危,忠贞自效;
二、要罗致人才,健全幕僚,虚心接纳,相与砥砺;
三、要注重内心修养,时刻戒慎恐惧,力求上进,无亏厥职。
而在训示的第一条和第七条中,蒋介石也是强调要提高个人的精神修养,发扬民族的正气。强调军人的正气,乃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表现。
不待言,此次南岳军事会议过后,国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当中,掀起了一阵学习曾国藩的热潮。
蒋介石自早年开始,一贯欣赏曾国藩的为人和事功,学习他的治兵之道。那么,为什么蒋委员长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再次强调要向先贤曾国藩学习呢?因为他通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看出国军官兵当中,个人素质低下,导致会战中出现了一些漏洞和问题。从部队素质而言,射击、掷弹、拼刺训练不够,不熟悉巷战,制服管理不善,被日军盗走,通讯谍报人员素质不高,违反军纪、泄漏军情、乱扔废纸时有发生;军官当中,将家眷携带到前方者有之,高级将领不熟悉典范令者有之,自我宣传毁谤友军者有之,总之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和行为。
第九战区部队的作战,也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部队由于执行既定战略方针,节节抵抗,放开正面,把重兵置于攻击到长沙的日军侧面和背后,并请军委会从广东调来新编第二军,从第六战区调来第七十九军,有可能将日军歼灭在长沙,致使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得不命令已进入长沙的日军撤退。依据这个战果,国民政府高层,尤其是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将领,宣称中国军队取得了一次大捷。但事实上,由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误判了日军的进攻方向,以为阿南惟几还会按照冈村宁次的老套路,在赣北、鄂南和湘北三路出击,因此做出了较为分散的兵力部署,却没料到阿南惟几在湘北以重兵集团出击,鄂南方面只是佯攻,赣北那边毫无动静。薛岳为了迟滞湘北日军大兵团的进攻,不得不先后把欧震第四军、萧之楚第二十六军、陈沛第三十七军、李玉堂第十军、王耀武第七十四军,调上去阻击日军。由于密码被日军破解,中国军队上去一个主力军,日军就集中优势兵力加以重创,将之击溃,因此,薛岳付出了五个主力军其中包括两个王牌军遭到日军重创的代价。而且,还发生了高级将领临阵脱逃的严重事件。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丢下被击溃的部队不顾,私自乘火车回祁阳老家探亲。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在作战失利时惊慌失措,率先逃跑。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廖龄奇被处以死刑,方先觉被撤职。所以,蒋委员长认为高级将领的心理素质和军事素质必须提高。而薛岳作为战区长官,误判日军部署,犯了骄傲轻敌的错误,蒋介石没有批评他、处罚他,但把曾文正抬了出来,要求他在临敌之时“戒慎恐惧”,认真判明敌情,慎重部署兵力,也算是对他的一个正面告诫了。戒慎恐惧,这个词汇,蒋介石在训话时总爱提及,正是从曾国藩的辞典中搬来的。
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在军史上被认为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役之后最为深入、效果最好的“全军大检讨”,有助于高级将领提高觉悟,整顿军纪,因而在两个多月后发生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取得了名副其实的大捷,使阿南惟几再也不敢发兵攻打长沙。这次会议是在湖南召开的,所检讨的事情,是在湖南境内发生的战争,而提出的榜样,则是湘军大帅曾国藩,无论怎么看,这都是湖南人应该铭记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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