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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沙会战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8-11-08 11:12:45

  第二次长沙会战(又称第二次长沙战役,日本称长沙作战),指抗日战争期间,以中国第九战区为主的部队在湖南省长沙地区对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次防御战役。为打击中国第9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4个旅团,总兵力达12万余人,向中国军队展开攻势。此次会战从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9月7日至10月9日结束,历时一个月,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击落飞机6架,击沉汽艇9艘,使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10月中旬,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中国军队收复全部失地,恢复战前态势。

  战役背景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此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于4月13日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要从第11军至少抽调2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决。

  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日军大本营提出:“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中国派遣军”(1941年3月1日畑俊六接替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据此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确定在夏秋以第11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作战。

  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和新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4月接替园部和一郎)强烈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政府获得生机。8月9日,大本营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日本为了迅速解决中国战事,以拔出腿来与美国争夺太平洋地区;为了防止中国军队乘日军从武汉抽走3个师团进行反攻,并解除第九战区对武汉地区日益严重的威胁,“摧毁敌(指国民政府)抗战意图,予第九战区敌军以沉重打击”。8月26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38号命令批准长沙作战计划(此次作战的代号为“加号作战”)。但为了准备对南方作战,第11航空舰队和第3飞行集团于9月上旬陆续调走,减少了海军和空军的支援。
 

  战役准备

  兵力部署

中日双方战斗序列

  中日双方战斗序列

  中方

  第九战区自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继续在横跨湘、鄂、赣三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与日军第11军形成宽正面对峙。1940年7月重设第六战区后,第九战区向西、向北与第六、第五战区的分界是石门桥(常德南约15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沿长江至武汉下游迄九江之线;向东与第三战区的分界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这几个战区共同构成对武汉日军第11军的包围态势,正处于日军所谓“作战地区”的当面,故作战行动较为频繁。第九战区根据本战区地形和日军部署,并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等作战经验,判断日军的进攻方向:在赣北方面,一是由德安、安义指向武宁、修水、铜鼓,一是由南昌指向高安、上高、万载,或由南昌指向新淦、吉安;在鄂南方面,可能由崇阳、通山、通城向南指向平江、浏阳;在湘北方面,则由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南直趋长沙。以上各方向中,湘北当为主要方向,其他则为策应方向或牵制方向。据此,第九战区乃将主力部署于湘北方面,并利用横亘于此方向纵深内的新墙河、汨罗江(汨水)、捞刀河、浏阳河等构筑多层阵地,加强防御的韧性,将机动部队控制于东侧幕阜山、连云山山地,以便侧击进攻日军。1941年3月17日,第九战区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其方针是:在赣北、鄂南方面,对非主攻方面之敌,力求将其夹击于崇仁、新淦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在湘北方面,“敌如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其指导要领主要是应用诱敌深入、反击歼敌的战法。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长沙。该次会战前,第九战区所辖正规部队为3个集团军12个军33个师,另有若干游击纵队。其部署为:第99军、第54军(战区直辖)担任汉寿、沅江、青山一带洞庭湖湖防及湘阴、营田、归义间湘江、汨罗江守备。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位于平江。其所属:第4军担任磊石山、鹿角、至公田间新墙河南岸守备,并以一部占领新墙河以北筻口、大云山前进阵地;第58军担任黄岸市、九岭、北港、赛公桥一线守备;第20军担任通城、铁柱港、斗米山、杨芳林各线守备。第30集团军总司令部位于修水。其所属:第78军担任观音阁、潭埠之线守备;第72军以一部守备东坑岭、留咀桥之线,主力集结于三都南北地区。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位于上高。其所属:新编第3军担任靖安、奉新一线守备;第74军集结于新余、分宜地区整训;预备第5师担任市汊街、温圳一线守备;江西保安纵队担任锦江南岸守备。第37军(战区直辖):集结于长乐街、瓮江、福临铺间地区整训。第26军(军事委员会直辖)集结于金井、浏阳、永安市一线整训;第10军(军事委员会直辖)集结于衡山、渌口(株洲)地区整训。湘鄂赣边区挺进军(辖7个纵队):主力部署于咸宁、瑞昌间地区担任游击。攻击汨水左岸地区中国军队的开始时间预定在9月23日,9日底前达到作战目的。

  日本

日军兵犯长沙

  日军兵犯长沙

  自8月中下旬起,日军第11军开始向湘北集结作战兵力。主要部队及集结位置是:第3师团:配属4个山炮大队,8月下旬由湖北应山附近出发,9月16日前后集结于岳阳东南的小桥圳;第4师团:配属山炮、迫击炮各1个大队,8月下旬由湖北应城、安陆地区出发,9月10日前后集结于岳阳东南的新开塘附近;第6师团:配属2个山炮大队、1个迫击炮大队,原在岳阳、崇阳担任守备,9月中旬集结于岳阳以南的草鞋岭附近;第40师团:配属1个山炮大队,9月上旬由湖北大冶、咸宁地区西移至桃林附近集结;早渊支队:以第13师团4个步兵大队、2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8月18日由宜昌以南的紫金岭出发,9月15日集结于岳阳以东的冷水铺附近;荒木支队:以第33师团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由江西安义地区出发,9月上旬集结于桃林附近;平野支队:以独立混成第14旅团1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为基干组成,9月中旬由江西瑞昌移至岳阳城陵矶附近集结;江藤支队:以独立混成第14旅团1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组成,9月中旬由江西瑞昌移至临湘附近集结;战车第13联队:配属2个轻装甲车中队,9月中旬由武汉向岳阳集结;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9月中旬由武汉向岳阳附近集结;第11军工兵队:以3个独立工兵联队、8个架桥材料中队为基干组成,9月上中旬由武汉向岳阳、临湘地区集结。第11军在集中后期,以一部兵力协同海军向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佯攻。为牵制中国第九战区军队,令警备在南浔沿线(南昌方面)的兵团适时发动攻击;第11军用于长沙方面进攻作战的地面部队总兵力为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个大队,另有若干海军及航空兵协同部队。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9月上旬,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主力集结,解除渡河地带的侧后威胁,向第4军新墙河北岸前进据点进行扫荡作战,随后发起全面进攻。战役打响后,军事委员会除将第26军、第10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又从第六战区调第79军、从第七战区调暂编第2军向第九战区增援。9月15日第11军在岳阳设立司令部战斗指挥所,并召集各部队参谋长会议,检查发动攻势的准备情况。

  该军9月上旬最后确定的作战计划要点是:①作战目的:摧毁中国军队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②作战方针:军决定9月18日开始攻势,击败新墙河、汨水之间的中国军队;接着准备自长乐街附近进入汨水下游一线发动进攻,攻击该河左岸之中国第4军及第99军。在新市—栗桥(新市南约25公里)公路一线突破敌人阵地,以军的主力将敌包围在该公路以西湘江一带歼灭之;另以一部(第6、第40师团)击败蒲塘(平江正西偏南约10公里)方面山地内之敌。

  参战兵力

  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9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王陵基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兼)、新编第3军杨宏光、第183师李文彬、新编第12师张兴仁、第74军王耀武、第51师李天霞、第57师余程万、第58师廖龄奇、预备第5师曾戛初、江西保安纵队熊滨、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兼)、第4军欧震、第59师张德能、第90师陈侃、第102师柏辉章、第20军杨汉域、第133师夏炯、第134师杨干才、暂编第54师孔荷宠、第58军孙渡、新编第10师鲁道源、新编第11师梁德奎、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兼)、第72军韩全朴、新编第14师陈良基、新编第15师傅翼、第78军夏首勋、新编第13师刘若弼、、新编第16师吴守权、第10军李玉堂、第3师周庆祥、预备第10师方先觉、第190师朱岳、第26军萧之楚、第32师王修身、第41师丁治磐、第44师陈永、第37军陈沛、第60师董煜、第95师罗奇、第140师李棠、第99军傅仲芳、第92师梁汉民、第99师高魁元、第197师万倚吾、第79军夏楚中、第82师欧百川、第98师王甲本、暂编第6师赵季平、暂编第2军邹洪、暂编第7师王作华、暂编第8师张君嵩、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李默庵、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工兵指挥官朱焕庭。计12个军33个师10余万军队。

  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9月)

阿南惟畿

  阿南惟畿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第3师团丰田房太郎、步兵第5旅团(第6、第68联队);步兵第29旅团(第18、第34联队);骑兵第3、野炮兵第3、工兵第3、辎重兵第3联队;第4师团北野宪造;第4步兵团(第8、第37、第61联队);第4联队(骑兵第4、野炮兵第4、工兵第4、辎重兵);第6师团神田正种;步兵第11旅团(第13、第47联队)步兵第36旅团(第23、第45联队);骑兵第6、野炮兵第6、工兵第6、辎重兵第6联队;第40师团天谷直次郎;第40步兵团(第234、第235、第236联队);骑兵第40、野炮兵第40、工兵第40、辎重兵第40联队;第13师团内山英太郎;步兵第103旅团(第104、第65联队);步兵第26旅团(第116、第58联队);骑兵第17大队,山炮兵第19、工兵第13、辎重兵第13联队;早渊支队支队长为第26旅团长早渊四郎;步兵第11联队、步兵第58联队第1大队、山炮兵第19联队;荒木支队支队长为第33步兵团长荒木正二;步兵第215联队、山炮兵第33联队第3大队;江藤支队支队长为独立混成14旅团步兵第62大队(大队长江藤大八);独立步兵第62大队;平野支队支队长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步兵第63大队(大队长平野仪一);独立步兵第63大队;战车第13联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配属第6师团);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配属第3师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105毫米榴弹炮);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100毫米加农炮);高射炮第22联队;独立山炮兵第51、第52大队;迫击炮第1、第3大队;独立工兵第1、第2、第3联队;第1飞行团(侦察3个中队,直协1个战队);第3飞行团(侦察1个中队,战斗1个战队);海军第1遣华舰队。海军第105水上运输司令部。总兵力达12万左右。

  战役经过

  大云山地区战斗

薛岳在指挥

  薛岳在指挥

  大云山地区的战斗是本次会战的前奏,但持续了10天。大云山位于新墙河以北数公里处,海拔960米,是第九战区的重要前进阵地之一,山顶由第4军1个加强营守备,其西侧为第4军第102师第306团,东侧为第58军新编第11师的1个步兵营。会战前守军不断派出小部队向日军后方袭击,破坏其交通设施。日军第11军为准备实施“加号作战”,掩护其主力向新墙河以北集中并隐蔽展开、占领较大的渡河地带,命令原在岳阳地区担任守备的第6师团对大云山进行扫荡,解除这一侧后威胁。9月7日晨,第6师团第23、第45联队在航空兵支援下从忠坊向大云山北侧雁岭、詹家桥展开进攻,遭守军阻击后向东南侧迂回;其第13联队向大云山西侧进攻,与守军第102师发生激战。这时,第27集团军发现鄂南咸宁地区日军第40师团向湘北调动,判断是与第6师团换防,日军向大云山的进攻,是换防前的例行攻势。于是于7日18时命令第4军确保大云山,命令第58军派出部队协同第4军作战,并命令第20军准备从通城向西侧击日军,乘日军换防时给以打击。

  1941年(民国三十年)9月8日至9日,日军第6师团主力继续向大云山东侧猛攻,守军虽奋力抵抗,但因日军兵力、火力均处于优势,堵击无效,乃弃守大云山。10日,第6师团主力认为已完成扫荡任务,撤离大云山,向桃林方向集结,其第13联队则在甘田、团山坡附近被中国第102师和第59师一部所阻,陷于苦战。同日,中国第58师收复大云山阵地,向大云山增援的第37军第60师亦已到达战场,第27集团军遂命新编第10师、第59师、第60师包围并歼灭当面日军,定于次日拂晓开始攻击。11日,正当这3个师与第13联队激战时,由咸宁西进的日军第40师团重松支队(以1个步兵联队为基干组成)赶到甘田,接应第13联队向草鞋岭撤走。12日至14日,中国军队继续向重松支队展开进攻,双方在甘田、团山坡的狭小区域内互相争夺,伤亡均重。此时第九战区仍未判明日军进攻长沙的企图,依然认为日军向杨林街以北的甘田进攻是掩护其撤退的动作。如薛岳14日致蒋介石电称:日军“扫荡我大云山后,南渡新墙河窜扰。经判断敌又师上高时第33师团以进为退之故伎”。15日,日军又以刚从赣北开来的荒木支队增援,战斗极为激烈。这时,第九战区发现日军已有4个师团以上的兵力集结于湘北,方发现日军有即向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遂令第27集团军主力向新墙河以南转移,大云山战斗至此结束。关于大云山战斗,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述:在会战发起前,第11军“曾令第6师团扫荡了横亘于开阔地东侧的大云山(标高1000米),因兵少山大,不仅没有收到多大战果,反而于9月10日引出了重庆正规军4个师的大攻势。按照作战部署,那一带被指定为第40师团负责扫清的开阔地。该师团自11日逐次进入,突然与上述之重庆军不期遭遇,各部被迫陷入苦战。15日夜,日军才得悉这一情况,立即把荒木支队投入战斗,吃到了没有预料到的苦头。”

  新墙河地区战斗

  1941年(民国三十年)9月17日,由各地调往湘北的日军已全部集结完毕,进入进攻出发地位。由于接受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阿南惟几将进攻部队并列部署于狭窄的正面,以期进行纵深突破。44个大队及322门火炮和迫击炮展开于新墙河以北仅20公里宽的正面上。仅派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63大队(平野支队)乘船溯湘江南下,进攻青山、营田,掩护其右侧翼,并策应正面主力作战。各部队进攻出发的具体位置是:第14旅团63大队位于岳阳附近,第4师团位于三港嘴北侧,第26旅团(早渊支队)位于青风驿附近,第3师团位于筻口附近,第6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步兵第62大队(江藤支队)位于草鞋岭附近,第40师团位于马家桥附近,第33步兵团(荒木支队)位于甘田附近。第九战区在新墙河南岸的守军为第4军的第59、第102、第90师和第60师(由第37军配属),大都是经过大云山战斗、于18日拂晓前才从新墙河北岸撤回而仓促进入阵地的。第58军、第20军奉第27集团军的命令加入新墙河南岸布防,尚未到达指定位置。9月18日,薛岳根据预定的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反击而歼灭日军的计划,命令第37军(欠第60师)守备浯口至骆公桥之线;第99军的第99师守备络公桥以西、营田至湘阴之线;第92师推进于三姐桥以北,占领阵地,统归第37军军长指挥,坚决阻击日军;第26军主力即由浏阳开赴金井附近;第72军改调平江,准备作战。随后,第九战区又命令第27集团军各军向汨罗江以北日军侧背的长乐街、磨刀石、归义、新市等地攻击,迟滞其南进;命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令在衡山、渌口的第10军即向高桥、金井一带开进。18日拂晓,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和战车协同下强渡新墙河。第4军各师凭借既设阵地抗击日军。第102师正面抗击日军第4、第3、第6师团的集中攻击,战斗尤为激烈。数小时后,日军渡河成功,突破守军第一线阵地。第4军乃转入长湖东、西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日军第3、第4师团及早渊支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迅速向南突进,第3师团一部迂回至第4军侧后。日军平野支队也搭乘海军舰艇沿洞庭湖东侧前进至湘江口的青山附近登陆,与主力协同,向该方面守军第99军展开进攻。至16时,第4军第二线阵地又被日军突破。该军军长欧震鉴于日军兵力占优势,攻击猛烈,且有空中支援,正面阻击已不能奏效,遂令各师逐次掩护,向关王桥以东山地转移,占领有利阵地,以便于尔后机动或侧击日军。同日22时30分,第九战区为加强湘北方面主战场力量,令第72军从修水、三都地区西进至通城附近,并指挥暂编第54师,准备担任该方面的反击作战;令第20军(缺暂编第54师)进至王安屋、朱公桥方面,协同第58、第4军向西侧击渡河南进的日军。19日,第20军由桃树港向朱公桥疾进,黄昏到达指定位置。第58军在高家桥附近与当面日军激战。第4军第59、第60、第90师阵地均遭到日军第40师团攻击,激战竟日,双方仍在对峙中。日军第4、第3、第6师团快速向南突进,傍晚分别到达汨罗江北岸的石头铺、长乐街附近;第6师团还以一部从磨刀石渡河,与南岸守军第37军在颜家铺、浯口一带交战。这时,第九战区在汨罗江南岸担任守备的部队只有第37军(辖第95、第140师)和第99军(辖第92、第99、第197师)。2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固守湘江两岸及汨罗江南各既设阵地,加强抵抗,保持主力于外翼,力求攻击敌之侧背;令第三、第五战区乘虚向当面敌人攻击,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令第六战区向荆州、宜昌地区日军积极袭击,相机收复宜昌。23日开始实施。军事委员会除明确将第10、第26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还命令从第六战区抽调第79军、从第七战区抽调暂编第2军增援第九战区。但第九战区9月18日发给各集团军、各军的电报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并破译后送交第11军。该军原定沿长(沙)岳(阳)公路突进至汨罗江南岸后将主力第3、第4师团使用于战场西部(即湘江方面),当获悉第九战区以4个师守备汨罗江既设阵地,而将主力置于战场东部的瓮江等地侧击日军的情报后,立即改变原定部署,令第3、第4师团逐次转向浯口、瓮江东侧地区,令第40师团、第6师团从东面山地迂回,对中国第37、第26、第10军形成合围态势,予以歼灭。当日,日军第4、第3、第6师团及早渊支队从骆公桥、新市、磨刀石、浯口等渡河点强渡汨罗江,突破第37军前进阵地。守军向主阵地撤退。日军第40师团配属荒木支队,击退第4军侧击后,留江藤支队掩护补给线,主力转向新官桥、瓮江以东地区,预定经平江迂回南进。9月22日,日军在航空兵支援下向第37军主阵地攻击。双方激战3天。至24日,日军第3、第4师团突破守军主阵地,将第95师、第140师包围。第37军奉命向麻林市突围转移,伤亡甚重。21日,当天出现日全食,日军官兵心里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日军第6师团从浯口向瓮江北侧转进,与刚刚到达战场的中国第26军遭遇。日军凭借优势兵力节节进逼,向第26军第44师右翼包围。第26军令第32师向浯口日军后方攻击,适与第3师团后续部队遭遇,激战至23日,第32师伤亡较大,被迫后退。第26军各师有被分割危险。第九战区令第26军以蒲塘为中心,各师靠拢,阻击日军。第26军立即调整部署,令第32、第41、第44师在蒲塘四周构成环形防御。

  24日,日军第40师团也加入对第26军的攻击。25日夜,日军从东正面和南正面突入第26军阵地。第26军又奉战区命令向金井东南地区转移,与由平江南下的第72军协力作战。这时从衡阳、渌口北上的第10军(辖第3师、预备第10师、第190师)已到达战场,奉命在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占领阵地。9月24日,由浯口附近突围南进的第37军第140师转移到金井附近,日军第3师团沿长岳公路尾追而来,日军第6、第40师团也绕过第26军右翼进至金井附近,与第10军遭遇。24日上午,日军第3师团、第6师团在航空兵支援下,分别向第10军的预备第10师、第190师发起攻击。25日,日军第3师团占领福临铺。第4师团、早渊支队也已赶来,开始向第10军第3师展开进攻。战至26日,第10军各师阵地先后被日军突破,金井、栗桥失陷。该军一部向金井东北日军后方转进,主力奉命向捞刀河以南榔梨市转移,收容整顿。在此期间,第27集团军所属第4、第20、第58军曾奉命向日军侧后攻击,但未能达到切断日军补给线、迟滞其南进的目的。第九战区预定在汨罗江两岸(主要是汨罗江以南)与日军决战、击灭日军主力的企图不但没有实现,在此方向担任守备的各军反被日军各个击破,损失惨重。

  捞刀河和长沙附近的战斗

  日军第4、第3、第6、第40师团、早渊支队与荒木支队在汨罗江以南击破中国第37、第26、第10军等部防御后乘势向南突进,于9月25日前后陆续进抵捞刀河北岸,迫近长沙。这时,在捞刀河南北和长沙附近的第九战区各部队有:第99军:除第197师位于湘江口南岸青山、芦林潭附近,与由该处登陆的日军平野支队处于对峙状态外,军主力(第99、第92师)位于捞刀河以北、粤汉铁路以西地区,由西向东侧击南下日军。第72军:奉命由修水西移,已抵达平江以南,准备由东向西侧击日军。第26军:由瓮江、蒲塘转移到石湾、更鼓台、文家场屋后稍事整顿,准备协同第72军侧击金井之日军。第74军:奉命由江西分宜附近西移,其先头第57师已抵洞阳市,主力(第51、第58师)位于浏阳附近。第79军:奉命由第六战区常德、澧县向长沙增援,其先头第98师于9月24日到达岳麓山,主力(第82师、暂编第6师)尚在开进途中。暂编第2军:奉命由第七战区前往长沙增援,正由广东向株洲车运中。第37军:以第95师在麻林市西南地区占领阵地,准备协同第74军作战。

  25日,薛岳电令第79军应守备捞刀河南北地区,保卫长沙外围;暂编第2军先头部队暂编第8师,限于26日到达榔梨市待命;第74军应以2个师兼程向黄花市前进,在夏家塘、春华山、赤石河、石灰咀之线占领阵地,迎击南进日军。但第九战区这一电报又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和破译。日军第11军认为:第74军是蒋介石中央系统中最精锐部队之一,自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起,曾与第11军多次较量,是第11军的老对手,在上高会战中又碰过它的钉子,这次一定要捕捉而消灭之。第11军司令官阿南立即调整部署,令第3、第4师团向捞刀河以南突进;解除第6师团原定占领平江的任务,改向捞刀河谷推进,拦击第74军;令第40师团在扫荡金井附近地区后南下。9月25日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从长沙撤往湘潭。同日,第74军先头部队第57师到达捞刀河北岸的春华山附近时发现春华山已被日军占领,随即占领南岸天鹅山,与日军对峙。日军向天鹅山展开进攻,双方激战彻夜,至26日晨,日军被击退。第57师乘机反击,夺回春华山,掩护第74军主力集结,随后将春华山移交第58师,北向麻林迎击日军。

  27日晨,日军第3师团主力在空军支援下向第57师正面连续猛攻,遭到第57师顽强抗击;日军又投入第4师团一部攻击第57师左翼。第57师伤亡近3000人,仍坚守不退。与此同时,第58师在春华山、夏家塘、伍家渡一线,第51师在伍家渡、杨家滩之线,以及协同第74军作战的第37军第95师在王家冲、杨公桥一线也与日军第6、第3、第4师团发生激战。守军各部队坚守捞刀河两岸阵地,阻击、侧击日军,或主动向日军进攻,给了日军以相当杀伤,但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第74军全面陷于苦战。至9月27日夜,第九战区命令该军撤出战斗,东向洞阳市、横江至浏阳河南岸转移,准备侧击日军。日军强渡捞刀河以后直趋长沙,其第3、第6师团则由长沙以东向株洲方面突进。第九战区以及军事委员会原来就没有估计到日军会攻入长沙,未作在长沙近郊和市区防御作战的准备,因此日军突过捞刀河后,长沙无兵可守,市民纷纷逃难,道路为之拥塞,秩序极为混乱。分别从第六、第七战区前来增援的第79军、暂编第2军只有先头第98师、暂编第8师第1旅到达长沙,该两军主力都还在开进途中。

  27日晨5时,第98师在长沙以北三窑堂、白茅铺一线与日军早渊支队遭遇,展开激战。日军以航空兵火力支援,连续突击;战斗至晚,突破第98师第一线阵地,逼近长沙。28日,日军早渊支队再攻破第98师第293团阵地,突进长沙。刚刚到达岳麓山的第79军暂编第6师奉命进入长沙,与日军展开巷战。至9月30日,日军第4师团也到达长沙,其第3师团一部曾突入株洲,与暂编第2军先头部队发生战斗,暂编第2军随即撤出。日军第6师团集结于镇头市附近,第40师团集结于狮形山附近,荒木支队、江藤支队担任掩护后方交通线任务。至此,日军第11军认为已完全达到了预期作战目的,停止了攻势。

  追击日军

  10月1日,日军占领长沙后由于战线太长,消耗过大,国民党第3、5、6各战区策应长沙作战的部队纷纷向各地日军猛烈进攻,特别是第六战区进取宜昌,歼敌7000余人,有如“围魏救赵”,使孤守宜昌的日军连连求救,迫使日军回援。日军即于30日从捞刀河和长沙撤退。日军第11军下达返转命令:着第40师团先行,第4、第3、第6师团并列。其中第40、第6师团居右,经永安市—麻峰咀—长乐街路线北返;第4师团居左,沿长沙—湘阴之线北返;第3师团居中,沿左右之间的道路北返。此时,第79军赵季平师进入长沙城,日军全部迅速撤出。第20军、第58军在南山桥、梅仙以东的山地威胁日军的后方。

  薛岳侦知日军退却行动后,当即命令暂编第2军、第79军各向当面日军跟踪追击;命令位于捞刀河、汨罗江南北地区的第74军、第27集团军所属各军(第4、第20、第58军并指挥第72、第26军)和第99军各依现在位置截击、侧击日军,务使其不能安全渡过新墙河。蒋介石也发电报要求“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防守,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各部队按以上命令,对撤退中的日军展开追击、截击和侧击,给予一定杀伤,但未能打乱其行动。

  至10月9日(日军战史记载为10月6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恢复战役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会战期间,在鄂南、赣北的中日军队为配合湘北主战场的作战,曾互有攻防。其中驻修水、三都附近的中国第72军发现原守备鄂南的日军第40师团西移,便向通山附近日军据点和交通线袭击,并进攻通山县城;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曾向咸宁附近日军据点进攻,一度攻克汀泗桥和羊楼司车站,摧毁了日军若干工事和通信、后勤设施。担任箬溪守备任务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一部曾向武宁方面中国第78军部分阵地进攻,驻守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曾向中国第19集团军锦江南岸若干阵地进攻。这些作战规模都很小,未能影响双方在主战场的行动。

  其他战区作战

  会战期间,遵照军事委员会9月20日及以后的一再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各向当面日军发动了范围广泛的袭扰活动,对日军若干据点和交通线形成一定威胁。特别是第六战区对宜昌的反攻作战发展到较大规模,使日军受到震撼。

  第三战区奉命于9月23日开始全面袭击活动。其第100军(部署于鄱阳湖南侧,担任湖防)对南昌周边日军第34师团各据点频频发动攻击,前进至牛行、乐化和南昌近郊,夺占了楼前市、黄溪渡,打退日军多次反击;第23集团军(担任鄱阳湖东岸、湖口至安徽境内长江南岸防御)对日军第116师团所据守的湖口、彭泽、马当、贵池、繁昌等沿江要点多次袭击,曾突至江边布设水雷;第32集团军(担任宣城以东、太湖以西苏皖边界地区防御)曾向芜湖、溧水、武进、长兴附近日军第15师团各据点和交通线广泛袭击;第10集团军(担任钱塘江两岸至浙东沿海防御)曾向日军第22师团所据守的富阳、余杭、绍兴、曹娥、余姚、奉化、溪口附近各据点多次袭击,破坏了嘉兴间铁路;第25集团军(担任福建沿海和内陆防御)曾对厦门岛、南日岛和闽江口日军发动袭击,一度攻克南日岛。至10月20日,第三战区奉命停止攻势。第五战区以破坏日军铁路、公路交通线为重点,于9月25日开始发起广泛袭击、游击行动。其第21集团军以大别山为基地,向广济至武汉间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和第40师团一部守备的长江北岸各据点以及日军第3师团一部守备的平汉铁路南段各据点袭击;左集团军(第31、第15集团军)从淮河南北地区向津浦铁路宿县以南各据点、陇海铁路徐州至开封间各据点、平汉铁路信阳南北各据点发动袭击,破坏铁路多处,并一度攻克宿县以南的板桥集;中央集团军(第2集团军)以桐柏山为基地,向平汉铁路花园至孝感间以及随县、应山附近各日军据点发动攻击,攻克独崇山、徐家店,并一度攻入随县县城;右集团军(第29集团军)以大洪山南北地区为基地,向京山、钟祥附近各据点发动攻击,破坏了京钟公路。

  至10月11日,第五战区奉命停止攻势。第六战区是在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后设立的,辖区为鄂西北、湘西和川东地区,与第五战区的分界大致沿襄河(汉水)之线,以西为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分界大致沿常德以南的石门桥迄洞庭湖北岸之线,以西、以北属第六战区。所辖部队有长江上游江防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等共10个军27个师。当面日军有第13师团(守备宜昌、当阳)、第39师团(守备当阳以东、襄河以西)和独立混成第18旅团(掩护交通运输线)。1941年8月下旬,日军第13师团奉命抽出第26旅团组成早渊支队参加长沙作战,独立混成第18旅团调往襄河以西接替第4师团防务(第4师团也调出参加长沙作战),因而第六战区当面日军(特别是宜昌守军)大大减少。军事委员会于9月20日、21日、22日连续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乘机克复宜昌,并限于23日开始发起攻势。这一重大行动既是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又是解除日军对重庆和西南后方的重大威胁。为加强第六战区进攻兵力,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第五战区所辖第33集团军(2个军6个师)暂归第六战区指挥。

  第六战区奉命后于9月23日确定部署、下达命令。大要是:以江防军(辖第2军、第94军、第8军第5师等7个师)主力攻击宜昌;以第26集团军(辖第32、第75、第39军)向当阳方面攻击,主力置于当阳以西,切断汉(口)宜(昌)公路,阻止日军第39师团向宜昌增援;以第33集团军(辖第59、第77军)向荆门方面攻击,与第26集团军协同,切断汉宜公路;以第20集团军(辖第53、第73、第87军)向白螺矶(岳阳东北)、沙市、江陵方面攻击,切断汉(口)京(山)公路西段,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各部攻击时间限于9月27日、28日开始。但各部队事先缺乏准备,调整部署行动缓慢,直到9月30日才开始攻击。日军依托既设阵地固守顽抗,各攻击部队多与日军形成对峙,进展不大。至10月3日夜,江防军主力已完成对宜昌的包围。第六战区为迅速攻克宜昌,又令第26集团军第75军的第13师和第20集团军及第73军的第77师加入宜昌方面作战,严令各军各向当面日军奋力突击,攻克既定目标。但这时日军第11军已结束长沙方面的作战,开始向原防返转。这时在宜昌周围和城内的日军只有第13师团的第56、第58、第104联队,诸队连日来受中国军队猛攻,伤亡颇重;守备荆门、当阳的日军第39师团也遭到中国军队围攻,不能向宜昌增援。至10月9日,宜昌东郊的慈云寺、东山寺各要点均被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北面的据点也多处被突破。第13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一面向武汉第11军告急。

  10月10日晨,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并写好了绝命书,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紧急车运,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第11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13师团第103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39师团指挥,全力向宜昌突进。10月10日上午,中国第32军、第2军及第75军第13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以飞机20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乃撤至城外。午后,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准备再攻。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为避免陷于被动,于10月11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控制要点,进行休整。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策应第11军的长沙作战,10月2日以第35师团自新乡以南强渡黄河,10月4日却轻易击退第一战区第3集团军部队,占领中原重镇郑州。10月31日,第35师团虽然撤出郑州,返回原防,却在黄河南岸京汉铁路黄河大桥西侧的霸王城要点建立了桥头堡阵地,以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驻守,这为后来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役结果

  据第九战区战报记载,中方伤亡17426人,日军伤亡48327人。据日方统计,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5.4万具,被俘4300人;日军伤5184人,亡1670人。这个统计显然夸大了日军的战果。不过,从中国军事当局的资料看,第74军的第58师伤亡55%,第57师伤亡40%;第37军的第60师伤亡50%,第140师伤亡30%;第4军的第102师伤亡45%;第10军的第3师伤亡35%,伤亡确实惨重。

  战役影响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由于战前没有掌握日军从湘北一面进攻的总态势,采取分兵湘北、赣北、鄂南三面防守的部署;战役中又急躁疏忽,过早地在汨罗江南岸与敌决战,加上逐次使用主力部队和一再失密,导致长沙株洲一度失守,但日本侵略图谋并未得逞,仍不失为一次胜利的战役,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是使日军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英泰晤士报讥称“日本抄袭华军的钳形战术,结果为华军的钳形战术所击破”;二是加深了日本内政外交危机,导致近卫内阁垮台,使日本在对美谈判中也硬不起来;三是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信心。

  战役分析

第九战区布防图

  第九战区布防图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11军攻占长沙仅2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会战总结报告中曾列举种种问题,如:对敌情判断不当,友军彼此不信任,致乏协力,部队运动迟缓,师以下军官战术修养不够,指挥能力薄弱,部队纪律太坏,执行命令不彻底,训练不足,仍有呆守阵地的习惯,不知活用兵力、控制预备队,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部队建设、部队教育方面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第九战区部队有,其他战区部队也有;不仅此次会战有,其他会战也有。而且这些问题多是针对下级而言,还未涉及高层。若就此次会战的高层组织指挥而言,至少还可看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军事委员会和第九战区都曾明白指出武汉日军处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略包围中,中国军队处于外线(对日军第11军来说),是有利态势。但战略上的外线并不等于战役上的外线,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并不自然化为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对战役的组织指挥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役上争取使自己处于外线的有利的态势,这是保持战役主动权的关键。但第九战区的战役指导方针和实际部署并非如此,从而一次又一次陷于被动。该方针中只提到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对日军实施反击并歼灭之。这是出于以下估计:日军在突过新墙河、汨罗江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力大减,因而选定在汨罗江以南与其决战是有利的。这只从决战的地域上考虑,而且是一厢情愿,实际上本次会战中日军的兵力相当集中,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时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力。第九战区的设想与战役的实际发展不符,又没有应付意外情况的预案,这是陷于被动的原因之一。再从兵力部署和使用来看,第九战区未将主力控制于外侧机动位置,无论在新墙河南岸还是在汨罗江南岸,守备部队都处于日军大兵团进攻的正面,侧面力量极弱,不可能对日军翼侧构成威胁;日军突破汨罗江后,第九战区仍按原计划将增援的生力军第26军、第10军、第74军全部摆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企图阻止日军并和日军决战,而且是逐次投入,结果反被日军各个击破,徒增伤亡。待到日军突过捞刀河,第九战区已无预备队可用。这是陷于被动的又一原因。第九战区在作战计划中强调“应运用诱敌歼灭战法”,结果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不是第九战区诱使日军就范,而是日军的快速攻势迫使第九战区手忙脚乱、处处就范。第九战区组织指挥如此,则全战役陷于被动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第九战区在会战总结中说:“战区保持主力兵团于敌后及敌之两翼,故能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诱敌至捞刀河南北地区而四面围歼之”等等,完全是不实之词。

  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11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11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8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4军、第58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13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18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1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13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如前所述,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对日军第11军构成包围,处于战略外线,态势有利。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于9月20日及以后多次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乘日军兵力集中于湘北、其他方面兵力减少之机发起反攻,特别要求攻其较敏感的要点,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也令第九战区尽可能拖住日军,以利其他战区反攻。这一想法和要求都是积极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实施情况和效果都不理想。第三、第五战区虽对日军进行了较广泛的袭扰活动,但除第三战区第100军对南昌外围据点的攻击兵力稍大外,其余兵力小而分散,没有一处打痛日军,根本不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起不到策应作用。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八年全面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口)宜(昌)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

  战役纪念

  第九战区司令部指挥所旧址

  长沙会战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战时指挥所旧址位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爱晚亭附近,2011年被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进犯长沙。12月30日,第九战区司令部长官薛岳将指挥部迁至岳麓山,设立临时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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