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会战：国民党军队与美国空军协同作战的胜利
来源：凤凰网   2019-08-14 15:09:13

　　自反攻宜昌之战结束后，六战区敌我保持对峙状态者年余，在这一年多的当中，我可以多分出一些时间，主持湖北省政。虽然为时甚暂，所幸尚能做到生活安定、军民协调的地步。至于军事方面，当然我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随时都准备和敌人较量一下身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底，希特勒侵入俄境的军队，已成强弩之末，俄军已开始反攻。在北非方面，从是年十月阿拉敏一役起，诚如英相丘吉尔所说：“在此役以前，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胜仗;而在此役之后，我们也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至于在太平洋方面，美国已由守势地位，逐渐转换而为攻势，此后日本绝难与美国争衡海上，已为举世所共喻。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整个战局如此，日寇哪有不惊心动魄之理?他们想来想去，恐怕唯有在中国战场上找出路，或有一线希望。于是乃有鄂西会战一幕的演出。

　　当时战区的正面，右翼自湖南南县起，沿湖沿江经石牌要塞而至江北之远安县属，左翼则襄河西岸一带，均属本战区作战范围。战区所辖兵力为九个军，部署以江防正面为重要，配置三个军的精锐部队。关于兵力配备问题，起初颇多异议。一般的看法，多认为鄂西山地崎岖，人马难行，三峡天险中，又有石牌、庙河两要塞的坚垒，敌人溯江西犯之公算甚少。敌如进犯，必由两翼，或则北犯襄樊、老河口，转趋巴东、兴山;或则南由松滋、枝江渡河，直扑石门、澧县、常德。因此主张战区的兵力应保持重点于两翼，不应置于敌人进犯公算较少的江防方面。我当时对于这种看法，不敢十分赞同。我认为大势所趋，轴心国已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敌人欲于死中求生，唯有铤而走险。重庆为我战时首都，是指挥全国抗战的神经中枢，敌人既已据有宜昌，如因利乘便，溯江西犯重庆，仍为解决“中国事件”最简捷的途径。根据这一假定，所以我的主张，还是应配置重点于以石牌要塞为中心的江防，而不应偏重襄樊或常德两翼。退一步言，即使敌军进犯两翼，我军失利，亦犹有补救余地，至少尚不致动摇国本。如江防空虚，万一敌由此路长驱直入，则后患将有不堪设想者。我的主张，是依据“毋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的原则来的。本此理由，曾向军委会具申意见，坚持不可变更战区配备的重点，幸获军委会的核准，这是后来鄂西会战获胜的一大因素。

　　鄂西会战，是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十五日由敌寇窜犯江北开始的。敌军此次进犯，狡狯异常，他们先以万余人分六路侵据了我江北挺进军根据地沔阳、监利、郝穴等处。三月八日，更数路渡江，分犯华容、石首、藕池、横堤寺、黄水套、斗湖堤等处。十四日我军反攻，展开各据点之争夺战，双方互有胜负。相持至四月下旬，各路敌增援至六万余，上自宜昌，下至石首、监利，沿江重要地点，均配置重兵，并集帆船、汽艇六七百只，飞机数十架，有大举进犯之势。五月初，敌陷我南县、安乡，似将南扰常德。五月中旬，敌忽转锋西向，同时江口、董市之敌，亦渡江南犯，我在公安、枝江一带守军，被迫逐渐西移。至此敌之企图，据判断有三种可能：一、西犯石牌;二、南犯常德;三、沿江窜扰。因敌之企图难定，使我应战方略，亦颇难决定。

　　我此时离开六战区已四个月，正聚精会神为远征军之训练、补充、整顿而工作。五月十四日忽接重庆林蔚文兄电话谓：委员长要亲赴恩施，指挥六战区战事，我当时觉得很难自处，因为远征军正当初创，工作紧张，我无法分身。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仍在我的头上，现当事急，不应置身事外。最后我还是决定，请蔚文兄转报委员长准我回鄂指挥。十五日奉到委员长电谕，准我飞渝转施指挥，电话是上午八时到的，当日下午六时，我已赶到了重庆。

　　十六日因恩施下雨，飞机不能降落，留渝一日。十七日下午五时于云雾迷蒙中，抵达恩施。时军事紧急，孙代长官仿鲁(连仲)已赴常德，人心不免浮动，听说我回来了，始渐安定。说到这里，应当说一说我的内人在安定人心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贡献。原来我奉命赴滇远征，家眷仍留恩施，决定于四月间回重庆，摒挡就绪，正待启程，已是军事紧急时期。那天行李已上车，时任湖北省参议会议长老友石蘅青(瑛)先生，赶来对我内人说：“你千万不能走，一走人心就乱了，辞修兄一定会回来的。”我的内人立刻叫人搬下行李，决定不走了。这一毅然决然的变更，当时很发生一点安定作用，等我果然回来了，人心浮动现象，更大见好转。倒是我觉得本战区作战计划，既早决定于诱敌深入后决战(见本章第二节所引腹案)，为减少无谓损失起见，有计划的事前疏散，确有必要。因在后方找了几个地方，先将粮食囤好，即开始疏散低级军公教人员家属，第二步再疏散高级人员家属，民众愿疏散者听其自便。这办法和其他地方疏散办法完全相反，他们是高级的先走，低级的不管，所以都不免弄得怨声载道。我于决定疏散计划之同时，即分电前方各总司令、各军长，告以我已回战区指挥，勉全体官兵，振作精神，严明纪律，戮力同心，共歼顽寇。

　　十九日，敌由暖水街、刘家场、茶元寺等地，全力西犯，我军节节后移，是日战区之作战指导如下(图三七)：一、第十集团军与江防军之决战线，为渔洋关、津洋口、曹家畈至石牌之线。二、第十集团军对渔洋关，江防军对石牌要塞，均须确保之，先行持久防御。三、俟三十军到后，会同三十二军由左翼，常德附近，俟七十四军到后，会同右翼，合并转移攻势。

　　至二十三日，渔洋关失守，敌军继续西犯。二十四日，长阳失守，宜昌西岸之敌，亦合力进犯。

　　此时敌军使用兵力，经判明者，计有：第十三、第三十九两师团全部，第三、第六、第三十四、第四十等师团各一部，独立第十七旅及其他特种部队，总兵力约十万人;山野炮一百四五十门;并由各方调集飞机百余架，分布江陵、荆门各地机场，参与此次作战。

　　我军方面可使用的兵力，为四十四、八十七、九十四、八十六、三十二、十八等六个军，共十四个师。其中八十七、九十四、四十四各军作战日久，兵力已疲;又三十二军之一师，尚在万县，十八军之一师，尚在涪陵接兵，八十六军之一师，尚未编成。此外由五战区调来一军，由九战区调来两军增援，均尚未达到指定地点。

　　战区接奉委员长的电话指示：石牌要塞须独力固守十天，希望成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如无命令撤退，即实行连坐法。遵照电令，我们决定以十八军第十一师胡琏部死守石牌要塞，并预作孤军作战准备。江防军左翼以石牌为轴，固守三斗坪、石牌之线，正面的第十集团军各部，则逐次抵抗，迟滞敌军之前进。待援军到达，再行合力反攻，聚歼敌人于长阳、渔洋关、资邱、石牌间地区。预定决战时间为五月底至六月初。

　　五月二十九日，敌军攻势已达最高潮，石牌要塞前，敌军攻势甚烈。是晚江防军吴总司令(奇伟)请求变换阵地于庙河南北之线，经我审慎考虑后，决心贯彻原定计划，令江防军竭力守备原阵地，不得变更。并为减轻江防军正面压力，同时命令各部提前反攻：九十四军向都镇湾，七十四军向松滋、枝江，四十四军向公安，并令三十三集团军加紧攻击当阳。其余后续兵团如三十军、一八五师、一四一师等各部，兼程向指定地点前进，及早加入作战。

　　是时，攻击石牌要塞之敌军，死伤极重，但仍强攻不舍。我当与胡师长通电话，告以委员长命令，胡师长回答得好：“请放心，我誓与要塞共存亡，以保持十八军荣誉。”这两句话确实让我放了很大的心。

　　至三十日，敌军攻势已告顿挫，根据各方情报及我空军侦察的结果，判断敌军有退却模样，当晚即下达追击命令。三十一日各部开始进击，进展甚速。于长阳、聂家河、枝江、宜都、茶店子等地，先后遮断敌人，几经激战，斩获甚众。至六月三日，江防军已完全恢复会战前之态势。九日我军克复枝江，十二日克复松滋，十四日克复公安。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外，江南方面一律恢复原来态势。鄂西会战至此遂告胜利结束。

　　统计是役所获战果如下：一、毙伤敌三万余人;二、俘获：人员三十五名、马骡八十一匹、武器弹药等无算。

　　至我军伤亡损耗：一、伤亡及失踪：官长一、四四二人，士兵一八、二八三人;二、损耗：武器弹药等损耗较俘获者为重。

　　鄂西会战是第六战区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次战斗，颇有值得检讨一下的价值，兹拉杂列述如后：

　　一、敌我兵力的比较

　　各战区历次战斗，敌我使用的兵力，都有很大的悬殊。大致的比例，是一与五之比，即我军使用兵力，常五倍于敌军。其所以如此者，因为敌人的装备优越，素质较佳，故我军不得不以量的众多，以补装备素质之不足。但这次鄂西会战，就颇有一新耳目之处。敌军总兵力为十万余人，我军总兵力名为九个军，实际不过十四万人，就装备来讲，我军亦远较敌军为逊，即以山野炮而论，敌军拥有一百四五十门之多，而我军所有者尚不及敌人五分之一。以兵力稍多之我军，敌彼装备五倍优越于我之强寇，而犹能获致胜利，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稀有的战例。

　　二、敌我伤亡的比较

　　装备劣势的部队与装备优势的部队作战，前者的伤亡率一定较后者的为大，这是人所公认的事实。抗战以来，统计各战区大小战斗中，敌我伤亡比例，初期约为一与二之比，即我伤亡二人时，敌伤亡一人。以后有时为二与三之比，亦有时约略相等，但敌之伤亡较我为大之时，实不多见，至若敌之伤亡竟较我超出百分之五十以上，恐怕只有鄂西会战这一个特例。

　　三、我军获胜的原因

　　判断敌寇意图正确，不为其种种狡狯伎俩所迷惑，此其一。敌军开始窜犯之时，先侵据江北各要地，然后渡江而南，与我各军对峙。此时敌之企图，显系在打通汉宜之间的交通线，使我不虞有他。但我并不因此有所懈怠，予敌以可乘之机。其后敌再南犯安乡、南县，作即将进攻常德姿态，希图诱我堕入其佯攻圈套，但我亦不为所愚。敌至此始暴露其本来企图，转锋西上，会合宜昌西岸之敌夹击我以石牌要塞为轴心的江防军。敌军此种行为，不是“攻其不备”，而是“攻其所备”了;其终于招致挫败，不亦宜乎?

　　贤明统帅，指示机宜，将士用命，此其二。战事紧急之际，委员长不断的通话指示，无不切合机宜，将士在统帅督励之下，士气百倍。

　　军政合作，此其三。无论此次会战之前之后，政治上配合军事之处极多，如检举奸伪、运济粮弹、抬送伤兵、救护负伤官兵等，都有很大的贡献。尤其难得的是报告敌情。此次敌人行动，我们特别明了，很多都是民众自动报告的。民众如此深明大义，当然是行政方面组训民众有成的效果。

　　友军协同良好，此其四。此次作战，五、九两战区及江防以外各集团军，皆能一致适时出击，牵制敌人，使本战区的主决战方面得到莫大的便利。又我空军及美空军的英勇协力，不特使敌军精神上大受威胁，其后方补给大受损害，对于鼓舞我军士气上，亦收效甚大。美空军指挥官格兰将军，且亲自飞抵恩施，与我当面协议陆空协同事项，尤属难能可贵。

　　四、委员长高瞻远瞩，指出我军胜利的原因

　　敌军战略错误之一：如果当时敌人占领了南县、安乡之后，乘势由津澧南下，只需少数兵力，即可占领常德，敛兵固守，如此，则我九战区的援军就开不过来。退一步说，敌即不占领常德，而占领石门，亦能阻我援军之加入。那时，敌可大胆地向五峰和三斗坪进犯。即使进犯不逞，其退却的时候，亦不致受到我军威胁。敌计不出此，而冒险犯我要塞，其结果遂招致一大惨败。

　　敌军战略错误之二：敌人进犯第一个大目标，就是想攻破我们石牌要塞，控制我们重庆的门户。那么，既占领渔洋关之后，就不应轻易放弃。敌军主力亦不必经由长阳、渔洋关这条路继续西犯，而可直接由宜昌西岸上下乌龙或红花套经曹家畈进犯三斗坪与庙河，则其侧背既有掩护，后方交通距离亦可缩短几倍。如此就是进犯不利，亦可以从容退却。但是敌人没有掌握这一条要道，亦不知利用这一条路线，这是敌人战略上第二个失败。

　　五、鄂西会战的胜利与后方人心的安定

　　《中央日报》的社论说：

　　抗战六年，不可讳言，人心已相当疲惫。在鄂西胜利的前夕，一般人因不悉真相，对前方军事，自怀忧虑。且以生活压力，日感沉重，也会影响到一般的情绪。及鄂西捷报接连由前方传来，且战果丰硕，为近年所罕见，这在后方人心上，不啻下了一场透雨，爽快滋润，生意盎然。这是一大定力降落在抗战的大后方。这一股定力，使疲惫的人心得到兴奋。且人人都有良心，前方将士在艰辛中，给国家打了大胜仗，人们不但更加信仰统帅，也更加紧奋勉，知所努力。近来不大听见种种大大小小莫名其妙的谣言，就知道人们都增高了自信心。近来后方物价，由动荡而趋于平稳，也是打胜仗之效。这些都是人们看得见、觉得到的，至于无形中的影响，更不知道有多么大。

　　如此称赞鄂西会战的胜利，我们太不敢当了。然由此也可以看出前后方关系之如何密切。前方固然需要后方之有力支持，以增强战力，后方也需要前方之杀敌致果，以振奋人心。

　　六、鄂西会战的胜利与外国人的观感

　　美国新闻处华盛顿六月五日电：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雷诺尔斯称：中国军队在鄂西之大捷，足以表现中国军事力量(作为攻势武器而论)，乃联合国家制胜战略中不可或缺之部分。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白姆鲁称：蒋委员长伟大领导下之中国民众，已再度阻遏日本之军事力量。美国人民对其中国战友此项重大胜利，自额手称庆云。

　　中央社伦敦六月六日路透电：路透社远东观察家谓：日军最近在华所遭受显著而可耻之失败，乃中国于第六年对日作战期间一有意义之新页之开始。华军获得空军配合作战，可谓以此为第一次。日军十六万人拟溯江而上，直趋重庆，但此项企图，宣告粉碎，损失人员达三万余，并沿长江二百英里之全线溃退。……此次华军大捷，有三点至为明显：1.华军并非老朽陈腐者。2?日军虽被击败，但亦使中国消耗其一部物资;中国既与外界隔离，此项物资之补充，自感困难。3?证明华军获空军协助所能得到之成就，亦予未来莫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