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江反击战失败之后,张发奎的日子愈加艰难。第四战区的中国军队的三个集团当中,夏威集团主力被包围在桂林,残部(93军,79军和新19师)被隔断在百寿县(今永福百寿乡,位于永福县西的越城岭中),已经丧失作战实力;杨森集团撤往柳州,与守卫柳州的62军会合。杨森部全是残兵,内部矛盾重重,难以指挥;南线的邓龙光集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64军,西江反击战当中攻击失利,损失颇大;一部分是黎行恕周祖晃集团下面的三个师(135师、175师和188师)及两个桂绥纵队。135师是后调师,从桂柳会战一开始就接敌作战,损失很大,而且兵员素质也很差。175师在日军袭击贵县的时候部分被击溃。只有188师仍旧是齐装满员的生力军(只损失了一个营)。这些部队从番号上看,总共有9个军外加两个桂绥纵队(共4个独立团)。实际上除了188师外,其余部队在过去几个月的战斗经历了巨大的损失,战斗力十分虚弱。张发奎手中几无可用之兵,他不得已在11月3日的敌情通报中向军委会呼吁道:“现情势已急,目前能以空运二、三军到柳,似仍可撑持危局。”空运也就算了,竟然提出“空运二、三军”这种当时军事运力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他都能说出来,张发奎山穷水尽的窘态也由此可见。
日军方面,攻取柳州的战略态势十分明显。第11军以三个师团一个战斗分队发动对桂林的攻城战,另有两个师团分两路,第3师团从荔浦向西,经过修仁、雒容向柳州东面发动进攻;第13师团经过中渡向柳城前进,准备从北面包围柳州。两师团的攻势如潮,正面几无国军正规部队阻挡。跑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士兵甚至一边啃着甘蔗一边前进。[2]南面,第23军的第22师团攻占贵县之后向北,沿湘桂铁路来宾-柳州一线进攻。第104师团则翻越平南桂平象县一带的大瑶山,突然出现在柳州东南的武宣平地之上,于11月6日占领武宣县城。各师团在11月1日之时,距离柳州大约在100-250公里之间。保卫柳州,已经成为张发奎的参谋会议上的重要议题。
然而,几乎所有的中国军队将领都无心保卫柳州。大敌当前,将领们考虑的都是如何保存自己残余的有生力量,各自给自己打起了算盘。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已经丢失大部重要的交通要道,日军还在向柳州和南宁进军。如果不保住一些基本力量和地盘,他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在残余部队当中,62和64军是老粤系部队,指挥起来还算听话。62军从增援衡阳的战役撤出,残部7000余人在柳州休整了快三个月,人员补充和弹药装备都有所恢复。64军西江反击战虽然失利,但是未遭到大规模围歼,没有溃散,士气尚可。这两支部队张发奎要留在广西,不能跟日军死磕。杨森集团有3个军。20军是杨森的基本盘。丁治磐的26军是杂牌。罗奇的37军只有几千人,又是中央军系统,天王老子都管不了。剩余的部队全都是桂系人马。指望他们听张发奎的命令吗?究竟应该留下谁来保卫柳州呢?
柳州陷落前夕,张发奎在这座城市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第四战区司令部、杨森集团以及邓龙光集团的主要指挥官到会。会议重组了第四战区部队。以新夏威集团部署在柳州以西的罗城和忻城一线。该集团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夏威集团(即在桂林外围和桂林保卫战当中战斗的部队),一部分是原邓龙光集团下的黎行恕周祖晃集团(175师,188师,135师及两个桂绥纵队)。这在实际上等于免去了夏威集团保卫柳州的责任,将其当做二线部队调度。同时还把所有桂系部队全部交回到夏威手上。
会议的决定还将原邓龙光集团拆散,以原集团当中的64军和据守柳州的62军重新构成新邓龙光集团。杨森集团不变。这次调整部署之后,实际上第四战区部队形成了桂系集团(夏威集团加中央军79和93军残部)、粤系集团(邓龙光集团)和杂牌集团(杨森集团)三部分力量。
会议决定以杨森集团守卫柳州,以新邓龙光集团在武宣以及来宾一线阻击北上柳州的日军。这样就基本划清了三个集团之间的界限,即杨森集团在东守卫柳州,夏威集团在西面和北面进行纵深掩护,新邓龙光集团在南面守卫柳州的右翼。这个战线的配置在理论上看是合理的,但是却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内部矛盾。
首先是夏威集团的93军、79军和新19师为主力的残部大部分被阻隔在永福百寿一带。南是日军,东北也是日军。他们只有翻过越城岭,绕过柳城,才能到达应该部署战线的罗城一带。事实上,即使到了柳州失陷前的11月8日,这些残余兵力也根本没有部署到位,还在越城岭里打转转呢。再说依靠这些新败的兵力打仗,完全没有指望。夏威集团另一部分则是黎行恕周祖晃集团。其中135师,175师和188师算是部署到位了。桂绥两个纵队却被打散了,指望不上。
其次,守卫柳州的本来是62军。但是在这次会议前,62军军长黄涛建议将守卫柳州的本军部队全部调离去“增援”武宣。后来黄涛本人在回忆这次调离之事,还称自己是在“金蝉脱壳”,摆脱了死守柳州的命运。实际上62军压根不会用力增援武宣。这两支广东部队稍作抵抗,便自行撤向来宾-柳州段湘桂铁路以西。在撤退当中62军还遭到日军伏击,一个团的部队损失殆尽,团长阵亡。此外,62军“金蝉脱壳”之计直接放弃了对柳州北部屏障柳城的防守,那里正好是日军第13师团的攻击目标。
第三,张发奎的部署当中,柳州除了杨森集团的残军之外,什么部队都没有。托白崇禧和张发奎的福,粤军和桂军都摆脱了死守柳州的命运。倒霉的就只有在第四战区没有后台的杨森集团了。就算是这样,也并不妨碍杨森将别的杂牌推出来替死。经过和第四战区司令部的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决定以丁治磐的26军防守柳州市区,20军和37军则部署在柳州城北至柳城一带,以免防线出现漏洞。丁治磐的残军人不过数千,如何守卫柳州?这个自然不在将领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作战会议之后,张发奎向蒋介石汇报部署情况,提出柳州城防太弱,难以守卫,要求蒋介石增兵两个军。老蒋一面严令张发奎坚守柳州,第四战区所有部队不得撤退进入贵州,一面却下令已经从贵州前出至广西河池的陈素农97军后撤至黔桂交界处的南丹。97军的指挥权仍旧归汤恩伯。援军久盼不至,大老板还要过河拆桥,张发奎暗暗叫苦,无可奈何。他只得对丁治磐说:“我绝不要求你死守柳州,只希望你尽力支持,愈久愈好。”这实际上是给丁部不战而退开了绿灯。11月9日,柳州周边枪声大作。下午七时,张发奎和他的司令部乘坐火车撤离柳州,前往宜山。
丁治磐自知局面凶险,幸而久历沙场,偷奸耍滑的本事倒也有一些。待张发奎等将领撤离柳州后,他悄悄将兵力撤出柳州,只留了一部分炮兵部队在城内。日军逼近的时候,他便指示炮兵向城郊开炮,表示城内还有部队在作战。就这样,26军在柳江与日军先头部队隔江对峙一天之后,不等敌军主力展开便匆匆撤走。11月10日,日军第13师团经过并不激烈的战斗占领了柳州,这个广西最大的交通枢纽、军运物资转运中心和商埠。进攻实在太顺利了,日军不愿就此住手。11月15日,日军第六方面军向第3,第13两师团以及南集团的第22和第104师团发出继续追击的命令:“集团决定继续迅猛追击,消灭残敌……第11军可不受作战地界限制,消灭宜山附近敌军……占领黔桂铁路。”11月18日,第六方面军更进一步发布命令,令第3和第13师团向贵州的独山、八寨远程奔袭。第四战区开始陷入了全面的总崩溃当中。
在现代网络地图的基础上描绘的桂柳会战后期形势图。红线为中国军队防线。蓝色箭头代表日军进攻方向。黄线代表中国军队防线被突破之后的撤退方向。这张形势图画得比较草率,有点不准确,在这里说声抱歉。图中第3师团从宜山以北就撵着杨森集团的屁股追。夏威集团和张发奎的司令部也屡遭第13师团的打击。在本图当中都没有表现出来。此外,第37军擅自脱离杨森集团指挥,独自西撤,这里用一条比较细的黄色箭头表示出来。
柳州失陷之后,张发奎试图在宜山一线重新部署防线,计划将62和64军部署在忻城一线作为右翼,以夏威集团余部和杨森集团余部部署在罗城以西作为左翼。中间可以依靠的部队则是黎行恕周祖晃集团的3个师,这样勉强构成一条防线。这条战线的明显缺点是没有纵深。宜山以西两百多公里直到南丹的黔桂铁路上,根本没有正规军防守。
但是,这条有着众多缺陷的防线最后竟然是从中国军队的自我解体开始崩溃的。这一点张发奎以及手下的众多幕僚完全没有料到。首先不听指挥的是罗奇的37军。他以黄埔系身份不服杨森这个川军将领的指挥,带领自己的部队径自撤往桂西的那坡,与日军脱离接触;接下来,杨森集团连续遭到日军的沉重打击,杨森的集团军司令部和20军军部遭到日军突袭,连自己的军大衣都让日军掳去。不得已他只好带领自己的基本部队在黔桂铁路以东以北逐次抵抗,北撤直至贵州省境内的荔波县。丁治磐的26军也随后跟进。张发奎完全失去了对杨森集团的控制。
62军和64军在张发奎的安排下,先是撤至忻城一带,进而继续西撤到都安,最后到达靠近广西与云南边界的百色、田东。桂军的夏威集团则撤到东兰一带与日军对峙。该集团当中的93军和79军等非桂系部队后被抽调去贵州和四川休整。张发奎的司令部被迫退入贵州,然后又从贵州回到百色。这样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客观地说,虽然第四战区指挥机构陷入总崩溃,但是作为基本部队的各个师尚能保持对部队的控制。因此,当战线稳定下来之后(1944年底至1945年初),各集团军和第四战区很快便恢复了对隶属部队的指挥,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相比之下,4年后东北战场上,廖耀湘集团十余万人面对林彪的四野大军,被打得建制全乱,毫无组织。比之当年第四战区,不能不说有所差距了。
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张发奎做出了一个对于他本人来说十分错误的决定。他的司令部并没有跟随基本部队62军和64军行动,而是沿着黔桂铁路一路向西北行走,先到宜山,再到河池、南丹,继而进入贵州境内。这个决定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沿途的中国军队不是自己系统的部队。张发奎根本指挥不动。守卫宜山一带的军队是桂军黎行恕周祖晃集团,虽然坐拥188师和175师等损失不大的部队,但是黎行恕的主要任务却是保存力量。在这等军阀意识的作祟下,黎行恕部抵抗不力,很快就被日军突破了黔桂铁路正面,顺利占领宜山,向西直接扑过来。躲在黎行恕集团防线后面的张发奎措手不及,手中根本没有预备队,只得亲率第四战区特务团(司令部警卫团)和彭孟缉(第四战区炮兵指挥官)的炮兵部队、工兵部队在怀远(黔桂铁路上小镇,位于宜山以西,距离宜山约20公里)一带阻击日军,亲自组织炸毁怀远铁桥。一个方面军司令官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团长,其形状十分狼狈。
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在回忆当中称:“(此时)不但战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已告终止,而且令敌人东奔西窜,使整个桂西北地区一夕四惊。夏威于宜山仓皇出走;周祖晃在宿营地受敌袭击,总部副参谋长孙宝刚受敌夜间袭击受伤。”对于黎行恕不顾大局,为保全实力而轻易丢弃阵地,张发奎在11月17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当中极其愤怒地指责道:“如四六军则参战最晚,人员武器亦较他军优越数倍,最后宜山正面如再不使之坚强抵抗,不仅不以服苦战之袍泽,且无以对输械之盟友。及接触不及两日,损耗亦不严重,居然自相惊扰,至宜山垂手陷贼。怀远、三江口防军未集,勉以工八团及本部特务团分别布置警戒,迟滞敌人……职戍桂五年,虽明知部队疆界太严,风气太坏,而仍委婉牵就,谓可终济时艰,不料诚信未孚,贻误滋大,深负钧座期许,亦职所不能已言者。”
11月16日,日军占领宜山,掳获大量来不及转移的军需用品。之后亦不事休整,兵分两路继续向西北进攻。第13师团沿黔桂铁路进攻至贵州独山。第3师团则从黔桂铁路以南转移至路北,出思恩县(现在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州),在铁路以东约30至50公里的距离上与第13师团平行北进,穿过黔桂边境的黎明关,进攻至独山以北约50公里的都匀、荔波一带。日军一动,各路难民在逃生的欲望下纷纷沿黔桂铁路涌入贵州。四处风声鹤唳,惊慌不已。黔桂湘边区司令汤恩伯一边调动手中的两个军(刘希程的98军和孙元良的29军)部署于黔桂边境,以石觉的13军留守贵阳,以97军前出至南丹;一边紧急撤运物资,进进出出,手上乱成一团。撤退的人流当中有不少达官显贵,如李宗仁的妻子郭德洁女士,以及从前的上海大亨虞洽卿。为了照顾他们,贵州方面又不得不分心工作。撤退工作损失巨大。至后来日军撤退,有人统计,从贵州贵定到独山一带,百余公里路段上仅汽车残骸就有1200余辆。[7]这一段道路大部分未被日军侵入,汽车残骸可能是因各种撤退事故或者防止汽车物资落入日军手中而自毁的决定造成。然而被日军掳获的火车机车、车皮,大量燃料、粮食与食用油,各类装备(包括未开封的火箭筒等美式装备)仍旧多得难以计数。
鉴于位于怀远的张发奎能调动的部队只有自己的特务团,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将陈素农的97军划归第四战区指挥。11月20日,97军在南丹东南开始布防。蒋介石给陈素农下的命令是“抵抗一个星期”。可是,以陈素农两个师一支孤军又如何能够抵抗日军第11军两个最有战斗力师团的进攻?张发奎最需要兵力的时候是在桂林被围前夕。桂林陷落之后第四战区部队已经溃不成军,再增添一个军也无济于事。此时如果要避免更多土地沦陷,汤恩伯军团应该全体前出布防至南丹-河池一线,利用地形优势进行防守。蒋介石这一投入孤军的做法,是典型的添油战术,不但国土未曾守住,投入的军队也损失惨重。
97军就是这一典型战术的牺牲品之一。11月24日,距离南丹80公里左右的河池(金城江)失陷。11月25日,97军前锋陆续发现有日军部队利用缴获的中国军队和警察制服化装渗透,两军接战。次日双方开始激战。11月28日,97军全线不支,开始了大撤退,南丹丢失。张发奎命令陈素农坚守,陈不予理会,只顾撤退。12月1日,张发奎的司令部无法在广西立足,不得已退入贵州。12月2日,日军进攻至贵州境内的独山,贵阳感到威胁。贵阳距离重庆距离不到400公里。陪都顿时陷入惊慌,甚至有迁都西昌的提议。
从11月11日柳州陷落到12月2日,日军两师团在几乎没有后勤保障且己方通讯极其混乱的情况下长驱400公里,如入无人之境。日军打得实在太顺手,当第六方面军的撤退命令下达到两师团之后,甚至还有日军军官声称要继续进攻,打到贵阳。如果方面军无法给予后勤供应,则两师团“粮弹自筹”。第11军的司令部参谋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们。黔桂铁路此时尚未修通至贵阳,都匀已经是铁路尽头,日军的战略目的至此已经超额实现。12月4日,日军停止进攻,从都匀和独山撤回。桂柳会战,以及日军攻入贵州的“黔南事变”终告结束。12月24日,日军占领原广西省省会南宁,彻底打通大陆交通线。至此,日军的“一号作战”以几乎完美的胜利结束。至于这次纵横数千公里的战役最后究竟是否真正达到了日军的战略目的,或者为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苟延残喘做出了多少贡献。那就是另外的学术话题。但是桂柳会战中国军队以惨败告终,这个结局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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