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开战定策:防蒋削弱保存实力
在第十四期重读抗战《七七事变前两广军阀北上抗日真相》中提到过。作为国民党的内部实力派,桂系为了反蒋,早早打出了积极要求抗战、“焦土抗战”的旗帜。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舆论战中,获得了相当的优势。
但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已经启动,李宗仁也只能高唱“焦土抗战”,不过并无与日军硬拼的打算。淞沪会战开始后,“李宗仁和他的幕府中人都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淞沪靠海又无险可守,必难取胜;同时敌人正一鼓作气,以我的劣势遇敌的方张之势,亦无胜利把握,不如养精蓄锐,到战争中期方将主力投进去,那时敌人已‘再衰三竭’而我则休整已久,不但取胜有把握,则牺牲也可以减少。李宗仁打算坚持这个主张,决定托词不到前线。”
李宗仁本想驻守广西,后因白崇禧来电劝说而放弃。白告诫李:“如再迟迟不发,年来吾人抗日救国主张何以见谅于国人?”
白崇禧同时告诉李宗仁蒋允许桂军扩编的承诺,李宗仁才同意命第七军和第三十一军赴上海,自己往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人到了抗日前线,心中所想还是桂系。新桂系的防蒋暗算而对日避战保存实力,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1937年9月,李宗仁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前夕,李曾反复告诫其部属说:“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的。”他明确指出保存实力以防蒋。
对于李宗仁这一要求,桂系上层无人不铭记于心。就连新晋的将领,也要明确告知。如桂南会战时,白崇禧设指挥所于迁江县(今属来宾市)的扶济村。时在贵州遵义陆军大学学习的冯璜(广西容县人),奉命任桂军第一七五师师长(时该师驻防合浦一带)。冯上任时专程到扶济村向白崇禧、夏威请示对日作战方略。夏威对冯璜指示说:“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我们仅有这些部队,你们不可一下就把‘本钱’拼光。”冯明白夏是叫他要对日避战、保存实力。从此以后,凡是对日作战,冯均付以对保存实力有利则打,不利则避的原则,直到抗战结束。
在这个宗旨的驱动下,哪怕日军侵入广西,桂系的军队保卫家乡,也未出全力硬抗。
桂南会战:桂系躲主力躲出来的昆仑关大捷
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大规模入侵广西也只有两次,一次是1939年的桂南会战,一是1944年的桂柳会战,两次会战,桂系保存实力出工不出力的情况都很明显。
1939年的桂南会战,日军以切断滇越公路为目标,试图掐断世界援助中国的物资运输线。而对此,国民政府和桂系从上到下都没想到,根本在于最高统帅部对于日军的进攻预计不足。
尤其白崇禧自视过高,他认为广西在他们桂系的统治下,成了铁板一块的半军事化省份。地方的民众都被组织起来,具有武装反抗的能力,日军进入广西想要控制这个省根本不可能,反而会四面受敌。
这同样导致了任何中央军力量都不被允许进入广西。长征期间曾经有一小部中央军追击红军进入该省,结果全部被桂军包围缴械。所以到了广州沦陷,广西实则也有危险的情况下,全省仍然只有桂军存在,中央军无法进入。
其实蒋介石倒是有心至少安排几万中央军进入广西,无奈李白两个地头蛇不同意,也只得作罢。所以,张发奎的第4战区(下辖广东广西两省)虽然有18个师,但只有4个师在广西,其他14个师全部在广东。
白崇禧认为,广西贫穷落后,日军占领此处对以战养战毫无帮助,所有补给怕是都要从后方运输过来,自然无法长期作战。目前日军21军兵力有限,固守广州尚且勉强,不太可能进攻没有多少军事意义的广西。如果再进攻广西,无异于割肉补疮。一方面会造成兵力问题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来也不可能在广西投入太大的兵力,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白崇禧因此认定,日军从陆路和海路进攻广西的可能性都不大,如果日军就是要进攻,也必然是以广西北部的柳州为目标。因为柳州具有非常现实的军事意义,一旦日军占领柳州,则可以从南方夹击湖南。湖南省在日军南北夹击下,肯定是守不住的。一旦湖南丢失,国军大后方的外围最后一个屏障也就失守,抗战的形势就将大变了。
在这种理解下,白崇禧判断,日军想占领柳州,如果不从陆路进攻,也毕竟从广州湾登陆,然后立即北上占领玉林,贵港,来宾,攻陷柳州。
于是,白崇禧将桂系16集团军最后战斗力的两个师都放在贵港,容县,扼守北上柳州的道路,而另外两个师,也在桂粤边境不远处,可以随时赶到这一线支援。而广东境内也有十几个师的国军部队,随时可以赶来支援,守住柳州还是很有把握的。
正因为桂军部署全部是针对所谓的广州湾登陆,北上柳州的战略,导致桂军在广西的兵力极为空虚,而留守广西广东的六个师,则有4个师主要对付日军有可能在广州湾登陆,杀向柳州的这一路线。只有2个师防御钦州湾一线三条阵地,在钦州湾沿海登陆点,只有桂军区区两个团防御,配合有限的海岸防御工事,布置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火炮。除了东部和南部有驻军以外,中部,北部,西部几乎如无人之境,只有地方民兵武装。南部重镇南宁(当时广西省的省会是桂林,不是南宁)居然也没有部署大兵团的战略预备队,甚至只有一个团驻扎,几乎是一座空城。
蒋介石倒是认为日军有可能从钦州湾登陆,占领南宁。他曾经多次提醒白崇禧李宗仁重视钦州湾防御问题。遗憾的是,蒋介石对于广西并没有控制权。
白崇禧的错误布置一开始就给桂南会战埋下了糟糕的伏笔。
11月15日,日军登陆钦州湾,23日,日军攻入南宁。
日军登陆后,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白崇禧,令其不必再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立即返回桂林,以桂林行营主任身份全权指挥作战,并调其最精锐的第五军、三十六、九十九军等嫡系部队归白指挥。白崇禧于19日由重庆飞桂林,21日率部抵达迁江,设立行营指挥所。
12月7日,蒋决定反攻。8日,白崇禧将此决定转达各部,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各部亦开始反攻准备。中旬,军队集结基本完成。蒋又派陈诚、李济深监督白崇禧作战,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也由韶关抵达迁江。
15日,白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部署兵分东、西、北三路会攻日军。北路军正面为中央军第五军,是中国方面的最精锐部队,在思陇附近集结坦克车54辆,重炮18门,山、野炮20余门,并有战车防御炮及高射炮等武器;中央军九十九军的一一八、九十二师攻击敌后的七塘、六塘、五塘。西路军以两个师(桂系一七○师和二十一军的一部)配属炮兵,自武鸣向高峰隘攻击,另以两个师(桂系三十一军欠1师)袭击吴村、大塘、南宁之敌,截断敌人的交通,协助北路军围歼昆仑的日军;一○二军则预定由永淳渡江,袭击南宁一带。东路军以桂系四十六军(欠一七○师)西进,截断日军后方交通,袭扰打击和牵制日军行动。
在这个三路会攻的布置中,实际是中央军北路正面主攻,直击昆仑关,桂系从两翼策应。
桂系将领陆学藩,曾在抗战中历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办公厅作战科长,桂系第16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桂系第46军175师参谋长,桂系第31军135师副师长。是如此回忆桂南会战尤其是昆仑关战役时白崇禧的安排以及桂系部队在此战中的表现:
“广西防区属于(桂系)夏威(第十六)集团军。日军在龙门港登陆,袭取南宁,该团军首当其冲,新十九师受到损失。反攻前,昆仑关和高峰坳与敌人对峙的部队是夏威集团军,但没有作战。反攻后,三十一军仍在高峰隘,四十六军则到邕钦路西侧,都系助攻方面,任务不重,根本没有损失。昆仑关和九塘方面系主攻,任务重,牺牲大,那就不同了。这些对心计狡猾之白崇禧是心中有数的。
反攻以后,夏威集团军在白崇禧亲自指挥下,有权使用部队,尽量使用别的部队,不动用自己的部队。夏威集团军始终在武鸣和邕钦路西侧方面,打些风流仗,看着敌人,可打可不打,因而不受到丝毫损失,争夺激烈,死伤惨重之昆仑关,始终是第五军和其他部队,这都是白崇禧保存实力的做法。蒋介石对他这一套,是早有戒心的。陈诚之监军,原因就在此,但白崇禧竟公开避开陈诚之监军,跑到宾阳白岩塘前进指挥所去。使陈诚失去监军之作用。他的目的,只要能保存实力胜败置之度外,实系民族罪人。八年全面抗战,蒋介石都在有意识地利用机会,消灭杂牌部队。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杂牌部队也针锋相对,谋求对策,争取生存,避免被消灭,上下勾心斗角,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因而导致丧师失地,万里神州,敌骑纵横,使整个中华民族沦于浩劫。这就是消极抗战的具体内容,往事回忆,实在痛心。”
陆学藩的话并非虚言。
北路军的中央军在昆仑关发起反攻的同时,西路军的桂军派170师两个团攻击高峰隘。日军令守隘口之一个加强中队听凭国军占领隘口东西两侧山头,而从南宁派联队长纳见率一个大队(欠一个中队)于12月19日夜潜过隘口到北侧两公里处埋伏。次日拂晓隘口守军阵前出击,纳见率大队猛击国军侧后,打死桂军323人,俘15人,桂军撤走,当晚纳见率部返回南宁,自称此战仅死9人、伤30人。此后桂军西路军向香炉岭和四塘、五塘之进攻计划均不实施。
桂系东、西路部队的行动对北路主攻作战是个策应,但力度不够。据16集团军参谋长刘清凡回忆,曾拟用135、170师直袭南宁,因两个师长的坚决不同意而没有实现。与正面打得尸山血河的中央军相比,桂系直接在一旁看戏,直到日军从南宁地区撤退。
桂柳会战:为保实力不惜丢掉家乡人心
日军第二次大规模入侵广西已经要到1944年日军试图打通大陆运输线的豫湘桂会战,南线的桂柳会战。面对日军的侵略,直接保护家乡的桂系给出答卷是怎样的呢?
1944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桂柳会战开始。
1944年9月下旬,从广东入侵广西的日寇占领了桂平、蒙圩一带,张发奎命邓龙光的第三十五集团军的3个师及桂系第四十六军阻击该敌。激战9天,桂平眼看就克复了,但由于白崇禧改变了张发奎原策定的由粤军与桂军从邕江两岸围攻桂平的战斗方案,把桂军第四十六军置于粤军之后跟进,说是增强主攻方向兵力,结果使敌人无后顾之忧而能缩短防线集中兵力对付粤军。第四十六军免遭日寇杀伤的目的是达到了,实力也保存下来了,但此战役却功败垂成。
据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在广州投降后供称:“当时据守桂平之日军约六七千人,经华军9天猛烈攻击后,死伤过半,弹尽粮绝,但由于华军没有邕江右岸之侧翼行动,日军右侧背不受威胁,得以缩小防御正面,集中力量来应付蒙圩正面之攻击,而能支持较长时间
之防御战力。如果华军在攻击开始时,能与相当有力之一部在邕江右岸其侧背,或能继续攻击两日,则桂平守军将遭全部歼灭之命运。”
白崇禧保存桂军的目的达到了,却白白牺牲了粤军,还拱手送出到手的胜利。
需要指出的是,桂军下层官兵都是热血爱国的,对于这种现象他们也感到很不解。桂军四十六军546团班长刘信回忆:“桂平反击战,粤军死了很多人。我团只派出一个营做火线,我们很想上去打,但上面没有命令,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派我们上去?”底层官兵当然体会不到桂系高层的“良苦用心”。
蒋介石原令桂军第三十一、四十六军两个军防守桂林。衡阳陷落后,9月11日,军委会开会“筹商湘桂线防御事宜”,白崇禧极力主张将全州等地兵力回撤,“增保桂林”,理由是“全州既难久守,不必徒作无谓牺牲,拟改为逐步抵抗,相机撤退全对桂林防御的立场突变。当天早晨,白前往拜访徐永昌,希望说服徐,支持其防守桂林”太无意义,徒事牺牲而已“的论调。白并告诉徐,他已将原定固守桂林的“有力两师及31A一师”调往柳州;徐遂追问“桂林守备究竟如何”,白的回复是“(固守)两个月总可以”。上午10时,军委会开会,白崇禧发言,指责第七、第九两战区不奉调遣,并表示,除非军委会能“严令该两战区负责截断敌军后路,则桂林可守,否则徒多牺牲”。言下之意,即欲使桂军放弃桂林。
10月中下旬,白崇禧即亲自飞往桂林,按个人之意,更改了原定的作战部署。被白指定担任守城任务的第131师参谋长郭炳祺回忆,白崇禧当日:“把原定守备桂林的一八八师调出为机动,以四十六军的一个大部份是新兵的后调师一七0师来替换,同时把三十一军副军长冯璜,及一三一师三九三团团长蒋晃调出桂林。当时军中都认为这次守城将是十分危险。一八八师师长海兢强和冯璜、蒋晃等都是白的亲戚亲信,故白将他们调离险地。顿使军心大受影响,人心惶惶,愤慨不平,议论纷纷。”
此次作战变更,白崇禧主要从桂林城防部队中调出了:第46军军部、第46军第175师,第31军第188师,于是守军只剩一半兵力。舆论大多认为之所以调走这两个师是因为175师师长甘成城是桂系高官16集团军司令夏威的外甥,第188师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白崇禧的行为一下让原本信心满满的守城部队人心丧尽。留守将领再也没有死守的决心,而把希望寄托于开打后稍作抵抗就可借故突围。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认为:“白若不将守军精锐换走,(桂林沦陷)确不至如是之速也!”、“我身为战区司令长官,眼见这个防御不会得到成果,而白白地将数万守军拖入死亡的坟墓,在战术与人道上都令我感觉难忘的痛苦”。桂林保卫战以日军11月8日正式攻城,守军9日开始逃跑,10日失陷为结局。131师师长阚维雍自杀殉国,而其之所以自杀,是因城防司令韦云淞决定牺牲131师,命其在前方与敌死战,以掩护城防司令部及韦的其余亲信部队突围撤退,“这个决策,韦云淞不告诉阚师长,但却有人告诉了阚,阚知后气愤不过,以致自杀。”其余死难的桂系将领,均是因“撤退时毫无计划”,遭遇日军混战阵亡。对于此役,日军战史的总结是:“抵抗之微弱,令人感到意外”。指挥日军的冈村宁次对攻占桂林的描述也是“无论怎么说未受敌军多大抵抗,就攻占了桂林,继而攻占柳州,并乘敌军动摇之机,以”旭“的精锐师团(第三、第十三师团)进行果断进攻,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缴获了大量军需品,特别是美式武器。”桂系抵抗之无力,由此可见一斑。
人说保家卫国,在保卫自己家乡的时候正常人应显得更加积极主动才是。可偏偏抗战中桂系在面对入侵广西的日军时,反而表现得畏畏缩缩,能躲就躲,这正是贯彻抗战开始后桂系首领李宗仁保存实力防止蒋介石打击削弱的宗旨,至于侵略者如何,家乡人如何,都暂时不重要,得往后靠一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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