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南会战中的蔡廷锴
来源：冯 杰   2018-05-27 14:52:37

　　烽火四起，抗日名将再上阵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通过宋子文致电蔡廷锴：“久别甚念，请即来京共赴国难。”8月13日晚上，蔡廷锴抵达南京，大约几个小时之前，蒋介石指示负责淞沪战场的张治中，“对日军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与准备，皆须详加研讨”。15日，蒋介石召见蔡廷锴，正谈话间，突然响起凄厉的警报声，日军空袭南京标志着中日战事已然升级。9月1日，蒋介石温和地对蔡廷锴说：“现在各方面带兵指挥官，均已派定，现在委你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你不可误会，以为参议官职是闲差，最好请你住在京中，随时得以谘询。”

　　此时，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亦云集南京，一致决定解散“民族革命大同盟”，团结所有力量抗击日军。然而，整个淞沪会战期间，蔡廷锴并没有获得上峰谘询的机会，加上妻子产后身亡，回家料理完后事再到南京已是11月初。蔡廷锴报国心切，请示未来行动，蒋介石承诺：“你已休养数年，等我到汉口命你带兵。”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结束谈话返回路上，蔡廷锴意外车祸，膝盖骨裂为三块，辗转香港手术治疗，差不多又过去半年。

　　1939年1月，蒋介石又惦记蔡廷锴，通知他即刻赴重庆晤面，不久发表了正式职务——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第16集团军下辖第31军和第46军，驻守粤桂边区沿海，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据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说法：“士兵是广西的，中下级军官也大多数是广西的，但优秀的早已参加了老部队出发长江流域各处作战了，这多是残余比较差些的，连武器也是七拼八凑颇为杂乱的，训练的日子既短，作战经验更说不上。”

　　广东与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比较紧密的联盟关系，蒋介石的这次人事安排当然得到了桂系集团的认可，蔡廷锴赴港治病之前，李宗仁还特地赠予3000元急用，足见交往之深。

　　兵临城下，人事变更起风波

　　1939年4月，日本海军率先倡言“攻占南宁，切断通过该地的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并开辟海军指向内陆的航空基地”。欧洲战争爆发，英、法无力顾及远东，加上日苏签订诺门坎地区停战协定，促使日本决定发动桂南作战。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海军协同行动，以一部迅速切断敌人沿南宁——龙州公路的补给路线”，规定作战区域“大致为南宁、龙州以南”。

　　相反，国民政府军事高层不重视桂南防务。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乐观认为“我国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折”，错误估计“敌人此后不会再攻北海”，示意“在北海与桂南一带的防御部队，可抽调一部到西江”。11月初，第四战区正式下令第31军主力推进高明、鹤山，白崇禧显然支持这项调动计划，他提醒部下加速整补，准备开赴广东南路扩大势力范围，“摆下新桂系的几颗棋子”。

　　山雨欲来之时，桂系内部又因一场人事变动引来龃龉。根据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意思，蒋介石一纸调令，夏威改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遗缺即以蔡廷锴接充。夏威不太乐意离开广西，碰巧老母病逝，事实上也无法前往鄂北战地报到。蔡廷锴十分为难，“在该集团军任事不久，指挥上未必如意;勉强干去，恐有差池，至影响平日声誉”。11月15日，日军第5师团抢登钦州湾，台湾混成旅团等部后续上陆，第16集团军根本抵挡不住。24日，南宁失守。临阵换将不合时宜，蒋介石重新颁令：“调夏威为第16集团军总司令，应免第11集团军总司令;调蔡廷锴为第26集团军总司令，应免第16集团军总司令。”

　　白崇禧督战前线，进一步说明：“第26集团军在桂成立，将来推进广东南路。”临别之际，夏威送行蔡廷锴，赠予川资甚厚。蔡廷锴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夏君对朋友甚好，我与他同事十月，凡事都开诚相见，故私交颇笃。”赶至桂林，蔡廷锴很快搭起集团军总部的框架，第四战区先拨南路游击武装谭启秀部归蔡直接指挥。

　　军系牵扯，桂南战事大溃败

　　1939年12月，白崇禧说服蒋介石反攻南宁。蔡廷锴负责东路，指挥第46军主力和由广东增援来的第37集团军第66军、挺近第三纵队等，“应以陆屋、灵山为根据，配合民众武力，任邕钦路之破坏，并妨害日军修路，协同各路军歼灭北犯之敌，阻截日军后续部队”。尽管信心十足，桂南战事进展并不顺利。21日，白崇禧发出严令：“此次南宁外围攻击，进展甚缓，而敌后交通复通畅，显见攻击精神不旺，指挥连络不良，所报破坏道路亦不确实，似此松懈，绝无胜利可言，邕江以南各部队，应确实遮断敌交通，破坏道路。邕江以北部队，限二日内需确实占领昆仑关七塘以北地区，倘再作战不力，或破坏交通不彻底者，无论官兵，定予遵照委座手令严厉处分。”

　　从执行效果来看，白崇禧的严令并未起到太大作用。蔡廷锴对此解释说：“行营来电，调广西民团六七千人为黄鹤龄指挥，来破坏公路。但破路器材缺乏，且武器甚劣，又无秩序，收效极微。”不仅东路方面，西路第16集团军同样表现糟糕，第188师虽然一度占领绵羊村等据点，部分破坏了公路，但路外稍加修理就能通车。部队往往“害怕近战，害怕侧背威胁，有几十个敌兵向我侧翼运动，我军就撤退出来”。蔡廷锴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还算不错，但不能指挥桂军硬打硬拼，毕竟总要考虑桂系的利益，他无奈感叹：“任你有起剪颇收之才，亦难开展。斯时除苦闷外，别无办法。”

　　更令人气愤的是，粤系第66军完全不听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拿起电话再沟通：“这是我的命令!”军长叶肇态度顽固：“我还是不服从!”根据事后通报，该军不仅“未能按照命令指定时间，由那何圩进出甘棠”，还与地方民团发生误会，甚至朝着相反方向刻意“规避”。第46军的两位师长擅自退往博白，蔡廷锴表示：“此种举动，如果是前第十九路军的将领如此，我虽不责他，他也会自杀了。想现在的环境，大非昔比，为维持友谊，只叫他从速归队罢了。”

　　1940年2月2日，日军近卫混成旅团攻占宾阳。蒋介石无比痛心地记下反省录：“月初自伶俐圩、永淳被敌突破，侵入宾阳、上林各县，此为抗战以来最无意义之失败。”在随后召开的柳州军事会议上，包括白崇禧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将领不同程度受到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