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关于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
来源：论文网   2018-05-28 18:42:55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关于此战役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来佐证。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他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也是：

　　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54、44页。

　　1937年8月22―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由于敌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 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月的9 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多。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达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6日。 　　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

　　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鉴于国民党突然加强“防共”、“限共”行动，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习惯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当局此举可能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关。他开始判断，国民党采取“防共”、“限共”措施，是追随英、法资产阶级政府反苏反共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从来相信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是必然的，毛泽东因而推测国民党“防共”、“限共”多半是它想要勾结日本或投降日本的一种预演。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民党所以要加紧反共，“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不反共则不能投降”。他因此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6、209页。

　　既然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必然叛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发生改变。一直到1938年底1939年初，即使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始终抱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仍旧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国”。而进入到1939年夏季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已明显地发生变化了。它先是提出“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斥责蒋介石宣扬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共产党坚持的才是真三民主义。接着，它干脆放弃了三民主义的争论，直接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1940年初，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该主张的核心之点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鲜明地排除了与代表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继续合作建国的一切可能性，公开提出了共产党，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他宣布说：共产党今后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政治地位的，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1页。(收入《毛选》的文章文字上有改动，在这句话里删去了“或参加领导”五个字。)。

　　就在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目标的几乎同时，国民党也进一步强化了“防共”、“限共”的军事政治步骤。这一年7月16日，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硬地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中共将分散在华北、华中各省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27―230页。。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更联名发出“皓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之本地境内”《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副总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0―451页。

　　一方面，毛泽东相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必然叛变;一方面，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又以如此强硬的方式硬要把中共军队驱赶到旧黄河河道以北直接处于日蒋夹击下的狭窄地区，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更加怀疑蒋介石可能怀有险恶用心。他在1940年秋天开始反反复复地猜度蒋介石这时到底是何意图居心，分析他到底是倒向英美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还是倒向德意日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到11月初，他最终认定蒋介石是准备投降日本，是“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为此，毛泽东一度甚至决定要组织15万精兵从华北打到国民党大后方去，以粉碎蒋的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毛泽东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11月3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等。此举虽因共产国际明确反对而未实行，但是，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军部在北移过程中被国民党军歼灭7000人的严重事变，还是促成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关系的破裂。

　　事变发生后，尽管党内和莫斯科都怀疑蒋介石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信两党关系已无好转的可能。毛泽东为此与共产国际之间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意见分歧。双方电报你来我往，互不相让。1月20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刚刚以私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劝告毛泽东继续利用日蒋矛盾，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次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莫斯科提出了打通甘肃至四川，直捣重庆的军事反攻计划，明确询问斯大林可否在秋冬或明春给中共以直接的军事援助。《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1月21日。注：1月25日毛泽东才收到季米特洛夫20日发出的电报。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月29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宣布：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6―30页。 　　上述决定显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毛泽东当天还专门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通告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并要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坚称：我们不怕与蒋破裂，事实上，蒋介石迟早都会投降日本。《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1月29日。

　　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是建立在蒋介石集团准备投降日本，彻底丧失了联合价值的政治判断的基础上的。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表示质疑和反对，苏联从军事上提供直接援助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2月以后毛泽东也了解到日军仍在大举进攻国民党军的情况，因此，基于实力对比和现实的考量，毛泽东逐渐调整了准备破裂的方针，又开始重提“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停止军事报复和进攻的计划，主张继续维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现状了。

　　但是，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并无可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国共关系现状的看法。在2月初就形势变化起草的一系列中央指示电中，毛泽东仍旧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承认其中央政府地位，给国民党政府的呈报一律停止，对方来件一律不复，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见《毛泽东年谱》(中)，第265―267页。这一态度，也因蒋介石一直拒不承认中共提出的政治条件，甚至在军事部署威胁进攻延安而难以改变。故直到中条山战役发生，双方关系都没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诚如毛泽东在4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蒋介石顽固派是统一战线中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们目前“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作战……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在当前的斗争中，必须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与统治中央政权的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全面孤立和打击这一反动的顽固势力。见《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1年4月2日。

　　由上不难了解，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国共两党关系正处在一个严重危机的时期，双方之间原本就缺少信任，因皖南事变发生，共产党对国民党就更是毫无信任可言。虽然中共在实力上还没有同时面对日本和蒋介石两个对手的可能，还必须要“利用日蒋矛盾”，因而在对蒋策略上不仅不能破裂，而且还要见机行事，有所缓和，但毛泽东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经不再承认蒋介石那个中央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你一国，我一国”，你蒋介石政府的损失与我无关，因此，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共对国共关系的这一基本认识并不能发生影响。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蒋被迫取“激将”之法以要挟，毛坚持以我为主不为所动，均在情理之中。过于强调《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对国共两党在中条山战役问题上各自立场的影响，似无助于理解这个时候两党关系的实际状况。

　　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所在邓文用来说明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是“一石二鸟之策”，举了两条史料以为证明。

　　一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5月5日日记所录：“蒋先生命(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01页。

　　一是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5月8日日记中所记：“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当时对刘为章甚有赞佩之意，后为章报告时，说明此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206―207页。

　　上述两则资料，所谈均为刘为章转述的蒋介石的意见，内容也基本一致。徐永昌记的是：要么中共出兵配合政府击敌，要么即是放弃抗日立场;唐纵记的是：如中共出兵协助抗敌，则“国之幸也”，否则显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意，“是自弃也”。这两条记述的字面意思应当不难理解，即政府希望中共出兵助战，以证其仍在抗日，否则即等于表示放弃抗日立场。用这种方式劝告中共配合作战，确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泽东称其为“激将法”，应当也不错。

　　问题是，从这一劝告中如何就能看出邓文所谓“如果中共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一石二鸟”的意思呢?尤其是，说让中共出兵，是意在要“消耗其实力”，实不知所据为何?

　　在上述两则资料中，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唐纵的记述中多了一句刘为章的提议，即：“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发动各机关各团体促中共出兵抗日，充其量也只是“激将”之一法，与“消耗其实力”的推理似也不成逻辑关系。何况，唐所记为刘报告称，此一提议“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此一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出兵的提议，是蒋的意思。相反，倒是可以看出，这是刘根据蒋嘱其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因而自己有此提议的。说中条山战役期间“策动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其背后的操盘手……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亦恐未免有些武断。

　　而且，不仅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不出蒋介石让中共出兵的意图中，有“消耗其实力”的意思，就是当年记述上述两段话之人，也没有听出蒋的这个意思来。

　　徐永昌听出的是，蒋介石这时因为害怕中条山作战失利，因而试图用这种方法逼中共出兵相助。故他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其解释称：“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1页。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

　　唐纵听到此话，和徐的感受不同，他是在心中感佩“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但这也不是邓文解释的意思。要知道唐感佩什么，则需要多读几则唐的日记，了解唐这段话究竟是佩服蒋的何贤何能。 　　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张厉行压制肃清之策，唐对此颇感担心，一直主张处理中共问题应“深思筹算”，“不能简单决定”。因而对蒋介石“想缓和中共的决裂”，极为赞成，叹其“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中条山战役开始前和战役开始后，唐还两度正式呈文说明反对从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主张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加强)宣传的战斗性以瓦解中共”见唐纵日记1941年2月20日，3月25日，4月20、21日，5月17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92、198、202―203、209页。。

　　不难看出，不仅唐想不到用逼中共出兵以消耗中共的办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在他心目中，蒋也不是如此“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在唐纵的眼里，只有共产党的领袖才是这种人。见唐1941年4月28日见张国焘后所记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05页。之人。因此，他之佩服蒋在这一问题上之“贤能”，显而易见也不是因为蒋想出了什么“消耗其实力”的办法，而是蒋想到了唐苦心孤诣想要运用而不可得的“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的具体手法，即借助舆论使中共或不得不出兵抗战，或为保实力而冒失去公众舆论同情自陷于道德困境的危险。

　　记述蒋介石上述言论之人如此解读，那么提出这一做法的当事人蒋介石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对此，邓文估计因缺乏材料，因而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故这里需要就已知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稍加梳理与分析。

　　据国民党军史资料，国民党方面是在4月20日开始研究日军进攻中条山的危险局势的，蒋介石25日开始考虑加强中条山及洛阳、潼关防御工事问题，而有关军事部署是5月2日正式发出的。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着：《抗日战史(晋南会战)》，1981年，第7页。从蒋日记看，他当天已经读到这一文件，并且注意到日军大规模增兵晋南，有渡河进攻洛阳、甚至西安的危险。但一连几天，蒋介石都估计，第一，日军“决心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第二，“日军必不敢过河侵洛(阳)潼(关)”。因此，他的计划仍是如此前几次中条山抵抗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样，决定集中力量于晋南，与敌一战。

　　从探报得知，此次日军调动兵力极多，故从蒋介石到徐永昌等，都颇感紧张，担心这次作战未必能够保住中条山根据地不失，害怕再遭败绩。但蒋介石最初还是坚决否定了将晋南部队南撤过河的意见，他的态度是：“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虽被其歼灭亦所不畏”。当然，他在内心反复安慰自己的话是：“无论胜负，已尽人事。故此心泰然无惧，即使晋南失守，亦不过如此，并无妨碍我抗战之计划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日、3日、6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并参见《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99页。

　　由战役发生前数日蒋日记所记情况，可知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实陷于中条山保卫战的严重危机感之中。换言之，徐永昌的判断理当不错，即蒋介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明知中共已经因皖南事变与中央政府撕破了脸，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改变中共军队必须按照“中央提示案”命令撤至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要求，他却置中央政府的颜面于不顾，反过来想要求中共帮忙了。因此，蒋介石国民党这次在做法上固然是采取了用公众舆论来施压的所谓“激将”策略。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蒋是在求中共出兵帮助减轻中条山失守的危险，而非真的是想要引诱中共出兵，利用日军来打击削弱八路军。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是这个时候饥不择食的还不仅是一个蒋介石，而是整个国民党高层，甚至包括理当亲共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内。

　　据徐永昌日记记述，5月7日下午日军开始发动全面攻势，8日下午刘为章提议用民意逼迫中共出兵援助，9日上午党政军会报中崔可夫也明确提出建议，主张立即下令让八路军出兵助战，以牵制进攻日军。会议当即决定两案：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名义下令并说明，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及洛、潼，八路军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

　　对此，似乎只有徐永昌持有异议。他当场表示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

　　考虑到如此要求八路军出兵，不仅有碍中央颜面，而且自毁“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皓电”之明令，故当晚徐又专门打电话给蒋介石，强调说明：“共军之打敌与否，全视与彼有利与否，如其有利，我不要求彼亦打(开战前及开战初为证)。否则，乘我要求，答我以必打(其实是看我打，遇机尚要捡我便宜)而不打。事前是宣传，事后是要求。我必落个急时抱佛脚，事平不还愿。”他的意见，应告诉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日要中共出兵之话是警告性质，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他们，以免自降身份，使中共自认奇货可居。他说：“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

　　对于徐永昌的意见，蒋亦认为有理，因此他在电话中表示赞同，并说明照此意见交由刘为章再向周恩来进行转达。只不过，蒋介石内心还是希望八路军能够出兵。因此他仍旧提出，刘为章转达时要加上“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一句。他显然认为这样讲会更有“激将”的作用。《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时的日记中对其授意刘为章要求中共出兵之事，完全没有记载。了解蒋记事习惯者都很清楚，蒋对自己认为重要且颇感得意之举，一向是有闻必录的。蒋对此一句不提，恰好可以印证他本人这时对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得意，更非深谋远虑，很可能恰恰是病急乱投医的一着，因而有意不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有关蒋将中条山之役与中共联系起来的日记，只在9日的日记中才有出现。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重申日军“决无渡河攻洛之兵力”的同时提到：“中共藉(借)此要胁(挟)，应淡然处之。”《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9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这后一条显示，他这一天已经得到了延安方面8日回复的意见，即“配合作战”“不成问题”，唯须先“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和“停止反共”等。对此，蒋因无法让步，自然视为要挟，但因无可奈何，故颇感无奈，只好“淡然处之”。

　　10日，刘斐(为章)再向周恩来转达蒋、徐商量好的意见，请中共郑重考虑，周恩来此次作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因此，蒋介石在次日马上接见了周恩来，用恳切的言词委婉地表示说：“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他并且具体说明了八路军可以配合的作战方法和具体方向，称：“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很显然，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回应非常兴奋，他不仅在当天的日记中特别记下了这一情况，还特别写道：“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表示击敌，余仍以诚挚待之。”《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