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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封会战:12万人未能围歼2万日军却决开了花园口(下)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7-04-16 09:42:24

  程潜似乎有所触动,告诉他“等转报蒋委员长后再做决定”。可是第二天,程潜又找来陈慰儒,告诉他“蒋委员长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决,马上派河兵动手。”

  陈慰儒最后争取了一下:“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决堤的后果,他们不会答应动手决堤的。”

  程潜随即下令:“那么我派军队去决,你们去指导。”

  赵口

  第一战区接到的决堤命令,是要求在中牟和郑州之间的黄河南岸大堤上选择决口地段,在4日前必须决开大堤放水。他们最初选择的决口地点并不是花园口,而是中牟正北的赵口。

  据晏勋甫回忆,决口地点的选择是他和程潜、陈慰儒、修防处总务处长朱镛、第一战区工兵科长王果夫等一起商讨决定的。之所以选择赵口,一是这里在1843年曾经溃堤,形成了黄河旧路。决堤后,河水将沿旧路,经过河南和安徽各县流入淮河。这条线路以东正是当时日军主要集结驻扎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水淹七军”。二是河水出堤,主要进入天然的河道,能够减轻百姓的损失。第三,黄河堤防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这一带就在“豆腐腰”上,经常决口,每年都要整修堤防,很多地方的大堤有两三层之多,而赵口这里只有一层,决口相对容易。

  从这些“纸上谈兵”的设想来看,在赵口决堤似乎是个完美的计划,但真的到了实施的时候,却困难重重。

  3日,负责赵口一带防御的第53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开始挖掘大堤。

  决堤部队没有大型机械,只是以镐头、铁锹这样的原始工具,全凭人力挖掘。他们没想到的是,赵口大堤居然是黄河“豆腐腰”上的一段“金堤”,虽然只有一层,却坚固异常。挖掘进度缓慢不说,预定的方案也几乎是处处碰壁。

  按照计划,部队要在相隔40米处分别挖掘两处口门,一旦两处豁口掘开后,中间的大堤将被水流冲走。

  赵口大堤宽约30米,顶部距水面高约10米。部队在堤顶开挖的口门宽度有10米,越往下挖越窄,挖到接近水面时,口门宽度只剩不到1米了。人转身都已困难,施工更是难以展开。

  工兵们带来了炸药,对豁口底部进行爆破。可是炸药能炸开大堤内侧的斜面石基,对松软的黄河沙土却无可奈何,就像一记重拳击到了棉花套上,没有什么效果。

  好不容易有水能够流出来了,一阵冲刷之下,豁口两侧的泥土掉落,又把出口堵住了,让河水冲刷开两道口门间的40米大堤更是没有指望了。

  就这样昼夜不停地挖了三天,直到6月6日,黄河水还是没能放出来。

  在武汉遥控指挥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直接负责决堤行动的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也坐不住了,亲临现场“监工”,加派39军一个团,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重新开挖。

  一昼夜的抢工,第二道决口迅速完成,结果却更令人沮丧。黄河浑浊的河水根本看不出深浅,直到第二道决口挖到接近水面时,士兵们才发现,靠近大堤的黄河水极浅,河底是一片沙洲,真正的主河道还不知离大堤有多远呢。

  而这一天,日军已经攻入开封,前锋抵近中牟。在赵口的决堤现场,隆隆炮声清晰可闻。

  在赵口决堤已经来不及了。

  选址关帝庙

  赵口久拖不下,心急的不只是负责决堤的53军。53军所属的20集团军负责殿后掩护豫东大军西撤,必须挡住攻向郑州的日军。黄河决口什么时候成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宣告安全。

  6日,负责53军西侧防御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带着参谋熊先煜来到赵口决堤现场查看情况。蒋在珍很快认定,“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

  根据熊先煜的战时日记,当晚10时,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的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

  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选出了大致区域。

  就在这座关帝庙内,几个人虔诚地向当年“水淹七军”的关云长磕头敬香。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熊先煜最终选定的决堤处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这里水道曲折,压力比直线处更大,容易被水流冲垮。河水涌出后,行进路线和效果将和赵口一样。

  但熊先煜毕竟不是水利专家,他让随行的苏冠军表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治水者,苏冠军深知此地一决的灾难性后果,他目光呆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声调。

  苏冠军看着地图,只能点头同意。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此时咚地一声跪倒在地,热泪长流。熊先煜一行数人,全部随之跪倒,面朝波涛汹涌的黄河,大恸失声。

  新8师的决堤行动随即展开。

  根据熊先煜记录的决堤方式,新8师显然吸取了赵口决堤未果的教训。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

  决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而且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

  关于花园口决堤所采取的方式,最广为流传的是“炸堤”之说。而在对此事记录最为详细的熊先煜日记中,却只字未提是否借助炸药和大炮。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也不尽相同,魏汝霖曾经数次提到炸药的功效,苏冠军的回忆中直接说是“炸堤”,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的日记则这样记载:“(9日)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

  对此,渠长根认为,“挖堤”和“炸堤”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决堤官兵应该是先手挖肩扛将堤坝表面浮土去除,然后借助炸药,炸开堤坝硬质部分,最后再用远炮轰击的方式,以加大决口宽度。

  9时,决口工程竣工,开始放水。起初水势平稳,因为水流的冲刷作用,一个小时后,决口便已经扩展至10余米。

  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记还在一个细节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

  不管这场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确是决堤行动的一场“及时雨”。黄河河水陡涨,水势愈加猛烈。决口在激流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宽,水流也越来越凶猛。

  9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现在仍不难体会作为决堤行动实施者的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即便是按照军人的逻辑,熊先煜坚信“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尽成泽国”,依旧“心则痛焉”。

  黄河不语,径自奔流。

  新闻宣传战

  6月9日,焦灼中的蒋介石终于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成功,第一战区主力完成西撤。

  同日送达的还有一封蒋在珍发来的、事先就拟好的电报:“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

  晚上,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又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很明显,这些决堤行动的策划者、实施者非常清楚,无论黄河之水能够带来多少军事上的成果,也无法抵消巨大洪灾给国人造成的苦难。因此,对外宣传的策略在行动前就想好了,黄河决堤的罪责应归于对中国犯下滔天罪孽的日本侵略者。追根溯源,若不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獠牙已经把中国逼入绝地,怎会有花园口决堤这样近乎绝望的焦土御敌之策?更何况两军对垒,发动舆论攻讦敌人也是一种宣传战。

  从留存下来的往来电报内容看,“日军炸开花园口”的对外口径似乎是第一战区拟定的。而这样的宣传口径,对蒋介石来说,至少是正中下怀的。

  决堤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敌军于9日中牟附近猛攻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后来,中央通讯社又连续发出两条电讯,透露了更多的“现场细节”。

  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同仇敌忾,一致谴责日军的野蛮行径,号召全国各界赈济灾区民众。

  日本对国民党的宣传自然不会置之不理,6月16日,日军控制下的《盛京时报》刊文称“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

  最早披露黄河决堤消息的并非国民党中央社,而是《申报》香港版。6月9日,《申报》香港版发表来自上海的电讯,很有“预见性”地写道:“以现实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决开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必能迅猛向前推进。”6月10日,该报又发表来自汉口的消息:“据非官方报告称,兰封至洛阳至黄河堤,将由华军决堤淹没……”

  渠长根说,“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大量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采访”。

  决堤部队对此早有准备。6月9日,在花园口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

  6月22日,当中外记者们来到花园口现场时,一幅热火朝天抢险堵口景象呈现在他们面前:大堤上下、人头涌动、呐喊声不绝于耳,士兵们、民工们手提肩挑,口门两侧堆满了用来填埋的土方石块。大堤内侧,船工们划着木船,将堵塞物抛到水中……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这场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各大媒体依旧将决堤一事归咎于日本侵略者。至少在抗战期间,大多数国人相信,花园口决堤是日本人所为。这样的宣传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国人的抗战热情。

  记者们离去了,那些喊着号子的堵口官兵们迅速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花园口的合龙,还要等上8年零9个月。

  黄泛区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从这里转逝东南的黄河,又在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片用特有名称标注的区域——黄泛区。

  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几日大雨之后,赵口的豁口也被猛涨的黄河水冲开了。两股黄河水下泻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最后合流长江入海。黄河水所过之处,皆是一片汪洋。

  《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河决堤之后的洪灾惨景:“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

  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豫、皖、苏三省44个县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到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8年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自残自戕的御敌之策,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触碰这创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以水制敌的战略是否取得了效果?

  必须承认,花园口决堤部分实现了预想的军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惨烈代价的国人。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

  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记载,6月14日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

  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

  “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直到8月8日,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士兵们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

  武汉却没能守住。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3个多月后,武汉还是失守了。

  黄河归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

  此时,花园口已被扒开了8年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茫茫一片。堵口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才实现合龙,横冲直撞了8年零9个月的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黄泛区也由此成了一个凝聚着苦难的历史名词。

  黄河归故被国民政府当做一项济世抚民的重要政绩,在堵口处树碑立传。蒋介石亲笔题词“济国安澜”。殊不知,题词者恰恰就是当年下令决口黄河之人。

  在花园口决口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一事件始终迷雾重重。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历史更是讳莫如深。

  直到1967年,移居美国的国民党中宣部前副部长董显光作为知情者,在其撰写的《蒋总统传》中,首次披露“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年后他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蒋总统秘录》中,又简单介绍了花园口的决堤经过。

  而在台湾,自1975年蒋介石病故后,政治高压被逐步解除。1982年,事件的参与者之一魏汝霖发表了《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一文:“6月4日,第53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限本日夜12点时放水。先总统蒋公以决口事关重要,提出第20集团军商总司令负责执行,汝霖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昼夜监临,知之最详……”

  1938年6月的真实场景,自此露出了相对清晰的冰山一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屹立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如同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长久地向后人昭示那段空前惨烈的苦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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