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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王牌74军败走兰封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7-04-16 10:17:46

  功罪千秋

  这是蒋介石发来的十万火急令,要求豫东兵团即刻撤围,并分别向陇海、平汉铁路方向转移。命令中还说,若撤围不及时,“必遭敌人歼灭,为兵家所齿冷”。

  龚梦涛放下话筒,拿起电报走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房间。程潜看过之后迟疑了一会,才让龚梦涛写命令部署撤退。

  龚梦涛心有不甘地说:“放虎归山,养痈遗患,将来我们要自食其果!”


程潜将军

  程潜无奈地回答:“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遵办呀,你去做撤退部署吧。”

  程潜是痛惜功亏一篑,龚梦涛则是没有看到全局的变化,事实上,蒋介石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因为西进日军已在5月29日这一天攻占了砀山以西的商丘,直逼豫东兵团之侧背。战场的形势,早已不是如何吃掉日军第十四师团,而是整个豫东兵团将陷入日军的包围圈了。

  看上去只差一步就能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掉了。豫东兵团即刻撤退,6月1日,七十四军奉令撤往沁阳,在那里构筑工事并进行整补。

  撤退时,一般士兵都还被蒙在鼓里,不明白在前方并没有打败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主动撤退。驻地老百姓更是不解。

  兰封会战期间,中原百姓就像淞沪会战时的江南百姓一样,给予了军队无私的帮助和关爱。每次部队移防,都会换来当地居民的依依不舍,看到无法挽留部队,他们只能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败日本鬼子?你们辛苦打胜了,为什么还要撤退?你们撤退了叫我们怎么办?”

  士兵们无法回答,只能一边走一边开骂:“他妈的,还不是他们当大官的怕死,坐着汽车就跑了。平时教我们抗日,他们却一打仗就往后跑。”

  军官们知道内幕,但除了装聋作哑,亦无言以对。此时,他们更担心部队能不能撤得出去——与南方地形相比,平原地区只会更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和追击,两条腿再快也很难跑得过四个轮子。

  七十四军撤到沁阳,就做好了进一步抵御和摆脱追敌的准备。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成了不必要,当豫东兵团的后卫掩护部队经过罗王车站附近,准备向开封后撤时,他们听到了工兵营用炸药破坏铁路桥梁的爆破声。

  有些殿后部队一听,误以为是日军追击部队的炮声,还赶紧互相招呼:“快走跟上,不要咋乎,敌人追上来了!”

  当部队走到开封时,军官告诉大家,那不是炮声:“日军的飞机把黄河炸开了口,企图把我们的部队淹死在豫东地区,所以上面才要我们撤退。”

  士兵们都信以为真,等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们才被告知真相:“郑州黄河花园口的掘堤是我们自己工兵干的,统帅部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阻止日军的追击。”

  确实,黄河决口,使日军前进一时受阻,参加兰封会战的中国军队可以安然撤退,而不用再像上海和南京时那样落得损失惨重的下场。甚至于一些来不及东撤的追敌也被黄河水截断后路,从而遭到包围歼灭。

  可这并不能代替它给中原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滚滚黄河水如脱缰野马,冲毁了无数家园,大水过处,平原变成了河,人畜变成了鱼。一个触目惊心的“黄泛区”,累积几十年都无法得到善后。

  面对空前灾难,参加兰封会战的很多军人也因此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不停地向自己发出疑问:千秋功罪!功罪千秋?

  拔高了看,无论南京撤退,还是黄河决口,都可以算是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只是在这一所谓的战略中,百姓的性命总是被看得那么不值钱。反过来说,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战略不战略,他们只知道自己承担了战争带给他们的最大和最直接的痛苦,他们要求的并不高,只希望能得到国家和军队的保护,可是到头来,不仅依旧遭到无情抛弃,还被进一步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你们不是说过,要与一城一地共存亡,要与老百姓共存亡吗?然而……

  “罗王血战方摧敌,滚滚黄流泛豫中”,民心就这样在一点点地失去,尽管这并不是血染征袍的勇士们的责任。


国民革命军74军

  负责任

  事情总是这么矛盾。如果仅就军事角度而言,黄河决口又是必然之举。大洪水不仅确保豫东兵团较为完整地撤出了兰封战场,而且使得日军从北方进攻汉口的原作战计划被迫推迟了数月,中国军队也相应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在身后已无追兵的情况下,七十四军星夜撤出沁阳,经平汉线抵达汉口,接着马不停蹄地东下九江。6月24日,部队进驻江西德安,负责南浔铁路(九江至南昌)沿线的部分防务。

  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能得到休整的时间总是非常之短。七月下旬,溯江西上的日军登陆九江,由于缺乏纵深配备,守军一点被突破即全线溃退。

  这种情况下,防线只得重新部署。原守于九江的川军退守瑞昌,原守于沿江的广东粤军因腹背受敌,退守九江以南的金官桥(现名金桥)一线。

  占领九江后,日军继续进逼。7月31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分两路沿南浔铁路、公路南下,企图实施中央突破,其攻势相当猛烈。粤军首当其冲,激战两日后,部队伤亡很重,其主阵地遂由湘军接替,同时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也奉命开赴黄老门附近,以增强防线厚度。

  为阻敌前进,南浔铁路事先已遭到破坏,路东是庐山,无路可行,所以五十八师的两个旅只能共走路西的一条小道。行至半途,日机冒了出来,一边向地面进行凌空扫射一边俯冲投弹。为隐蔽防空,走在中间的一七二旅旅部与前后卫之间出现了脱节,等日机飞走,旅部想跟上去的时候,正巧一七四旅又横腰插过,把他们给堵在了后面。

  好不容易,一七四旅也过去了。一七二旅旅部正待出发,忽然发现左前方山沟里蹿出了一股敌人。旅长用望远镜观察后,立即命令旅部特务排散开,占领高地阻敌,同时让后卫三四三团尽快赶上。

  三四三团尚未赶到,特务排已与日军交火。由于寡不敌众,特务排排长很快阵亡,旅部参谋主任也受了伤。

  眼见情况万分危急,一七二旅旅长看到一七四旅有一个后卫营要穿过去,遂一把抓住该营营长,让他不要通过,就地加入战斗。

  谁知这位营长做事很是僵化。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黄老门前进,如果跟不上,就要受军法制裁——再说了,你又不是我的旅长,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不管旅长怎么好说歹说,他都不肯听命。真是夏虫不可语冰,脑子坏了,你就拿他一点辙没有。还好,一七二旅的一位参谋跟这位营长素有交情,也上前相劝,同时写下简单命令作为证明,对方才勉强留下参战。

  有一个营撑着,一七二旅旅部支持了下来。不久三四三团赶到,终于堵住了日军的进犯。

  一七二旅意外遇袭,说明日军一〇六师团的部队兵力已渗入金官桥防线背后。除了旅部遇到的一股外,从正面还冲进来另外一股数量更多的日军,作为前卫的三四四团未及散开,就与这股敌人狭路相逢。

  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三四四团并未溃散,他们就地建立阵地,在坚守整整一下午后,同样保证了防线不被日军穿透。

  三四四团的这场阻击战打得非常激烈,该团伤亡也很大,仅军官里面,就有营长一死一伤,连长阵亡三人,排长阵亡四人。至黄昏,三四四团奉命将防务交由粤军负责,五十八师全师开回德安整理补充。

  每支部队对于胜负得失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判断和评价。这样的仗要放在一般部队,那就是胜仗,临危不乱、处惊不变以及替友军补了漏,都是可以用来邀功请赏的依据。七十四军不同,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窝囊仗——一七二旅在行军中究竟是怎么部署和应变的?居然前后会脱节成这样,混乱成这样?太丢人了,以后丢人的事儿要少干!

  责任追究在所难免,先前就有一名团长因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被王耀武报请革职。不过这一回已不是撤团营长的问题了,而是要继续往上追究。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以指挥不力,使本旅部队脱离掌握,致遭受重大损失为由,上报撤掉了原一七二旅旅长的职务。

  脱胎于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军队,大多离不开宗派和乡情,即便中央军体系也在所难免。以陈诚部队为例,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的乡亲观念就十分浓厚,几乎到了任人唯“乡”的程度。

  夏楚中是湖南益阳人,据说曾有两个人来找他,要求在军队里安排个职务。夏楚中问其中一位:“你是哪里人?”答:“湖南益阳。”又问:“你想干什么差使?”又答:“我想当连长。”

  夏楚中转问另一位:“你呢?”此人刚开口:“益阳……”夏楚中就点了头:“啊,‘一样’,你也要当连长。好嘛,是湖南益阳人我都用。”当下便批了条子,将两人补充到连里当了连长。

  夏楚中的这种做法在七十九军里面还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下面保荐团长人选,理由居然是:“某某是湖南益阳人,夏楚中的同乡。七十九军是夏楚中创立的,理应用夏楚中的人。”

  除了有把军队办成湖南人天下的,还有广东籍的“广东会馆”等等,不一而足,以致于军官们开会时,差不多都是一个地方的口音,其他不是一个籍贯的军官要么郁郁不得志,要么只有辞职另投他处。

  在七十四军内部却没有这种情况,从上海建军起,无论五十一师还是五十八师,官兵均来自于五湖四海。他们之间谁上谁下,都只遵循一个原则,即王耀武常放在嘴边的“负责任”,仗没打好,前线指挥官就得为此承担责任和后果,上级处分时理直气壮,当事人也心服口服。

  正是因为一直强化“负责任”的意识,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七十四军官兵只要接受了任务,就不敢马虎,更不敢稍存侥幸取巧之心。这支部队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状态,而非仅仅昙花一现,秘诀也许就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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