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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南京市民为什么没有被提前全部疏散?以致被屠杀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7-04-16 16:21:26

  南京居民(含各类机构、社团、企业、商户、学校等)的撤离从抗战爆发开始就陆续有之,11月中下旬以后达到高峰,而这种撤离并非独立于政府行为——也就是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动组织过民间机构和百姓的内迁,尽管在执行层面上存在种种问题,但最终政府行为和百姓自发行为的合力,还是得以让南京市(含郊县)的居住人口在半年内(1937年6月到12月初城陷之前)从101.5万(据“南京市政府关于分发本市生死统计表训令“)减少至约50万(不含由外地进入南京的难民和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士兵),而许多学校、企业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迁至后方、保存血脉。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日军开始对南京及其他江浙地区进行轰炸,在这一时期就开始有单位和个人有计划地撤离,其中一个典型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中大在八九月连续遭到日军轰炸,校舍受损,由此开始西迁计划,并于10月初呈文请示教育部,获准后组织师生迁往重庆,附属中小学也随之迁出。但在那个阶段,内迁是零星行为,并没有形成规模,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战事尚未明确:淞沪会战初期国军曾一度占据主动,而空军的努力(如8.14笕桥空战)和防空的组织也在一定程度缓解了人的忧虑。

  到11月12日上海失守,情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综合各方考虑决定迁都,并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从这时开始,南京的内迁便是有组织、成规模的了。政府机关不必说,南京各学校接到撤退令后开始组织师生西迁,仅有一些学校留下个别教职人员看护学校财产,而这些留守者中有一些则参与了后来国际安全区的筹备和管理,比如金陵大学的贝茨教授和金陵女大的明妮魏特琳(华小姐)。师生的撤离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在南京城陷之时,国际安全区得以利用金大、女大和金陵中学的校舍为难民提供庇护。企业的内迁相对复杂。当时国民政府困于财力,无法对全部内迁企业进行补助和扶持,除重点资助军工相关的企业外(比如金陵军工厂),对其他民用工业主要采取减税、贷款、协助运输等方式来激励内迁。其时的国民政府并不强势,对私人企业没有太大控制权,可以督促,却难以强制,因此内迁更多是企业自己的选择,而一些私人企业考虑利润,对内迁并不积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企业不走,企业主不走,仰赖于企业的工人更无法走;而随着战事逼近南京,企业主有财力保障可随时逃难,普通工人却被遗留下来。

  接下来说说普通人的去留。先说政府行为。国民政府11月中下旬动员各方内迁、同时投入警察宪兵等劝说、督促普通民众搬离;南京沦陷前夕,外籍人士筹建国际安全区保护无力撤离的难民,南京市政府给予了积极协助,包括提供3万担大米、一万担面粉、10万元现金和450名警察;而对内迁的难民,政府在沿途的一些县市组织了难民所,负责发放难民证和少量路费,同时也鼓励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对难民进行扶助。但在具体执行层面,政府方面对内迁难民的救助是失力的,所能资助的路费极为有限,而一些地方也出现地方官员临敌时擅自脱逃的情况,留下百姓和难民、无人照应。再说普通人的决定。在当时,底层民众很难下定撤离的决心,因为对寻常人家而言,内迁是极为艰巨的工程,需要克服无数的困难(如果今天我用20年供完了一个800万的单位,现在说走就走,说丢就丢,我也不舍得)。闻一多在1937年7月的家书中写道:”我自己出门的本事本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 。“闻先生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属于中产以上,尚且对去留存有犹疑,何况普通百姓。困难之一是背井离乡:这一去,就是把自己的田园家业全部留在脑后,而前方又很可能举目无亲、衣食无靠。简单联想一下,要让此刻的我们或父母离开一辈子挣得的房子,去到一个陌生之处,有多少人能心一横做出决定?更何况当时的家庭规模比现在更大,一家人往往有老有小,逃难何其不易。实际上,就是那些出逃的普通家庭,大多数首选的去处也并非西南大后方,而是南京近郊或安徽这样地理临近、有亲友可供投靠的地方。另一个困难是费用。抗战爆发之后,华北难民南下、上海难民西迁,交通资源十分吃紧。在这种状况下,内迁要么是重价求得船票车票(到后来受战事影响甚至一票难求),要么是完全依靠脚力,而无论哪种,长途跋涉都要求充足的经费,哪怕步行也需要负担吃住。据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老人回忆,自己的家庭就是平常间日子过得去、不愁吃穿,但没有多余的钱逃难,所以留在了南京。亲历淞沪抗战的阿垅在《南京血祭》里也写过一则故事,南京保卫战前夕,宪兵们奉命督促辖内区域的居民撤离南京,因为之后就要放火烧毁那一带的房屋(焦土抗战?),一个宪兵费尽唇舌,还是剩着几家死也不搬。其中一家,一个寡妇,指着屋里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问宪兵,我怎么搬?——说这些,是因为感觉我们有时对历史的细节存在一种宏观的、后验的想当然,似乎很多事情可以在振臂一呼后自行解决。但实际的细节比想象要曲折和复杂得多。底层民众需要在去留间抉择,而撤离,最可能的命运是流离失所。也许有人会说,“命都快没了,还怕什么无家可归”。可这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时点。还原到当时,在1937年11月的时候,日军占领北平天津时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杀。而上海也由于多种原因并未发生大屠杀,日军进军沿途的零散暴行无法准确、快速地传递到南京城内,同时外籍人士也成立了保护难民的国际安全区,这样一来,无力负担撤离的人选择留下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而我们也不应该以事后经验苛责于人。

  由上述种种可以知道,实际上在南京保卫战爆发前夕,有条件走又愿意走的差不多全都随政府撤离了(这就是为什么至12月初南京居民已经减少50万人),而留下的,有个别人是有条件走但不愿走的,这些人或是眷恋故土,或是奉命行事(比如被划拨给安全区的450名警察——他们后来被日军屠杀,成为遇难同胞的一部分),或是出于道义且人身安全有一定保障(比如留在金陵女大、协助管理女大难民营的程瑞芳女士,时任世界红卍字会(慈善组织)副会长的许传音博士),或是亲日派(大多有留日背景)。但这些情况在全部留守者中比例极少,真正的大多数,正是无处可去,又或者还在最后摇摆的普通人。而可以说,当这些人错过了11月的大撤离而留在南京,他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再往后,已经不存在政府是否通知撤离的问题,而是根本无路可逃了。

  叙述完这样的背景,后来的事情也就容易说清了。12月初日军抵达南京近郊,南京保卫战爆发,关于此役有很多资料可供参考,就不再赘述。只说一些和难民撤离相关的。当时日军从东、南方向进军,而南京城西北的下关可算唯一撤退方向,但又有长江阻隔,撤退的工具最主要就是渡船(印象中,下关火车站因为日军空袭和运兵等因素,对普通乘客已经停运,但一时找不到这段资料了。存疑)。时任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为表死守决心,在战中收缴渡船,而通往下关的出口挹江门也在因战时需要而被完全封堵,由督战的36师负责扼守。12月12日,南京外围的紫金山、雨花台防线已被攻破(国军在这两处的抵抗十分壮烈,仅说雨花台,6000守军伤亡殆尽,殉国军官包括两名旅长、三名团长和11名营长,连级以下不可计数),没有进入安全区又最终决定逃难的民众往下关方向聚集。12日傍晚,卫戍司令部决定让残余守军撤退,却又在下达撤退命令时犯了致命错误(我在另一个回答中提到一些,就不再在这里重复了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 - 顾嘉音的回答)。最终下关火车站有一列火车运走部分军民(没有查到为什么突然增发这班车),却在中途遭到日机轰炸,而江边无船可用,一些军民拆掉附近房屋的门板当竹筏、甚至用木桶、木板等工具,试图渡过入冬的长江,而冬天的江水又极冷,进入水中的人都冻得浑身乱颤,江面又有日本汽艇封锁,结果可想而知。没有强渡的军民一些在挹江门外被赶到的日军俘虏,而幸存的残兵和难民则退回市内,其中一些进入国际安全区求助。

  这就是目前所能想到的线索,希望能对题主有所帮助。其实最想说的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一点——我们不宜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俯瞰历史的细节,理解的前提是了解,而了解,不仅仅是要观察骨骼,很多时候,也是需要进入到那些血肉之中的。

  再补充一点资料,刚才翻到的,摘自约翰马吉牧师(时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给妻子的信,提及的事件根据上下文推断,应该发生在12月9日至12月13日(沦陷)之间:

  “码头上有数以千计的人,有些人在那儿等着过江已经几天了……前一天费吴生(乔治费奇,安全区副总干事)和我向代理警察局长建议,让他们设法遣送这些人过江。我很高兴地看到渡船在运送伤兵之后,开始送他们过江,但昨天我听说仍有约1500人在等着过江。”

  这可以辅证:

  其一,某答案所说因为唐生智信誓旦旦和南京共存亡、居民就放心地不逃走的,完全是想当然。

  其二,在南京陷落之前的几天,还有临时增开渡船运送伤兵和居民到对岸。但另一方面,船只的数量不够将所有人送走。

  其三,唐生智下令收缴渡船,很可能是发生在12月9日左右,而不是某答案里所说的“11月中旬后”。

  补充一点,兼回答 @书生 的设问:南京保卫战中销毁渡船、唐生智表示南京死守,这对保卫战之前底层居民决定留在南京有多大影响。

  其一,他说"11月中旬后,国民政府调动十数万大军保卫南京,切断了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并销毁一切民间的船只“这句话在对时间点的叙述上非常暧昧,有误导人的嫌疑。唐生智是11月20日才被委任为司令长官的,而南京政府宣布迁都也是在20日,之后还对尚未撤离的普通居民做过动员,由此可知,销毁渡船不可能发生在11月下旬以前,发生在11月底之前的可能性也很小(11月20日才宣布迁都动员撤离,几天之内就毁船?),而更有可能发生在南京保卫战初期(12月初以后)。看到有说销毁渡船是12月8日,日军占领南京外围阵地之后,从前面提到的马吉牧师的信件来看,这个事件点非常有可能。无论如何,说”11月中旬以后“是不准确的,很像是故意误导,给人以南京市民退路早就被断绝的错误印象。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其二,唐生智对新闻媒体表示的死守,是否能促使普通人在尚有逃难机会和逃难能力的时候决定留下。我觉得不妨先详细看看11月20日(宣布迁都)至12月初(开战前)这段时间,南京市内的普通人所能感知的状况: 日军地面部队步步紧逼,而空军已经转为进攻式空袭,空袭密度大大增加,不分昼夜,空袭警报在半夜也时常响起。而空袭不仅轰炸军用设施,民用设施被炸的报告并不鲜见,甚至南京中心地带的新街口都遭受过轰炸,当时全国顶尖的大华大戏院成了残桓断壁,而普通民众在空袭中遇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仅8月15日至9月30日,南京城乡就有192人在空袭中丧生,255人受伤,营房损毁545间,瓦房952间(”南京市城乡各区敌机空袭损伤统计表“),而这段时间空袭的强度还远小于11月(11月未有统计资料)。同时,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多为淞沪会战的残部,市民每天可见的,并不是光鲜的十万大军,而是疲敝之众、三成以上的新兵、下关火车站候车室里缺胳膊少腿的伤员,以及从上海和无锡、苏州等地涌来的难民。而市内为准备巷战,到处挖了壕沟、堆了沙袋,一些民房被烧毁和即将被烧毁(谢谢 @流浪暹罗 的指教),和被炸毁的房屋一样冒着黑烟。 更重要的是,数月以来不断有居民撤离南京,到11月中下旬达到高峰,一个留在南京的居民,他看得见中山北路到下关一线的拥堵,看得见道路两旁日益空旷的住房,看得见停工的厂矿和关门的商铺,看得见他的左邻右舍在搬迁或犹疑。——这些就是当时的普通人所面对的景象,他们对山雨欲来的感受是切肤的,比纸上谈兵的我们要真切得多。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有条件逃难的人,真的会仅仅是因为唐生智对新闻媒体放下的话(且不说当时还留守的普通人有多少有渠道收听广播、看报纸,也不说底层人民的识字率使得多少人有了报纸能看得懂)而认为南京城能守得住、并且因为认为能守得住而决定留下来?——我很怀疑。

  其三,一般认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统计口径,绝不仅限于南京城墙内的普通市民,还包括大量在南京沦陷后被俘虏和屠杀的士兵,以及大量南京城郊的居民和临时来此避难的难民(差点忘记说这一点,谢谢 @海藏 提醒)。如果说南京保卫战爆发后的一系列措施切断了南京市内普通人的最后退路,那么,城郊的居民和难民是并未受到这一影响的;同时,唐生智能否守得住南京城也并不决定城外居民的命运——但他们同样没有选择继续西迁,而是留在城郊躲避,我想,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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