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大军为何守不住南京？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7-04-17 10:56:08

　　南京保卫战注定是一场悲剧的战斗。

　　1937年11月，日军大本营全力支持方面军，集结军队主力，向南京追击。南京原本无险可守，国军众将领提出撤退保存实力、设南京为不设防区，然而最后却因为个人意气仓促决定战斗。

　　日军兵临沉下，战前修筑的国防战备工事几乎起不到御敌作用。战斗打响后，士兵英勇抗敌，将领却无守城决心。保卫战“稀里糊涂打了五天后”，蒋介石下令撤退，将领伺机仓皇逃命，全然不顾城内10万大军、30万黎民百姓生死。

　　南京大屠杀距今已78年，30万百姓丧生，这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直接后果。一系列问题不该被遗忘：南京保卫战缘何而起?民国首都为何会陷入如此危险境地?战前战备工事为什么破败不堪?

　　豪言壮语守南京

　　1937年11月，此时的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当时淞沪会战结束，国军七十万大军新败，伤亡惨重急需回后方休整。此时日军大兵压境，正虎视眈眈。

　　11月24日，日军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通过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预案：“当初给该军(指华中方面军)的任务是消灭上海附近之敌，并使该地从南京方面孤立出来……它的推进能力受到限制…….因此不可以考虑一举到达南京”。但是，方面军却不这样认为，日军攻战上海后，由于第10军并未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打击，伤亡甚微，于是决意向西突击，不愿遵守大本营、参谋本部所规定的作战地域，于同年11月15日决定“以军主力独立果断地向南京追击”。

　　这么一来，方面军就和大本营之间产生冲突，但是华中方面军在同大本营的交涉中坚持认为，“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为解决事变，攻占南京具有最大价值…….”如此一来，大本营也最终认可了方面军的计划，并且预告“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本部有坚强的决心攻占南京。”12月1日正式下达了“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大陆第8号命令”。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不得不说，日军对于形势的判断是很准确的。从军事角度而言，淞沪新败，国民政府无力守卫南京，攻占南京的确会变得相当容易。国民政府方面，一众将官们也看到了这个情况，在防卫和撤退上，他们大多都是倾向于后者，即撤退保存实力、设南京为不设防区。

　　十一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三次幕僚会议，其中国民政府第一作战厅厅长刘斐就提出，日军上海会战后的优势十分明显，可以水陆交通同时进攻，南京背水不利于防守，且江面会被日海军封锁，陆上也可能在芜湖方向被截断退路，南京处于立体包围之中，“守是守不住的”，并且淞沪新败，部队损失太大，“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南京决战”。

　　这番言论得到很多人同意，刘斐回忆说：“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我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当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亦表示同意。”李宗仁将军亦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战术上南京已成死地坐困孤城，且新败之军不堪用，南京必破，“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其余人如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也同意不守南京。

　　唐生智。

　　这时，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声色俱厉地斥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但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李宗仁回忆道：“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巡嚼齿流血之慨。”这番言论颇得蒋介石的赏识，唐生智在第三次会议上又说，“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于是，仓促之间，由于唐的一席豪言壮语，蒋介石同意了唐的观点，一场悲剧就此展开。

　　荒唐的备战

　　蒋介石下达了守备南京的决策后，即刻任命唐生智为南京防御战的司令官，罗卓英、刘兴任副司令长官，并组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颁定了首都卫戍部队的作战序列，包括了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88师)，第78军宋希濂部(第36师)以及首都警备军、教导总队等部队。当时制定的防守计划总体上是两线分布，即外围为从占领自京芜路大胜关开始到淳化、汤山、龙潭一线构筑弧形线性的前进阵地，另一方面主力部队占领守备复廓阵地，把原来的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闭锁式或半闭锁式的阵地，而这时国民政府已经迁往武汉。

　　侵入南京郊外的日军坦克车部队。

　　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的战备工事早在战前就已提上议程。战前国民政府在参谋本部城塞组的策划下，构筑了沿大胜关至淳化、龙潭一线的钢筋混凝土的永久工事。种类有轻重机枪掩体和观测所、指挥部、掩体部等等。淞沪会战爆发后，面对随时可以西进的兵锋，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开始构筑新的国防战备工事，除原有的阵地外，在雨花台、紫金山、幕府山一线修建预备阵地。不过，这些工事难堪大用，即使是面临国破家亡、大兵压境的前提下，这些国防工事的修建也掺杂水分。

　　从修筑工事的司令部编排上可以看出，对于如此重要的战备工事，国民政府有多不重视。就警备司令部而言，南京警备司令部辖区广大，有15个县市，但是编制极其简陋，司令下面只有一个参谋长，下属机构也只有一个参谋处。据当时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程奎朗回忆，警备司令部从事阵地编成及火力配置时，由于参谋处人员太少了，第一科加上科长就才3个人，于是没有派出必要参谋人员到现场普遍侦察，只由主管作战的参谋凭借地图在图上标定选址。

　　事实证明了如此修筑工事的恶果。根据程奎朗回忆：原来的永久国防战备工事根本不是按纵深配备以及侧射、斜射的火力网要求构筑的，工事位置不注意隐蔽，大都选在高山顶上和棱线部分，也没有一个阵地编成计划和要图，仅有工事位置图供参考。“因此在制定阵地编成计划时，除部分工事可以作为观测、指挥用外，许多工事都利用不上，需要重新选定位置，另行构筑。”

　　当时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朱昌对城防计划和方案并不关心，只是在忙些文书处理的事，对于防御计划并未提出有用的方案并且也不督促执行，而这个时候南京已经遭到日本军机轰炸。

　　后来情况越发紧急，司令谷正伦才慌了神，连忙把不尽职的参谋处长苏恂和撤职以杀鸡儆猴。不过据程奎朗回忆：当年十月下旬终于开始实地观测时发现“沿途只在天王寺附近看到江苏保安处派出的一个上校正在指导民工数百人挖散兵壕。看不见各县积极备战的情况”。

　　战备工事的问题，直到开战前夕依旧未得到解决。根据时任51师师长的王耀武回忆：七十四军下属的第51、58师在进入淳化——牛首山一线的国防工事时发现，有的用土埋着，有些机关枪掩体的门还锁着，开不开门，机关枪掩体的枪眼一般做得太大，不适用，极易被敌人发现目标。王耀武在回忆南京保卫战时也说：“要守南京城，必须守住城郊的要点，但是地区大，兵力单，难以形成纵深，易被突破。因此我也认为南京不易守住。”

　　血战：士兵用身体抵挡日军装甲部队

　　南京保卫战于1937年12月正式打响。

　　一开始日军攻势凌厉，12月7日，日军在炮兵及航空兵强大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外围的第一线主阵地带发动猛攻。当时南京卫戍司令部准备利用第66军一部从汤山向南、第41师一部由北向南以及第36师一部配属战车连向在大胡山一线的敌人实施合击，但是由于已经被打开突破口，日军后续部队到达，不仅三面合围的战术不能实现，第66军及41师分别在汤山和栖霞山的阵地反而遭到了猛烈攻击。

　　日军进攻南京东郊紫金山。

　　仅仅一天之后，即12月8日，南京外围第一线阵地经过惨烈的战斗后，各个主要防御段的工事已经几乎被日军炮兵和航空兵的重型火力摧毁殆尽，守军伤亡惨重。12日下午，日军占领汤山、淳化阵地，攻破镇江、芜湖一线，南京外围阵地全线崩溃，守军伤亡惨重，拿防守淳化的301团来说，连长阵亡9名，官兵伤亡1400余人，建制都被打残了，完全丧失战斗力。为了能坚持的久一点，南京方面开始命令外围部队撤退到复廓阵地一线，收缩兵力，重点防御南京城。

　　但是由于外围防线被突破太快，守军撤退仓促反应不及，缺乏交叉掩护和断后，日军抓住机会开始追击，死死咬住撤退部队。撤退部队前脚刚进入复廓阵地，日军的刺刀已在身后，以至于有些复廓阵地尚未占稳进行二次防御作战，即被日军突破。到了第9号的早晨，日军部分部队已经兵临城下，第9师团已在光华门外，第16师团也开到麒麟门一线。

　　日军炮兵炮轰光华门。

　　这个时候，日军总大将松井石根发布劝降信“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处于包围之中…….本司令官代表日军奉劝贵军，当和平开放南京城……”不过守城官兵对此劝降嗤之以鼻，依然坚持战斗。10日，日军开始集结大批兵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一线同时发动猛烈攻击。其中尤以光华门战斗最为惨烈，守城的官兵非常勇敢，用沙包堵好城墙缺口，用集束手榴弹压制敌人，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装甲部队，面对潜入城门洞射击死角的敌人，光华门官兵组织敢死队缒城而下，将敌人消灭。根据《唐生智、罗卓英等关于蒋军溃退南京三文电》中记载：“光华门自佳至真被敌军突破三次，先赖教导总队支持，继赖一五六师苦战，歼敌获城，幸告无恙。”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

　　将士前线拼杀 主帅争相逃命

　　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守城部队虽然英勇顽强但也伤亡惨重。南京城有热血奋战的士兵，当然也有萌生退意的将领。

　　远在武汉的蒋介石看到南京守卫战战况已经远不如淞沪会战，开战两三天，外围战线已全线崩溃，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

　　1937年12月12日，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在南京中华门外准备总攻。

　　唐生智在开战前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让交通司令部将渡河撤退用的船只全部没收，禁止任何部队和个人从下关渡江;并且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如果有渡江部队，他们可以制止甚至开枪。在这种情况下，撤退突围有如骑虎难下，日后还可能会被问责。

　　但是他稍一犹豫，情形已经再次恶化，日军攻势越发强悍，身为德械师的88师亦开始动摇。蒋介石此时再次发来电文称：“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周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14日夜开始撤退。遂于12日凌晨2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虽然参谋制定了撤退计划，基本精神是大部由正面突围，一部随司令部由下关渡江，但是情况已经不受控制，一些将领开始私自逃命。

　　这些贪生的将领中就有绰号“飞将军”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孙元良“飞将军”的绰号由来已久，不是因为他打仗勇猛如李广，而是逃跑如“飞毛腿”。北伐战争期间就曾临阵脱逃，蒋介石气得差点按革命军的连坐法枪毙他，淞沪会战中镇守闸北再次逃跑，留下800壮士孤军守仓库。

　　这一次南京保卫战中，飞将军本色再次彰显无疑。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88师262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36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队，独自逃跑，躲入南京外馆。在《拉贝日记》中，也找到了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孙云良不是孤例，同为德械师的87师亦是如此，官长不知所踪，留下士兵送命。八十七师261旅旅长陈颐鼎回忆道：“南京城的保卫战，糊里糊涂地打了五天。在这五天里，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没有人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有人向我们传达撤退的命令…….”

　　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随同卫戍司令部及第36师乘渡船先到江北。如第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其第2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36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3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日军第六师团冲破南京中华门防线。

　　唐生智自己一早就跑了，对于组织撤退，一点责任也没有尽到。不仅如此，为了照顾所谓的中央军嫡系，唐生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南京守军中的中央嫡系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加剧了撤退的混乱。

　　南京之后

　　日军进入南京以后，开始以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13日，第6师团枪杀了从水西门至下关途中俘虏的1500余人，第114师团刺杀了在雨花台俘虏的1354人;14日，第16师团在中华门外枪杀了在中华门内俘虏的1500余人;在此前后，国崎支队在浦口和江心洲枪杀了俘虏的3000余人;17日，山田支队竟在上元门以北江岸，将在幕府山及八卦洲一带俘虏的14777人分两个场所一次枪杀。

　　日军将被俘的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押赴郊外集体枪杀。

　　事后，唐生智和孙元良等人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还曾辩解：唐说自己并不是不知道南京不可以守卫，只是曾经被蒋介石谈话将了一军之后不得不勉为其难。“飞将军”孙元良则绝口不提当年当逃兵的旧事，在《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到了武汉。”

　　正如八十七师261旅旅长陈颐鼎所回忆的那样，这场战斗之后，唐生智等人去往后方赋闲，但是相关责任人却一个也没受到处罚，整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唐生智后在解放战争中投诚起义，荣膺革命的领导干部之列，那段“一苇渡江”的往事也再难被人们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