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进行的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既没有达到捍卫首都安全与尊严的目的,也没能收到阻滞、消耗日军的效果,而且自身兵力损失惨重,可谓一场完败。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军队为11.4万,与日军进攻兵力大致相当。就防御战而言,中国军队的兵力应该能够固守一阵的,为什么不仅守不住,而且还败的那么惨?
这场战役结局之惨痛,80年后依然令国人刻骨铭心。然而,我们不能把对南京的抗战记忆仅仅停留在日军的暴行上,痛定思痛之后,必须找出南京保卫战失败的真实原因。
国军在南京为何败的那么惨?
1作战目的不明确,统帅态度模糊不清
淞沪会战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就已经明白南京是守不住的,但谁都不想担负丢失首都的责任。在193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关于南京战守的决策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只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以后就主动撤退,持这种意见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另一种意见,主张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绝对固守的作战,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蒋介石。其实,蒋介石心里也明白南京守不住,但如果一枪不放、一仗不打就把首都拱手交给了日本,这是他所不愿见到的结果。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那些人都没有战略眼光,他希望通过固守南京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干预,甚至寄希望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同时,作为领袖,主张坚守南京能表现出坚决抗战的态度,能够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而且还能以此在国内国际提高个人威望。于是,蒋介石经过权衡利弊选择了后者。
有人认为,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的目的,是想以军队的牺牲换取世界的关注和同情,其实这是误解。请大家注意,守南京,蒋介石把他精心打造的、最精锐的德械师全都投进去了,试想一下:如果蒋介石是抱着“以牺牲换重视”的想法守南京,他舍得把血本都投进去吗?蒋介石之所以把精锐德械师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一是因为德械师在淞沪会战中有上佳表现,他信任这些部队;二是蒋介石认为德械师一定会在坚守南京中发挥中坚力量、有更大的作为,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即使退一步说,南京守不住,德械师起码也能在南京坚持一段时间,给国际社会打出个样子看看。实在不行了,就像淞沪会战那样把部队撤出来,这样他的宝贝德械师既能充分体现价值、又能完璧归赵。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是没有在南京长期坚守打算的。所以说,南京保卫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战役。
由此看来,蒋介石虽说明知南京守不住,也没有在南京长期坚守的打算,但他却希望留在南京的部队能给他多支撑些时日,从而为西方大国干予赢得时间。但这个想法只有蒋介石自己心里明白,就连他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都不清楚,因为唐生智提出的口号是“坚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这就绝不仅仅是个提法问题,而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作战决心。如果是只守一阵子就撤,那就要提前做好撤退的准备,因为那么多的参战部队,可不是说撤就能撤出来的,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方案和进行充分的行动与保障准备。而这一切,统帅与守城指挥官之间根本就没有沟通形成统一认识,更不要说进行相关部署与准备了。
在日军对南京采取分兵合围的态势下,蒋介石派遣十多万军队孤守南京,却又没有做好如何保证这些部队安全有序撤离的准备,只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南京守军也能像淞沪会战那样打不赢就撤下来,这显然是战略判断和指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京保卫战其实未战就已经先败了。
还要指出的是,蒋介石不仅在战前对南京守不守、怎么守的问题上态度不明确,甚至到了南京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在南京守军撤不撤、什么时候撤的问题上,他也表现得犹犹豫豫、举棋不定。12月11日,蒋介石已经明示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作为统帅,在是战是撤、决定命运的紧要关头,发布如此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指令,岂不是让下级无所适从?
实际上,经过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损失很大,蒋介石经过百般拼凑,投入南京的兵力仅有13个师以及宪兵部队三个团,共11.4万人,这其中还有约3万人是刚刚补充的新兵,这些新兵未经训练,仓促上阵,官兵间甚至还没认识,根本就没有战斗力。而且,多数部队是刚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官兵很疲惫,士气也很低落,可以说已经重伤了元气,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来势汹汹的日本虎狼之师?
2识人不准,用将严重失当
一支军队能否取得胜利,指挥官的作用十分重要。从南京保卫战的结果看,之所以出现南京城在短时间就守不住和撤退时“兵败如山倒”、部队严重失控的局面,与指挥官唐生智能力不够有着重要关系。
当抗战爆发时,作为曾经反蒋派的唐生智已经被剥夺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只在国民政府内担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等闲职。从唐生智的反蒋经历和当时地位来看,他被任命为以蒋介石嫡系德械部队为骨干组成的南京卫戍部队的司令长官,明显是不合常理的。
蒋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宣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开始着手组建该司令部。此后蒋介石自己也留在南京,实际指挥南京保卫战,直到12月7日清晨离开南京。由此可见,开始蒋介石并没有给予唐生智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实权。在南京期间,由于蒋介石的亲自坐镇,南京卫戍司令部尚能统一指挥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当蒋介石12月7日离开南京后,才把南京的最高指挥权正式移交给了唐生智。由于唐生智已经长期不带兵了,对己,他对各部队情况不了解,在中高级指挥官中没有权威;对敌,他没有参与过淞沪会战等对日作战指挥,对日军的情况也是两眼一抺黑。虽然唐生智上任之初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但无奈志大才疏,从他实际执掌南京帅印算起,到12月11日,短短5天时间就露出败像、坚守不住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12月5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守城部队进入第二道"复廓阵地"。9日,日军向南京城墙发起攻击,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日军突破。当日,松井石根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唐生智不予理睬,这倒表现得挺有骨气。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发动总攻。次日,唐生智就挺不住了,下达部队全面撤退命令。
在后来的南京卫戍部队战斗详报中,特别提到南京保卫战的指挥体制,认为:各指挥官不重视上级的命令、各部队首长之间缺乏相互信赖和协调的精神。而之所以如此指挥混乱的局面,则与唐生智及其司令部权力微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南京保卫战,蒋介石任用手下任何一个上将可能都比唐生智强,可他偏偏就选了一个最劣项。有人认为,蒋介石用唐生智是为了给丢失南京的责任找一个“替罪羊”,恰恰因为唐生智比较“二”敢冒这个头,所以蒋介石就用了他。但从事后结果来看,尽管唐生智把南京保卫战打出了最差结局,如果蒋介石真想收拾唐生智,这是最好的理由,但蒋介石并没有对唐军法从事,这说明蒋介石要的是唐生智的听话,而不是准备拿他来“祭旗”的。实际上,在南京保卫战初期,是蒋介石在亲自指挥,但工于心计的蒋介石需要一个出了问题能做“挡箭牌”的人,恰好唐生智这个时候也希望通过挺身而出达到重掌军权的目的,于是蒋介石就把与他有宿怨的唐生智推到了这个“挡箭牌”的位置上了。这段历史,据国防部作战厅长刘斐在《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中回忆:“委员长的研究结果,令统帅部的将领们面面相觑,会场上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没人愿意临危受命,主动去接守城这个烫手的帅印,既然唐生智这样强烈主战,就让唐将军自己去勇担重任吧。”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清楚蒋介石的用将目的了:他选择唐生智,是因为作为统帅在决心已定的情况下,只有唐生智站出来支持他,这样,蒋介石就以任用唐生智对其给予的支持做了回报。不过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唐生智把这仗打得糟得不能再糟了。尤其是撤退时的无组织和混乱,致使超过四成的参战官兵被俘并惨遭日军屠戮,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此灾难性的后果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个说法叫做:“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蒋介石恰恰就遇到了“猪一样的队友”。所以我认为,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水平确实挺高,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包括用人能力实在不咋地。
3用兵不得法,指挥水平低下
指挥打仗是一门军事艺术,能够充分体现将帅的军事才能和谋略水平。但在抗战初期,国军决策层和高级将领的指挥水平实在太露怯了,在作战指挥上毫无可圈可点之处,更无指挥艺术可言,真给兵圣和东方谋略的后人丢人!而在南京保卫战中,这种指挥失误又达到了极致!
整个南京保卫战,都是一味的依托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固守,战术极为呆板。南京守军本来战斗力和火力、兵力都不足,却又想面面俱到,把本来不多的兵力部署了两道战役防御地带:外围阵地在“四山”一线;复廓阵地的外廓阵地在幕府山、乌龙山、栖霞山、紫金山、雨花台、牛首山一线,内廓阵地即南京的明城墙。开始,外围阵地部署了3个军,复廓阵地部署了1个军。虽然后来对这个部署又做了弥补,但由于防御正面太宽,实际兵力过少,结果是处处设防却处处薄弱,相互间隙很大,使得日军可以轻易实施迂回、穿插、渗透。孙子说的“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指的就是这种用兵试图面面俱到的现象。
孙子强调:“兵者,诡道也。”打仗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南京保卫战如此呆板的指挥,毫无智谋运用和兵法体现,所以败的一点都不奇怪。
4撤退与疏散毫无章法,并误导了南京军民
当战事进展到12月11日时,眼见南京败局已定,为避免守军被日军围歼,蒋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要求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考虑到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责任难负,因而提出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令其可相机撤退。但是,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已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被迫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民众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开始军心动摇。唐生智遂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唐生智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
由于撤退计划是仓促拟就的,没有经过参谋作业,所以很不严谨、漏洞百出。导致南京守军在撤退中毫无组织与章法,争相夺路,自相践踏,混乱不堪,国军在南京的抵抗就此瓦解。事实上,12月12日,日军不但没有攻进城,甚至还没能控制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区。可谓“守而不死,不守而死;战而不决,不战而绝。”如此悲惨的结局,除却日军方面的因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混乱而荒唐的撤退。
从组织军队撤退来看。由于撤退时间紧迫、渡江船只又已经被收缴了,原定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其余各部应设法从正面突围。但在书面命令下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撤退命令的严肃性,也为部队不执行命令提供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教导总队一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由此可见,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在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由于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各部队联络不畅,秩序混乱,指挥系统瓦解,从而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按计划撤退而滞留南京。
对于南京一旦陷落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卫戍司令部也未认真考虑筹划。唐生智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并且在挹江门部署兵力阻止参战部队擅自向长江边撤退,还收缴渡江船只。按照他的说法,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形成了,而“后生”却成了泡影。由于缺少船只,本来几艘小火轮和民用船保障部队渡江就很吃紧,结果等待渡江的部队平白又增加了5个师,那几艘船根本就保障不过来。使得这次撤退基本上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场雪崩式的大溃退:军民争相逃命,自相践踏,场面完全失控,包括教导总队1旅2团上校团长谢承瑞在内,仅在挹江门被踩死的人就多达3、4层。由于指挥上的失误,造成了南京失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多达5万人,全部被日军残忍屠杀了。虽说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突围与撤退时的严重混乱及其损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从疏散民众方面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并配合相关的举措和宣传,这些都给南京民众留下了国民政府要坚守南京的误导。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此后,官方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但是,在坚守南京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节节进攻,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国民政府却没有制定详细的计划。因为在南京失陷前,国民政府各机关都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未重视。统帅的高调表态和媒体的宣传,使得南京市民无法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他们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城陷后的物质和心理准备,因而滞留在南京的市民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难民拥入城里的国际安全区,由于国民政府对国际安全区的重视支持不够,使得对难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5长官责任心差,撤退时率先逃跑
记得作家方军在《我眼中的鬼子兵》一书中写到,一个老日本兵说,国民党的军官一旦打败了就自己先跑,对此这个老鬼子都感到不屑。国民党的军官确实如这个老鬼子所说,有打了败仗丢下部队先逃跑的弊病,这在南京保卫战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12月12日下午17点,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会议,向守军将领们下达了撤退命令。他本人于当日傍晚,乘坐为他保留的小汽艇北渡长江而走。这种下了命令却不加以督促的做法,你想能有好的结果吗?然而唐生智才不管这些呢,开完会他自己就先过江了。
上行下效,不少国军将领本来就没有坚守南京的决心,一听上峰有令可以撤退了,此时恨不得插翅飞走,所以这些军、师长们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限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马上自行部署部队撤退。第2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本应最后撤退,但军团司令徐源泉于12日下午即率其第41师和第48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渡至江北,而后经安徽去江西。乌龙山要塞部队在徐源泉部撤走后,也于当晚毁炮撤到江北。有的将领甚至连部队都不回,只向所属部队打个电话通知撤退自己就先跑了。最可恨的是,有的高级将领在开完会后根本就没有通知部队,自己就悄悄逃走了。第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散会后连指挥所都没回,他们在12日逃走时,城外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接到撤退通知,当日傍晚第261旅发现城墙没人防守了才明白过来。第103师618团团长万式炯一直战至13日中午,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听说日军坦克已经到了长官部门口,才知道长官们已经都撤了。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事宜,自己就先去下关了;其第2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36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3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自己先从下关跑了。
由此可见,这些国军将领缺乏对国家、对部队、对百姓的责任感,危难时刻只想着自己如何逃命,根本就不管士兵和百姓们的死活。唐生智和高级将领们的率先逃跑引起了南京守军的哗然。孙子在论述为战之道时说:“上下同欲者,胜。”意思是一国之主或统帅与士兵、百姓们心往一处想的,就能够取得战争胜利。然而,当统帅和士兵们心不往一处想时,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在南京保卫战之初,唐生智言之凿凿地号召将士们准备战死到最后一个人守卫“总理寝陵”,如今当官的都率先逃走了,谁还会傻乎乎的继续拼死抵抗?士兵们都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这很快引发了南京守军精神和战斗意志的大崩溃。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丧失了战斗精神的部队,立刻成为失去了控制和组织的一盘散沙,白天还在与日军英勇血战的数万守军,晚上就纷纷扔掉枪支,各自设法逃命,有些人还脱下军装,混到老百姓中。大量士兵蜂拥逃向南京江边的唯一出口挹江门,试图从中山码头北渡长江。
12月13日一早,日军意外地发现昨天还在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忽然全部撤走,遂轻易地冲进南京城内。下午2点左右,日军先头部队到达挹江门,发现挹江门外有成千上万的逃兵和难民拥挤在江边试图渡江,于是开火扫射,当即造成血案。在城内搜索过程中,日军发现城内到处都有中国士兵扔下的军装和武器,认定有大量的中国军人化装潜入“安全区”,于是开始对“安全区”进行大搜捕,抓捕疑似“逃兵”后处死。
据统计,国军从南京突围出来的人数是32144人。也就是说,按11.4万国军参加南京保卫战计算,除去战死的2万人外,约有5万多国军在南京被俘并惨遭日军屠杀。
经历了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恣意大屠杀后,德国驻华官员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写道:“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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