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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之辨识
来源:360图书馆   2018-08-22 17:24:45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我死难同胞30万人,是千真万确的。南京抗战前有105万人,淞沪会战开打后,南京逐渐疏散人口,总数约50万,南京剩余人口50多万,大多是老弱病残或过于贫穷无法逃难的人。10万多守军,除战死和撤离的3-4万,在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有6-7万俘虏被杀。我死难同胞相对集中的殉难地在南京大约有20多处,大多集中在城西、城北与长江之间,如江东门、清凉山、下关、草鞋峡、燕子矶、太平门外。这一地带沿江从江东门到燕子矶,长约10多公里,宽仅1-3公里。30万人集中在如此狭长的地带内的20多处被屠杀,是有它的原因的。一是南京城首先被破的是城南的中华门、城东南的光华门和城东的中山门。逃难的老百姓和被打散的部队都涌向“后方”的城西、城北,前路又被从西面和北面绕过南京城外的长江所阻挡,所以都涌入城西、城北与长江相夹的狭长地带。难民和散兵相互裹挟,人员密集,轻而易举就形成了易于屠杀的目标。二是日军攻破南京城后,基本未遇到有组织的街巷抵抗,即快速通过城区推进至城西、城北,将失去抵抗能力的军民压缩至江边狭长地带。如此密集的乌合之众,是无法反抗的。有说“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俘虏去屠场”,这种场面可能性并不大。笔者没有查到第一手资料,即使有幸存者口述,在当时面对屠杀混乱慌恐的情况下,能准确地辨识敌我的数量吗?笔者只能作如下判断。

  一是进攻南京方向的日军有20万,而守城官兵为10万稍多,当日军把溃军压缩到江边狭长地带,日军追至江边的主力部队应近10万人,而溃逃至江边的守军,有小部分凭借各种渡江船只和就便器材渡江,过江和淹亡在江中的应不少于2-3万。其中,徐源泉第2军团近万人,俞济时第74军5000余人,宋希濂第78军近万人,都是成建制过江的。估计进入狭长地带的日军近10万,而束手就擒的守军6-7万。在敌我10:6或10:7的对比下,不可能出现日军押解兵与俘虏1:700的比例。在屠杀现场的狭长地带,日军也是密集的,与我被屠杀的难民、散兵的比例大约为1:3,即10万:30万。

  二是狭长江边即屠杀现场,不需要把大队俘虏长距离押运集中到江边。破城之后明城墙守军听令或自行撤退,在城区街巷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城内战事的过程,就是守军无序溃逃,日军快速推进,基本没有出现双方攻守的作战行动,也就不会出现大量的战俘。日本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王在破城之时下达了“将战俘全部处置(杀害)”的命令,日军在追击过程中如遇到少量守军也只会立即击毙,而不会俘虏。

  三是被俘的中国军人按国际法,认为只要放下武器、放弃抵抗,就成为战俘,而不杀害战俘是国际上通行的战争法则。战俘对日军的凶残没有预见,当被押解去往屠杀现场,会以为是去战俘集中地。没有生死之忧,拼死抵抗或逃跑没有意义。据有关资料,往往是几十人、几百人一队的战俘被押往屠场,上千人的战俘队就不多见了。只有从幕府山上被“劝降”骗下来当俘虏的有上万人,但幕府山与江边零距离,下来即等死。这些战俘等发现即将被杀害,想反抗或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束手待毙。据不确切资料,屠杀中有反抗行为,一队日军押解兵中被击毙军官1人,士兵8人,并非“毫无一人反抗”。

  综上所述,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血性是不是不足呢?笔者认为,在部分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血性十足的英雄形象面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兵可以用“血性不足”来评价。由于血性的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部队作战企图心不旺盛,主动歼敌的观念不清晰,抵抗到底的意志不坚决,作战行动被动迟缓,经受不住重大伤亡的压力,不能承受被包围、后路被截的后果,经常出现一点被破、全线动摇,甚至全线溃退的局面。笔者在下面分析原因。

  1.整个中华民族尚未完全觉醒,大多数国民和军人浑浑噩噩

  当西方各国从十七世纪纷纷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还是延续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统治,统治者只对血缘、家族和姓氏负责,并不对中华民族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清末统治者慈禧曾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土地、钱财可以送给列强,讨“与国之欢心”,而不救济国民,任凭百姓自生自灭,穷困潦倒。在这样的体制下,国家即朝廷,怎么让老百姓爱国即爱朝廷呢?国家是朝廷的国家,皇帝的国家,是皇帝的“家天下”,与老百姓无关。国家打败了,就是朝廷打败了,割朝廷的地,赔皇帝的款。谁做皇帝,包括外族、外国人当皇帝,比如元朝蒙古人、清朝满人做当朝皇帝,汉人的反抗,特别是老百姓的反抗又持续了多久呢?整个中华民族尚未觉醒,正如孙中山所说:“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中国近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全部打败,割地赔款,朝廷腐败,民族沉沦,整个民族尚在昏睡中,尚未体会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时中国军队的前身都是新军阀部队,并未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根本不是近现代的国家化军队。军队是各系军阀起家的资本,也只对军阀负责,何曾对国家负责过?军官们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士兵们是“当兵吃粮”,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如何对抗日本近现代国家军队?蒋介石在总结豫湘桂会战严重失败的教训时说:“部队里面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薛岳也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有的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在敌人攻击时尚在掩体中赌博。”在这样的国情下和军情下,能指望南京保卫战打出什么结果?中国人和中国军队彼时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大多数人似醒未醒,昏昏噩噩。只有经过多次的失败和胜利的长期抗战,才能逐步唤起民族的血性。

  2.“亡国论”、“失败论”的阴影,笼罩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

  “七·七”卢沟桥全面抗战以来,全国战场正处于战略防御(战略退却)阶段。日军侵占华北,忻口(太原)会战失败,淞沪会战失败,正面战场节节后退,华北战场甚至形成溃败。国民党正面战场稳定不住战线,共产党敌后战场尚未开辟,抗战形势一片低迷。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甚嚣尘上,“亡国论”、“失败论”的阴影笼罩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有相当一部分高官和社会精英当时是十分悲观的。他们中有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宣传部长王世杰,外交部长、国联中国代表顾维钧,新文化运动领袖、驻美大使胡适,军政部长、第四战区司令何应钦,军委会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军委会副秘书长、号称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演讲稿,其中“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之责任”的著名号召,就出自于陈布雷之手。这些人忧国忧民,本质上是爱国的,但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看不到中国的出路,看不到胜利的前景。特别是汪精卫集团,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认为日本不可战胜,对抗日悲观失望,认为中国国力、工业化程度、武器装备都不如人,提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说“日本感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经感到痛了,等到日本感到痛的时候,中国已因痛而死了”。这种失败思维和论调,在国民党内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些人反衬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毛泽东在10个月后的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横空出世,一扫失败的阴霾,指明了抗战胜利的方向。

  “失败论”反映到南京的坚守上,体现在南京守军最高指挥官——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的确定上。战前,在南京守与不守、守多长时间,国民政府军委会召开了多次会议研商。最后蒋介石决定,作一至数月的坚守。蒋作“短时坚守”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一是蒋对“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的政治干预还抱有期望,当时公约国正在布鲁塞尔开会,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中日间调停;二是南京是首都,是国父孙中山陵寝所在,如不加以一定的守卫而直接放弃,有辱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三是符合“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对日军逐渐消耗,把日军主要战略进攻方向由华北引向华东,与日军打持久消耗战。军委会高层都参加了这些国防会议,对蒋介石的“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思想是认可的,对短时防卫南京的构想也是理解的。但当蒋介石在会上询问谁当南京卫戍长官部司令时,全场却鸦雀无声,高官们面面相觑,没有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这一重任。此时,只有训练总监部总监、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站了出来,临危受命,担任了司令长官。

  其实唐生智是最不合适当司令长官的。一是新军阀混战后,唐因在战争中反蒋,早就被剥夺了兵权,长期赋闲在家,并不在指挥岗位上。二是唐是湘军(湖南军阀)身份,而参加作战的主要是中央军、粤军、川军、东北军等部队,唐与这些部队没有渊源,唐即不是他们的“老长官”,他们也不是唐的“老部下”,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指挥、调动不了部队。三是唐本人领军打仗的本领有限。在南京保卫战中,战役战斗的准备、组织和实施,疏漏之处比比皆是,加之司令长官部由军委会执行部变身,人手不够,只好东拼西凑,辅佐唐的能力极弱,基本是个秘书班子,而不是作战班子。这些都加快了失败的进程。笔者认为适宜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应是中央军系统的人,如何应钦、陈诚、张治中等人,因为南京保卫战的主力是中央军部队。可惜这些人在会上踊跃发言,而需要站出来承担重任时,都不作声了。

  3.国民党军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部队战斗精神没有被充分激发

  国民党组建和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一路长歌猛进,摧枯拉朽,军阀部队节节败退,甚至溃不成军,靠的是什么?是军队官兵高昂的斗志和沿途老百姓簟食壶浆,热烈拥戴。这些都是靠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去完成的。而当时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军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是参加北伐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者,对军队作了充分发动。特别是共产党取得实际指挥权的部队,如叶挺指挥的独立团更是无坚不摧。在共产党员占有很大成份,共产党员取得部分领导权的部队比其他部队打得更好。在地方上,共产党各级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北伐军部队的侦查情报、交通保障、后勤供应和伤病员运送,很大一部分靠的是当地老百姓。老百姓高涨的拥军热情也感染了军队,战斗精神得到了很大提升。可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宁汉合流”,共产党被镇压,蓬蓬勃勃的大革命转入低潮。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说国民党军队还有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全是凭长官意志。长官人品好,素质高,意志坚决,能服众,所带的部队战斗力相对就高,可这样的长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见的。相当一部分长官素质不高,人品不好,靠裙带关系上位,作威作福,官兵关系紧张,怎么可能带好部队呢?

  川军郭勋祺第144师泗安、广德防守的失败,就是由于该师团长徐元勋贪生怕死,在关键时刻不敢坚守正面阵地,不听上级命令,把部队撤到侧面山上,让出大道,使日军长驱直入,动摇了整个防线。据时任该师参谋长林华均回忆:“郭(勋祺)已负伤,前线紧急,又闻徐团不服唐明昭旅长指挥,要撤走,我也很着急。”“唐明昭到了宣城,因闻徐团已先经宣城到了宁国(宁国在宣城以西,徐团已撤逃到旅部前面去了——著者注),唐要去找徐团,我便派师部参谋林文龙与唐一齐追去。唐、林到了宁国,不见徐团,唐心里着急,拿出手枪欲自杀,幸被林抢下未遂。而徐团却已早到了太平(太平在宁国以西——著者注)。关于徐不听命令擅自撤逃,据说还枪毙了一个讲怪话的排长,我都向范子英(时任军长)谈过,但范不理。在郭升军长后,我又向郭谈了。郭认为徐作战既不勇敢,又这样跋扈,应当处分,即将徐的情况向唐总部报告(即唐式遵,这时已调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著者注)。但唐也未处分徐,仅把徐调第21军仍任团长,以后且升旅长。这只是因为唐总司令与徐的父亲有关系”。

  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活动很不活跃。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革命军内撤销了党代表和政治机构。后又逐步恢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团指导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只听说过县党部、市党部、省党部,何曾听说过团党部、师党部和军党部?其实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内是有国民党党部的,对基层官兵还要求集体入党。反正大家都是党员,党员也没有荣誉感,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国民党党务系统由“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控制,军权则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国民党系统很难干预军队事务。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政工、党工、特工“三位一体”,政治工作者地位及其低下。抗战时军委会用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人士组建了政治部第三厅——政治工作厅,郭沫若任厅长,主要做民众的宣传工作,对军队内部是插不上手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反省失败的原因,认为军队中政治工作薄弱是战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于是开始重视政战系统,从上到下都有政工机构和政工干部,如政战官、辅导长,但没有指挥权。对“唤醒国军沉睡的灵魂”,使撤台国军稳定军心、重建信心、凝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4.守撤不定,军心大乱,撤退变溃逃

  唐生智对军委会和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明确“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总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以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坚壁清野,清理撤退通道,修筑街垒工事,设置路障、雷场,把便于构成有利防御态势的城区街巷,作为步步后撤的依托。唐在宏观层面采取的是长期坚守、死守的措施,决心破釜沉舟,誓与南京共存亡。但在微观层面没有抓好落实,具体防御措施远不足以支撑“与南京共存亡”。他要求交通部长愈鹏飞将下关至浦口原有的两艘大型渡轮撤往武汉,把其余大小船只开往江北浦口,明令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通知驻守挹江门(离江边最近的门,交通要道)的宋希廉第36师和驻浦口的胡宗南第1军,凡从城内经挹江门去江边和渡江去北岸的部队和军人都要制止,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这也是大量军民拥堵江边,遭日军俘虏和射杀的重要原因。

  1937年12月6日日军从城区外围到12月13日攻下南京的六七天里,蒋介石多次电唐生智,就撤退和坚守问题举棋不定,唐生智亦不根据战况,果断做出切合实际的决定。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师以上指挥官开会,根据蒋介石旨意,还想坚守几天,但看到各级指挥官已无斗志,遂宣布了蒋介石11日发来的“择机撤退”的电报,才部署撤退行动。在部署完行动计划以后,唐又考虑到第87、88师和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惟恐按指定路线正面突围损失太大,会受蒋责备,于是违背书面命令要求,口头指示他们也可渡江北撤,这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第88师防守的雨花台失守后,日军直接冲击中华门几个回合后,防守中华门的孙元良第88师余部动摇,孙元良未经允许率部撤守,沿纵贯南京南北的中华路、中山路、中山北路向下关撤退,被宋希廉的第36师阻于中山北路,又率部返回中华门。中华门城破之时,孙又率部沿原线溃逃,整个城垣防御全线瓦解,撤退变为溃逃。原成建制部队从城防撤下后,在撤退过程中被撤离军民人流裹挟,建制被打散,形成“兵败如山倒”,甚至“树倒猢狲散”的不堪局面,任是谁也组织不起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了。

  有论“为什么不组织反抗?”实际上是有部分官兵想组织反击或有组织撤退的。据时任教导总队第1旅2团2营13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回忆撤逃这段:“这时,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在人群中大声疾呼:‘弟兄们,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拼了吧!’接着有人高呼:‘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绝不能当鬼子的俘虏,拼吧!前进!’我们和不少人都跟着前进了,但我们却无法接近敌人。敌人的火力已经严密封锁了道路,猛烈的机关枪不断扫射,很多人都牺牲了,我身边也只剩下了四个人。”在江阴要塞英勇作战、时任第103师618团团长的万式炯回忆:“在部队溃退到下关时,身边只剩吴凯1人,前有长江阻挡,后有追兵迫近,我喊:‘弟兄们,我叫万式炯,是103师团长,我愿意带大家冲出去!但要组织好队伍’。大家齐声说:‘好,好!’我把人分成两队,一队我带,一队吴凯带,逐屋巷战,始获小胜。(这里也有巷战——著者注)。转眼间,敌人来了三个反击,枪林弹雨,这伙人如同惊弓之鸟,四处散去,我反而被甩在最后。这时有7个敌人端着枪朝我逼来,幸我从小习武,还有两招,一番搏斗,打死4人,另3个跑走了,我趁机逃去”。万式炯的讲述,至少表明“血性”的迸发是有条件的,前提是有血性充盈的人,其次是有血性迸发的条件,有如困兽犹斗。在溃散的乌合之众中,即使是有血性之人,也发挥不出来,只能随波逐流。如教导总队第1旅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最艰难的时刻,亲自带领敢死队,与抢入城内的日军血战,又率敢死队出击,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铁血气概。但他在溃逃中通过挹江门时,不幸被乱兵踩死。血性乎?胆怯乎?

  还有两个感人的故事。据严开运回忆12月12日下午的情况:“从一线回来的防坦克连连长颜希儒,专门到我的掩蔽部作了一次仓促联系。他一见我,很激动地问:‘有酒没有?拿来给我喝!’我递过酒瓶,他一饮而尽,接着他说:‘第一线够吃紧的,稳不稳得住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我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发出一声冷笑:‘还有计划吗?’我不了解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便反问:‘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不管怎么撤退,我都不走了!’他从腰部取出两颗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够本了吧!’当时我只认为他一时处于激愤,因此劝他:‘有命令撤退的话,还是照命令办吧。’讲完他就回一线阵地去了。后来听他连里一个排长讲,那天黄昏连里接到撤退命令,颜连长组织连队撤退后,自己却带着两个战士留下来检查阵地,再也没有回来。想起他与我讲的话,一定是与敌人拼到底了。”

  还有时任装甲兵团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的刘树芃,回忆战车连撤到长江边、全连弃车登船时的情景:“人员已全部上船,正要开船的时候,有两个驾驶兵和两个坦克兵对我说:‘我们4人决定留在这里打日本鬼子。’我说:‘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去浦镇后方。’‘不,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应该打了再说。’驾驶兵坚持说。那两位坦克兵也说:‘我们战车上还有武器,与其破坏,不如和日本鬼子干一场。’我说:‘你们排长呢?你去请示你们排长,我不能做主。’两个司机不耐烦了,说:‘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我急忙说:‘好吧,你们选好武器,带足弹药,主要任务是尽快破坏车辆。’并告知军需上士发给每人10天伙食费。他们接了钱,带上两支驳壳枪,跳下船,消失在黑幕中。”在大队人马撤守溃退中,像颜希儒连长和战车连4个战士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官兵还是有不少的。可惜他们在当时必死无疑的形势下只能战死疆场,哪还有机会通过回忆录记述与敌血拼的壮烈情景呢!

  笔者认为“血性”是庄严神圣的,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勇于献身的壮举,我们对“血性”要足够敬畏。论述“血性”,决不可落入清谈,坐而论道。南京保卫战是失败了,但据华东师大历史系洪小夏教授根据日本方面资料统计,日军从上海出发向南京攻击前进的一个月内,日军伤亡约26000人;围城6天,日军伤亡约8000人(另有资料说击毙约4000人——著者注),就歼敌人数与敌我力量2:1之比,南京保卫战比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消灭的日军都要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军有36位(含战后追认的),其中有前文没有提及的在江边阻击敌人追击,战死仍有半截身子立在水中的宪兵司令兼城防司令萧山令;有在中华门至水西门城墙指挥作战身中3弹不下火线,战前留下给妻儿遗书“你等着领我的抚恤金,赡养家小”的第259旅旅长易安华;有身先士卒,挥动手枪走在士兵前面边走边喊“跟我来,不要做衰仔!”中弹殉国的粤军第66军159师副师长罗策群。

  由于上面表述的种种原因,防御部队的全线撤退演变成全面的溃逃。在溃败中有高中级指挥官丢下部队先撤的,有广大官兵在建制被打乱失去指挥,放弃有组织的抵抗溃散成乌合之众,被日军成群屠杀。他们是“血性”不足。但在这绝望的抗争中,仍然有血性贲张的中华男儿。他们是无数主动反抗的中下层官兵,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充满血性的中国人。我们再议论南京保卫战的“血性”问题时,请尊敬他们的名字,不要让一句“血性缺失”玷污了他们的英雄壮举。对他们,我们只有仰视!

  5.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和官兵素质,难以系托和激发血性

  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打败北洋军阀以后,很少再有正义之战了,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蒋冯阎大战、蒋桂大战等新军阀混战。各省、地区军阀内部为了独占所在地区,也打得不亦乐乎,如四川军阀,桂系军阀,粤系军阀,湘系军阀。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也是尔虞我诈,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但他们在消灭红军的大目标上很是一致,从对井冈山红军的几次“会剿”,到对各红军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再到对各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围追堵截,哪一次作战具有正义性?在这些战争中,形成各系新军阀,如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冯玉祥,川军刘湘,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湘军程潜、唐生智,粤军李济深、陈济棠,黔军王家烈,晋军阎锡山,滇军龙云,甘青“二马”,新疆盛世才。。当然最大的军阀是名为正统的蒋介石及其中央军。这些军阀代表了中国大地主阶级、官僚买办和各帝国主义的势力,他们的军队自然就成了附庸和打手,不仅与别的军阀打,而且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在这样性质的军队当兵,基层官兵有什么荣誉感和责任担当呢?也就是说扛枪吃饭,只是普通老百姓的一条活路罢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阶级矛盾为主转化为民族矛盾为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各军阀主动或被迫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听命于蒋的指挥。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但军队的性质一下很难改变过来,上下实行的仍然是旧军队那一套,腐败贪污、裙带关系、克扣军饷、为官不仁在军内盛行,屡见不怪。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仍很紧张。各派系军队之间以邻为壑,互相倾轧,见死不救,没有多大改观。总之,这样性质的军队在顺境中打仗,遇到弱敌还能对付得过去;但要在逆境中打仗,遇到日军这样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很难打赢的。

  国民党军人的素质普遍也是很低下的。政治素质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再来看军事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举中央军为例。除极少数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骨干,经过多次战争的锻炼,军事素质还不错,但在淞沪会战中被打伤元气,这些骨干伤亡很大。如第88师11000人撤到南京只剩了4000人。及至南京保卫战时,中央军补充了大量新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甚至有的二分之一。这些新兵连枪栓都不会拉,还有一些地痞流氓小混混也被征召,招进来的是负能量。再就是就近抓壮丁,在逃难的人群中抓丁。在南京保卫战结束时,有日军士兵日记中记载:“中国军队里有十四五岁的孩子和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这不完全是凑数的吗?川军在出川时,征召了相当一部分新兵,在出川的船上和路途中,才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如何装弹、瞄准、击发,如何扔手榴弹。川军的装备最差,汉阳造和老套筒还不能人手一支,有的兵就掛两颗手榴弹,叫“徒手兵”。川军不得已,甚至在山西还抢了阎锡山的军火库。国民党军队基层官兵的军事素质,由于技术战术训练严重不足,普遍很低下。各级军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走私,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战斗动作生疏,战斗作风稀松,战场纪律废弛。中国士兵由于刺杀训练不足,四五个都拼不过一个日本兵。

  基层官兵的身体素质也堪忧。一些部队由于常年吃不饱饭,瘦得皮包骨头,处于半饥饿状态,不仅难以负重,连长距离行军也承受不了,常有士兵逃亡。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粮饷,军粮军盐掺假,军服不能按时发放,缺乏药品更是常见。

  士兵的文化素质也极低。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的几乎是百分之百。在抗战中期,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正在军中担任排长,他认为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则各由各部队看管,也说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示人多。”与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又严格训练的日军士兵相比,不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反省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时说:“关于战事,制胜条件不太够,因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是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

  高中级指挥官的“风气”太坏,则是致命的。平时经商敛财,甚至武装走私,钻营投机,结党营私,战时必然惜命,动摇软弱,临阵脱逃,而且少受责罚。饶国华之所以阵前自尽,重要原因是集团军司令严令坚守,而部下一团长刘汝斋却畏敌过甚,不听饶的指挥,全团违令撤逃,而刘汝斋又是饶上级的裙带关系,饶无可奈何,只好自杀以明志。徐源泉部第48师师长徐继武是土匪出身,因“山东临城列车劫案”被北洋军阀招安收编,终日游手好闲,匪气不变,战斗激烈时在远离阵地一个树林中与身边卫士打麻将,由参谋长指挥作战,而参谋长也是每隔一小时询问一下战情。

  高级军官遗弃部队临阵脱逃,对部队士气的杀伤力最大。12月12日中午唐生智开会下达撤退命令后,第71军军长王敬久和第87师师长沈发藻根本就没有回部队传达命令、组织有序撤退,而是打电话交待一下,直接就从会场逃离战场。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指挥部,把任务往参谋长邱清泉身上一推,自己带几个亲信匆忙撤逃。邱清泉也没有把撤退命令完全传达下去,有教导总队第2旅3团团长李西开回忆为证:“12月12日晚8时半,我正和彭月翔(该团团附)商量战局,6团团长刘子淑走进团指挥所,并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决战阶段,桂永清、胡启儒(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就溜了!’话音刚落,1团团长秦士铨急匆匆走进来说:‘你们知道不,中华门确已陷落,1旅电话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不知去向,请问诸位作何打算?’四人坐在桌前探讨下一步行动问题”。这就说明,至少在1团、3团、6团三位团长都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情况下,教导总队桂永清、邱清泉、1旅旅长周振强、2旅旅长胡启儒,在未通知部队的情况下,丢下部队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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