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之辨识
来源：360图书馆   2018-08-22 17:24:45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我死难同胞30万人，是千真万确的。南京抗战前有105万人，淞沪会战开打后，南京逐渐疏散人口，总数约50万，南京剩余人口50多万，大多是老弱病残或过于贫穷无法逃难的人。10万多守军，除战死和撤离的3-4万，在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有6-7万俘虏被杀。我死难同胞相对集中的殉难地在南京大约有20多处，大多集中在城西、城北与长江之间，如江东门、清凉山、下关、草鞋峡、燕子矶、太平门外。这一地带沿江从江东门到燕子矶，长约10多公里，宽仅1-3公里。30万人集中在如此狭长的地带内的20多处被屠杀，是有它的原因的。一是南京城首先被破的是城南的中华门、城东南的光华门和城东的中山门。逃难的老百姓和被打散的部队都涌向“后方”的城西、城北，前路又被从西面和北面绕过南京城外的长江所阻挡，所以都涌入城西、城北与长江相夹的狭长地带。难民和散兵相互裹挟，人员密集，轻而易举就形成了易于屠杀的目标。二是日军攻破南京城后，基本未遇到有组织的街巷抵抗，即快速通过城区推进至城西、城北，将失去抵抗能力的军民压缩至江边狭长地带。如此密集的乌合之众，是无法反抗的。有说“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俘虏去屠场”，这种场面可能性并不大。笔者没有查到第一手资料，即使有幸存者口述，在当时面对屠杀混乱慌恐的情况下，能准确地辨识敌我的数量吗?笔者只能作如下判断。

　　一是进攻南京方向的日军有20万，而守城官兵为10万稍多，当日军把溃军压缩到江边狭长地带，日军追至江边的主力部队应近10万人，而溃逃至江边的守军，有小部分凭借各种渡江船只和就便器材渡江，过江和淹亡在江中的应不少于2-3万。其中，徐源泉第2军团近万人，俞济时第74军5000余人，宋希濂第78军近万人，都是成建制过江的。估计进入狭长地带的日军近10万，而束手就擒的守军6-7万。在敌我10:6或10:7的对比下，不可能出现日军押解兵与俘虏1:700的比例。在屠杀现场的狭长地带，日军也是密集的，与我被屠杀的难民、散兵的比例大约为1:3，即10万：30万。

　　二是狭长江边即屠杀现场，不需要把大队俘虏长距离押运集中到江边。破城之后明城墙守军听令或自行撤退，在城区街巷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城内战事的过程，就是守军无序溃逃，日军快速推进，基本没有出现双方攻守的作战行动，也就不会出现大量的战俘。日本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王在破城之时下达了“将战俘全部处置(杀害)”的命令，日军在追击过程中如遇到少量守军也只会立即击毙，而不会俘虏。

　　三是被俘的中国军人按国际法，认为只要放下武器、放弃抵抗，就成为战俘，而不杀害战俘是国际上通行的战争法则。战俘对日军的凶残没有预见，当被押解去往屠杀现场，会以为是去战俘集中地。没有生死之忧，拼死抵抗或逃跑没有意义。据有关资料，往往是几十人、几百人一队的战俘被押往屠场，上千人的战俘队就不多见了。只有从幕府山上被“劝降”骗下来当俘虏的有上万人，但幕府山与江边零距离，下来即等死。这些战俘等发现即将被杀害，想反抗或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束手待毙。据不确切资料，屠杀中有反抗行为，一队日军押解兵中被击毙军官1人，士兵8人，并非“毫无一人反抗”。

　　综上所述，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血性是不是不足呢?笔者认为，在部分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血性十足的英雄形象面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兵可以用“血性不足”来评价。由于血性的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部队作战企图心不旺盛，主动歼敌的观念不清晰，抵抗到底的意志不坚决，作战行动被动迟缓，经受不住重大伤亡的压力，不能承受被包围、后路被截的后果，经常出现一点被破、全线动摇，甚至全线溃退的局面。笔者在下面分析原因。

　　1.整个中华民族尚未完全觉醒，大多数国民和军人浑浑噩噩

　　当西方各国从十七世纪纷纷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还是延续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统治，统治者只对血缘、家族和姓氏负责，并不对中华民族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清末统治者慈禧曾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土地、钱财可以送给列强，讨“与国之欢心”，而不救济国民，任凭百姓自生自灭，穷困潦倒。在这样的体制下，国家即朝廷，怎么让老百姓爱国即爱朝廷呢?国家是朝廷的国家，皇帝的国家，是皇帝的“家天下”，与老百姓无关。国家打败了，就是朝廷打败了，割朝廷的地，赔皇帝的款。谁做皇帝，包括外族、外国人当皇帝，比如元朝蒙古人、清朝满人做当朝皇帝，汉人的反抗，特别是老百姓的反抗又持续了多久呢?整个中华民族尚未觉醒，正如孙中山所说：“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中国近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全部打败，割地赔款，朝廷腐败，民族沉沦，整个民族尚在昏睡中，尚未体会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时中国军队的前身都是新军阀部队，并未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根本不是近现代的国家化军队。军队是各系军阀起家的资本，也只对军阀负责，何曾对国家负责过?军官们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士兵们是“当兵吃粮”，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如何对抗日本近现代国家军队?蒋介石在总结豫湘桂会战严重失败的教训时说：“部队里面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薛岳也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有的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在敌人攻击时尚在掩体中赌博。”在这样的国情下和军情下，能指望南京保卫战打出什么结果?中国人和中国军队彼时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大多数人似醒未醒，昏昏噩噩。只有经过多次的失败和胜利的长期抗战，才能逐步唤起民族的血性。

　　2.“亡国论”、“失败论”的阴影，笼罩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

　　“七·七”卢沟桥全面抗战以来，全国战场正处于战略防御(战略退却)阶段。日军侵占华北，忻口(太原)会战失败，淞沪会战失败，正面战场节节后退，华北战场甚至形成溃败。国民党正面战场稳定不住战线，共产党敌后战场尚未开辟，抗战形势一片低迷。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甚嚣尘上，“亡国论”、“失败论”的阴影笼罩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有相当一部分高官和社会精英当时是十分悲观的。他们中有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宣传部长王世杰，外交部长、国联中国代表顾维钧，新文化运动领袖、驻美大使胡适，军政部长、第四战区司令何应钦，军委会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军委会副秘书长、号称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演讲稿，其中“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之责任”的著名号召，就出自于陈布雷之手。这些人忧国忧民，本质上是爱国的，但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看不到中国的出路，看不到胜利的前景。特别是汪精卫集团，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认为日本不可战胜，对抗日悲观失望，认为中国国力、工业化程度、武器装备都不如人，提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说“日本感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经感到痛了，等到日本感到痛的时候，中国已因痛而死了”。这种失败思维和论调，在国民党内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些人反衬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毛泽东在10个月后的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横空出世，一扫失败的阴霾，指明了抗战胜利的方向。

　　“失败论”反映到南京的坚守上，体现在南京守军最高指挥官——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的确定上。战前，在南京守与不守、守多长时间，国民政府军委会召开了多次会议研商。最后蒋介石决定，作一至数月的坚守。蒋作“短时坚守”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一是蒋对“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的政治干预还抱有期望，当时公约国正在布鲁塞尔开会，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中日间调停;二是南京是首都，是国父孙中山陵寝所在，如不加以一定的守卫而直接放弃，有辱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三是符合“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对日军逐渐消耗，把日军主要战略进攻方向由华北引向华东，与日军打持久消耗战。军委会高层都参加了这些国防会议，对蒋介石的“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思想是认可的，对短时防卫南京的构想也是理解的。但当蒋介石在会上询问谁当南京卫戍长官部司令时，全场却鸦雀无声，高官们面面相觑，没有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这一重任。此时，只有训练总监部总监、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站了出来，临危受命，担任了司令长官。

　　其实唐生智是最不合适当司令长官的。一是新军阀混战后，唐因在战争中反蒋，早就被剥夺了兵权，长期赋闲在家，并不在指挥岗位上。二是唐是湘军(湖南军阀)身份，而参加作战的主要是中央军、粤军、川军、东北军等部队，唐与这些部队没有渊源，唐即不是他们的“老长官”，他们也不是唐的“老部下”，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指挥、调动不了部队。三是唐本人领军打仗的本领有限。在南京保卫战中，战役战斗的准备、组织和实施，疏漏之处比比皆是，加之司令长官部由军委会执行部变身，人手不够，只好东拼西凑，辅佐唐的能力极弱，基本是个秘书班子，而不是作战班子。这些都加快了失败的进程。笔者认为适宜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应是中央军系统的人，如何应钦、陈诚、张治中等人，因为南京保卫战的主力是中央军部队。可惜这些人在会上踊跃发言，而需要站出来承担重任时，都不作声了。

　　3.国民党军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部队战斗精神没有被充分激发

　　国民党组建和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一路长歌猛进，摧枯拉朽，军阀部队节节败退，甚至溃不成军，靠的是什么?是军队官兵高昂的斗志和沿途老百姓簟食壶浆，热烈拥戴。这些都是靠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去完成的。而当时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军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是参加北伐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者，对军队作了充分发动。特别是共产党取得实际指挥权的部队，如叶挺指挥的独立团更是无坚不摧。在共产党员占有很大成份，共产党员取得部分领导权的部队比其他部队打得更好。在地方上，共产党各级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北伐军部队的侦查情报、交通保障、后勤供应和伤病员运送，很大一部分靠的是当地老百姓。老百姓高涨的拥军热情也感染了军队，战斗精神得到了很大提升。可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宁汉合流”，共产党被镇压，蓬蓬勃勃的大革命转入低潮。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说国民党军队还有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全是凭长官意志。长官人品好，素质高，意志坚决，能服众，所带的部队战斗力相对就高，可这样的长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见的。相当一部分长官素质不高，人品不好，靠裙带关系上位，作威作福，官兵关系紧张，怎么可能带好部队呢?

　　川军郭勋祺第144师泗安、广德防守的失败，就是由于该师团长徐元勋贪生怕死，在关键时刻不敢坚守正面阵地，不听上级命令，把部队撤到侧面山上，让出大道，使日军长驱直入，动摇了整个防线。据时任该师参谋长林华均回忆：“郭(勋祺)已负伤，前线紧急，又闻徐团不服唐明昭旅长指挥，要撤走，我也很着急。”“唐明昭到了宣城，因闻徐团已先经宣城到了宁国(宁国在宣城以西，徐团已撤逃到旅部前面去了——著者注)，唐要去找徐团，我便派师部参谋林文龙与唐一齐追去。唐、林到了宁国，不见徐团，唐心里着急，拿出手枪欲自杀，幸被林抢下未遂。而徐团却已早到了太平(太平在宁国以西——著者注)。关于徐不听命令擅自撤逃，据说还枪毙了一个讲怪话的排长，我都向范子英(时任军长)谈过，但范不理。在郭升军长后，我又向郭谈了。郭认为徐作战既不勇敢，又这样跋扈，应当处分，即将徐的情况向唐总部报告(即唐式遵，这时已调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著者注)。但唐也未处分徐，仅把徐调第21军仍任团长，以后且升旅长。这只是因为唐总司令与徐的父亲有关系”。

　　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活动很不活跃。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革命军内撤销了党代表和政治机构。后又逐步恢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团指导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只听说过县党部、市党部、省党部，何曾听说过团党部、师党部和军党部?其实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内是有国民党党部的，对基层官兵还要求集体入党。反正大家都是党员，党员也没有荣誉感，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国民党党务系统由“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控制，军权则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国民党系统很难干预军队事务。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政工、党工、特工“三位一体”，政治工作者地位及其低下。抗战时军委会用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人士组建了政治部第三厅——政治工作厅，郭沫若任厅长，主要做民众的宣传工作，对军队内部是插不上手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反省失败的原因，认为军队中政治工作薄弱是战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于是开始重视政战系统，从上到下都有政工机构和政工干部，如政战官、辅导长，但没有指挥权。对“唤醒国军沉睡的灵魂”，使撤台国军稳定军心、重建信心、凝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4.守撤不定，军心大乱，撤退变溃逃

　　唐生智对军委会和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明确“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总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以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坚壁清野，清理撤退通道，修筑街垒工事，设置路障、雷场，把便于构成有利防御态势的城区街巷，作为步步后撤的依托。唐在宏观层面采取的是长期坚守、死守的措施，决心破釜沉舟，誓与南京共存亡。但在微观层面没有抓好落实，具体防御措施远不足以支撑“与南京共存亡”。他要求交通部长愈鹏飞将下关至浦口原有的两艘大型渡轮撤往武汉，把其余大小船只开往江北浦口，明令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通知驻守挹江门(离江边最近的门，交通要道)的宋希廉第36师和驻浦口的胡宗南第1军，凡从城内经挹江门去江边和渡江去北岸的部队和军人都要制止，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这也是大量军民拥堵江边，遭日军俘虏和射杀的重要原因。

　　1937年12月6日日军从城区外围到12月13日攻下南京的六七天里，蒋介石多次电唐生智，就撤退和坚守问题举棋不定，唐生智亦不根据战况，果断做出切合实际的决定。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师以上指挥官开会，根据蒋介石旨意，还想坚守几天，但看到各级指挥官已无斗志，遂宣布了蒋介石11日发来的“择机撤退”的电报，才部署撤退行动。在部署完行动计划以后，唐又考虑到第87、88师和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惟恐按指定路线正面突围损失太大，会受蒋责备，于是违背书面命令要求，口头指示他们也可渡江北撤，这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第88师防守的雨花台失守后，日军直接冲击中华门几个回合后，防守中华门的孙元良第88师余部动摇，孙元良未经允许率部撤守，沿纵贯南京南北的中华路、中山路、中山北路向下关撤退，被宋希廉的第36师阻于中山北路，又率部返回中华门。中华门城破之时，孙又率部沿原线溃逃，整个城垣防御全线瓦解，撤退变为溃逃。原成建制部队从城防撤下后，在撤退过程中被撤离军民人流裹挟，建制被打散，形成“兵败如山倒”，甚至“树倒猢狲散”的不堪局面，任是谁也组织不起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了。

　　有论“为什么不组织反抗?”实际上是有部分官兵想组织反击或有组织撤退的。据时任教导总队第1旅2团2营13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回忆撤逃这段：“这时，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在人群中大声疾呼：‘弟兄们，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拼了吧!’接着有人高呼：‘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绝不能当鬼子的俘虏，拼吧!前进!’我们和不少人都跟着前进了，但我们却无法接近敌人。敌人的火力已经严密封锁了道路，猛烈的机关枪不断扫射，很多人都牺牲了，我身边也只剩下了四个人。”在江阴要塞英勇作战、时任第103师618团团长的万式炯回忆：“在部队溃退到下关时，身边只剩吴凯1人，前有长江阻挡，后有追兵迫近，我喊：‘弟兄们，我叫万式炯，是103师团长，我愿意带大家冲出去!但要组织好队伍’。大家齐声说：‘好，好!’我把人分成两队，一队我带，一队吴凯带，逐屋巷战，始获小胜。(这里也有巷战——著者注)。转眼间，敌人来了三个反击，枪林弹雨，这伙人如同惊弓之鸟，四处散去，我反而被甩在最后。这时有7个敌人端着枪朝我逼来，幸我从小习武，还有两招，一番搏斗，打死4人，另3个跑走了，我趁机逃去”。万式炯的讲述，至少表明“血性”的迸发是有条件的，前提是有血性充盈的人，其次是有血性迸发的条件，有如困兽犹斗。在溃散的乌合之众中，即使是有血性之人，也发挥不出来，只能随波逐流。如教导总队第1旅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最艰难的时刻，亲自带领敢死队，与抢入城内的日军血战，又率敢死队出击，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铁血气概。但他在溃逃中通过挹江门时，不幸被乱兵踩死。血性乎?胆怯乎?

　　还有两个感人的故事。据严开运回忆12月12日下午的情况：“从一线回来的防坦克连连长颜希儒，专门到我的掩蔽部作了一次仓促联系。他一见我，很激动地问：‘有酒没有?拿来给我喝!’我递过酒瓶，他一饮而尽，接着他说：‘第一线够吃紧的，稳不稳得住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我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发出一声冷笑：‘还有计划吗?’我不了解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便反问：‘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不管怎么撤退，我都不走了!’他从腰部取出两颗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够本了吧!’当时我只认为他一时处于激愤，因此劝他：‘有命令撤退的话，还是照命令办吧。’讲完他就回一线阵地去了。后来听他连里一个排长讲，那天黄昏连里接到撤退命令，颜连长组织连队撤退后，自己却带着两个战士留下来检查阵地，再也没有回来。想起他与我讲的话，一定是与敌人拼到底了。”

　　还有时任装甲兵团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的刘树芃，回忆战车连撤到长江边、全连弃车登船时的情景：“人员已全部上船，正要开船的时候，有两个驾驶兵和两个坦克兵对我说：‘我们4人决定留在这里打日本鬼子。’我说：‘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去浦镇后方。’‘不，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应该打了再说。’驾驶兵坚持说。那两位坦克兵也说：‘我们战车上还有武器，与其破坏，不如和日本鬼子干一场。’我说：‘你们排长呢?你去请示你们排长，我不能做主。’两个司机不耐烦了，说：‘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我急忙说：‘好吧，你们选好武器，带足弹药，主要任务是尽快破坏车辆。’并告知军需上士发给每人10天伙食费。他们接了钱，带上两支驳壳枪，跳下船，消失在黑幕中。”在大队人马撤守溃退中，像颜希儒连长和战车连4个战士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官兵还是有不少的。可惜他们在当时必死无疑的形势下只能战死疆场，哪还有机会通过回忆录记述与敌血拼的壮烈情景呢!

　　笔者认为“血性”是庄严神圣的，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勇于献身的壮举，我们对“血性”要足够敬畏。论述“血性”，决不可落入清谈，坐而论道。南京保卫战是失败了，但据华东师大历史系洪小夏教授根据日本方面资料统计，日军从上海出发向南京攻击前进的一个月内，日军伤亡约26000人;围城6天，日军伤亡约8000人(另有资料说击毙约4000人——著者注)，就歼敌人数与敌我力量2:1之比，南京保卫战比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消灭的日军都要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军有36位(含战后追认的)，其中有前文没有提及的在江边阻击敌人追击，战死仍有半截身子立在水中的宪兵司令兼城防司令萧山令;有在中华门至水西门城墙指挥作战身中3弹不下火线，战前留下给妻儿遗书“你等着领我的抚恤金，赡养家小”的第259旅旅长易安华;有身先士卒，挥动手枪走在士兵前面边走边喊“跟我来，不要做衰仔!”中弹殉国的粤军第66军159师副师长罗策群。

　　由于上面表述的种种原因，防御部队的全线撤退演变成全面的溃逃。在溃败中有高中级指挥官丢下部队先撤的，有广大官兵在建制被打乱失去指挥，放弃有组织的抵抗溃散成乌合之众，被日军成群屠杀。他们是“血性”不足。但在这绝望的抗争中，仍然有血性贲张的中华男儿。他们是无数主动反抗的中下层官兵，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充满血性的中国人。我们再议论南京保卫战的“血性”问题时，请尊敬他们的名字，不要让一句“血性缺失”玷污了他们的英雄壮举。对他们，我们只有仰视!

　　5.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和官兵素质，难以系托和激发血性

　　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打败北洋军阀以后，很少再有正义之战了，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蒋冯阎大战、蒋桂大战等新军阀混战。各省、地区军阀内部为了独占所在地区，也打得不亦乐乎，如四川军阀，桂系军阀，粤系军阀，湘系军阀。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也是尔虞我诈，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但他们在消灭红军的大目标上很是一致，从对井冈山红军的几次“会剿”，到对各红军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再到对各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围追堵截，哪一次作战具有正义性?在这些战争中，形成各系新军阀，如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冯玉祥，川军刘湘，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湘军程潜、唐生智，粤军李济深、陈济棠，黔军王家烈，晋军阎锡山，滇军龙云，甘青“二马”，新疆盛世才。。当然最大的军阀是名为正统的蒋介石及其中央军。这些军阀代表了中国大地主阶级、官僚买办和各帝国主义的势力，他们的军队自然就成了附庸和打手，不仅与别的军阀打，而且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在这样性质的军队当兵，基层官兵有什么荣誉感和责任担当呢?也就是说扛枪吃饭，只是普通老百姓的一条活路罢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阶级矛盾为主转化为民族矛盾为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各军阀主动或被迫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听命于蒋的指挥。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但军队的性质一下很难改变过来，上下实行的仍然是旧军队那一套，腐败贪污、裙带关系、克扣军饷、为官不仁在军内盛行，屡见不怪。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仍很紧张。各派系军队之间以邻为壑，互相倾轧，见死不救，没有多大改观。总之，这样性质的军队在顺境中打仗，遇到弱敌还能对付得过去;但要在逆境中打仗，遇到日军这样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很难打赢的。

　　国民党军人的素质普遍也是很低下的。政治素质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再来看军事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举中央军为例。除极少数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骨干，经过多次战争的锻炼，军事素质还不错，但在淞沪会战中被打伤元气，这些骨干伤亡很大。如第88师11000人撤到南京只剩了4000人。及至南京保卫战时，中央军补充了大量新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甚至有的二分之一。这些新兵连枪栓都不会拉，还有一些地痞流氓小混混也被征召，招进来的是负能量。再就是就近抓壮丁，在逃难的人群中抓丁。在南京保卫战结束时，有日军士兵日记中记载：“中国军队里有十四五岁的孩子和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这不完全是凑数的吗?川军在出川时，征召了相当一部分新兵，在出川的船上和路途中，才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如何装弹、瞄准、击发，如何扔手榴弹。川军的装备最差，汉阳造和老套筒还不能人手一支，有的兵就掛两颗手榴弹，叫“徒手兵”。川军不得已，甚至在山西还抢了阎锡山的军火库。国民党军队基层官兵的军事素质，由于技术战术训练严重不足，普遍很低下。各级军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走私，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战斗动作生疏，战斗作风稀松，战场纪律废弛。中国士兵由于刺杀训练不足，四五个都拼不过一个日本兵。

　　基层官兵的身体素质也堪忧。一些部队由于常年吃不饱饭，瘦得皮包骨头，处于半饥饿状态，不仅难以负重，连长距离行军也承受不了，常有士兵逃亡。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粮饷，军粮军盐掺假，军服不能按时发放，缺乏药品更是常见。

　　士兵的文化素质也极低。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的几乎是百分之百。在抗战中期，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正在军中担任排长，他认为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则各由各部队看管，也说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示人多。”与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又严格训练的日军士兵相比，不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反省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时说：“关于战事，制胜条件不太够，因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是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

　　高中级指挥官的“风气”太坏，则是致命的。平时经商敛财，甚至武装走私，钻营投机，结党营私，战时必然惜命，动摇软弱，临阵脱逃，而且少受责罚。饶国华之所以阵前自尽，重要原因是集团军司令严令坚守，而部下一团长刘汝斋却畏敌过甚，不听饶的指挥，全团违令撤逃，而刘汝斋又是饶上级的裙带关系，饶无可奈何，只好自杀以明志。徐源泉部第48师师长徐继武是土匪出身，因“山东临城列车劫案”被北洋军阀招安收编，终日游手好闲，匪气不变，战斗激烈时在远离阵地一个树林中与身边卫士打麻将，由参谋长指挥作战，而参谋长也是每隔一小时询问一下战情。

　　高级军官遗弃部队临阵脱逃，对部队士气的杀伤力最大。12月12日中午唐生智开会下达撤退命令后，第71军军长王敬久和第87师师长沈发藻根本就没有回部队传达命令、组织有序撤退，而是打电话交待一下，直接就从会场逃离战场。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指挥部，把任务往参谋长邱清泉身上一推，自己带几个亲信匆忙撤逃。邱清泉也没有把撤退命令完全传达下去，有教导总队第2旅3团团长李西开回忆为证：“12月12日晚8时半，我正和彭月翔(该团团附)商量战局，6团团长刘子淑走进团指挥所，并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决战阶段，桂永清、胡启儒(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就溜了!’话音刚落，1团团长秦士铨急匆匆走进来说：‘你们知道不，中华门确已陷落，1旅电话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不知去向，请问诸位作何打算?’四人坐在桌前探讨下一步行动问题”。这就说明，至少在1团、3团、6团三位团长都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情况下，教导总队桂永清、邱清泉、1旅旅长周振强、2旅旅长胡启儒，在未通知部队的情况下，丢下部队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