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那次重要会议上精神状态不太正常,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会儿跳下来,一会儿又蹲上去。就在这次会议上,唐生智承担了保卫南京的重任,并表示:“坚决死守,誓与南京共存亡。”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继续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随后爆发了南京保卫战,最终南京失守并随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在南京保卫战中,中方的军事指挥官是湖南东安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1889-1970,民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1937年的唐生智已经数年远离军事生涯,当时他担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总监这样一个闲职,据说唐一直郁郁不得志,经常称病不参加会议。
那么因多次反蒋而遭闲置的唐生智,是如何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呢?
许多人均回忆,唐生智同大多数将领相反,不但极力主张死守南京,而且几乎是“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保卫南京的重任。
据李宗仁回忆:
上海会战失败后,(蒋介石)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委员长首先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李宗仁)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两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做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但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慨。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刘斐也有基本相似的回忆:
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蒋介石明确同意他的意见。
需要注意的是,蒋介石是唯一明确支持唐生智主张的人。
但是实际上,唐生智同大多数将领的看法一致,即南京不可守,他本人更不愿守南京。
据唐生智回忆: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做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我说:“……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第二天,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阵地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
(《南京保卫战》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
关于讨论南京保卫战的决定,共召开了三次参谋会议,唐生智所讲的这一次应该是第二次会议,而上述李宗仁回忆则应该是做出最终决定的第三次会议。唐生智虽然在这次会议上附和蒋的意见,主张守南京,但唐建议由谷正伦等人来守,却并不切合蒋的想法。会后蒋带唐视察阵地,鼓舞唐的信心,实际上是暗示想让唐来守南京,但是唐则认为守城任务艰巨,依然想在第二天向蒋建议由谷正伦等人守城。但唐的建议还没来得及送到蒋的手中: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么就是我留下,要么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当时情况下,我虽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
(《南京保卫战》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
蒋的这些话把唐逼得没有了退路,唐只好接受了卫戍南京的“命令”!所以在第三次会议上,当蒋询问谁愿意守卫南京的时候,唐已经骑虎难下,只好大义凛然的“临危受命”!
其实,唐生智的这一事后回忆并非是自我辩解的一面之词,当时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的周振强在回忆中说:
桂永清在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对我和胡启儒、邱清泉说:“在会上,校长问大家谁愿担任守卫首都的总指挥时,连问三四声,都无人做声。后来由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同时也是力行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桂永清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已经从某种渠道得知了其中的内情。
关于唐生智在第三次会议上的表现,当时首都电话局军话专线台话务领班王正元有如下回忆:
唐生智那次重要会议上精神状态不太正常,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会儿跳下来,一会儿又蹲上去。就在这次会议上,唐生智承担了保卫南京的重任,并表示:“坚决死守,誓与南京共存亡。”
(《南京保卫战》王正元《南京保卫战中的军话专线台》)
可以看出唐当时内心烦躁不安,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也符合一个人做出违背内心意愿的行为时的表现。唐被迫承担守城责任,实际上内心是颇为纠结的。
关于唐生智生病,白崇禧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南京防守之重责,委员长令我协助唐侦察南京城内外之地形。……两天之视察,我发现唐之身体衰弱不堪,身着重裘,至平地犹可下车看看,爬高山,便托我代为侦察,寒风白雪之中,我见他虚弱之身体,不禁为南京之防守担心,为他自己担心。
因此,最终是蒋介石要保卫南京,而蒋选择了唐生智来做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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