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长沙会战
来源：网络摘录   2014-03-20 15:42:10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语：第二次长沙作戦，1941.12.24-1942.1.16），日本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所统率的30个大队共约6万人，为策应向香港进军的日军，向薛岳统帅的30个师30万中国军队发动的牵制性攻击。由于前期进展顺利，阿南惟几头脑发热，独断决心进攻长沙，在进攻长沙不克的情况下，又不肯立即退兵，结果遭到合围，弹尽粮绝，靠空投补给和中国军的合围不严密才突围而出。此次战役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盟军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胜利。因此又被中国方面称为“长沙大捷”。

　　名 称

　　第三次长沙会战

　　地 点

　　长沙 浏阳河

　　时 间

　　1941年12月24日-1942年1月15日

　　参战方

　　中国，日本

　　结 果

　　中国胜利

　　参战方兵力

　　中国：30个师30万人

　　日本：30个大队6万人

　　伤亡情况

　　中国：28,116人阵亡

　　日本：56,994人伤亡（中方数据）

　　日本：6,000人伤亡（日方数据）

　　主要指挥官

　　薛岳，阿南惟几

　　历史背景

　　1941年12月下旬～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方面获得的较大战役级别的胜利之一。甚至1945年3月～5月战略反攻阶段最大的胜利：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方称为芷江、老河口作战）都无法与之相比。

　　1940年～1945年间中日双方在湖南境内反复拉锯，单以大会战论，除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同样称为“第一次长沙作战）外，所谓“湖南四大会战”[1]皆发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1940年5～6月的枣宜会战（日方称为宜昌作战）的胜利，标志着日军在长江流域基本已经到达进攻顶点。首先，由于这一阶段日军“陆军中央部按照明治以来的传统，把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观察时局、制定政策，注视的目标却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火中取栗。因此，对于现实的主要战场即中国战线，且不说兵力，实际上的战力，也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在这个限制下，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中国派遣军，一直由于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当局者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2]例如，1939年～1941年两年间，第11军得到的弹药，只有1938年武汉作战的一半。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进攻能力。[3]1940年华中兵力共计33万2千人[4]，其中11军兵力约占1/2不到[5]。其次，日军第11军当面的第9战区以及第5战区，恰恰是此时中国战区实力最雄厚的战区。从数量上来说，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9战区共拥有36个师，合计约30万人（日军估计为50万人[6]）。从质量上来说，9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某些部队（如第74军）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一些部队垮了（如所谓“德式师”的第36、87、88师，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也有一些部队愈战愈强，如最终拿下国军抗战战绩最高这一桂冠的74军。此时的9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中国军的精华。再次，在华北方面，1940年8月～12月的百团大战，使得华北日军在1940年～1941年忙于“肃正作战”，无法为华中提供兵力。1940年6月6日中国派遣军缩减后的编制来看，华中方面缩减了11.5%的兵力，而华北方面的比例只有7.7%。随着百团大战和1941年肃正作战的进行，更不能指望华北方面给予支援。华中日军为稳定占领区、减轻国军重兵集团的威胁，先后发起了多次作战。而1941年度国军在先后经历了上高会战、豫南会战的失利甚至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惨败后，也迫切希望能够在作战中成功抵挡住日军的攻势。

　　1941年12月3日下达的日军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华中方向日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仰、宜昌、岳州、南昌之间”[7]。中国派遣军11月27日的军司令官会议上，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也曾作如下陈述：“第11军虽应以经过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之战斗力，与此同时，一面加强谋略宣传，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8]可见，在日军的计划中，地形目标并不是主要目的，日军的目的在于消灭国军野战军。但是，日军的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坚持。首先是11月23日前后，阿南惟几听说了总军中流传的“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9]，于是产生了不满情绪[10]。这导致了在12月10日第11军召集的各兵团作战参谋会议上，阿南惟几作出如下训示：“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世纪，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整备进攻的态势，专心于加强部队的训练。”[11]　另一方面，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天，重庆军事委员会终于命令各战区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以牵制和打击日军。据此，余汉谋的第7战区向广州进攻；第5、第6、第60军又桂川两省向云南集中，准备进入缅甸；9战区的第4军、暂编第2军调至广东，第74军调至广西[12]。在这一情况下，12月13日，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国军南下行动。根据现存的文件，这一决定作出近似儿戏一般。木下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第二次长沙作战，决定的很快，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次日，木下参谋长立即召集作战主任参谋等，传达了作战必要性和要领等有关想法之后，向军司令官作了报告。阿南惟几当场批准，并在日记中以“决定向汨水方面发起攻势”为题记述如下：“……于此，我军毅然确定向汨水方面采取攻势，拟使用第6师团主力，第40、第3师团的半数，并下达准备命令，同时致电总司令官。”同时，11军对上述部队以及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发出了出动命令[13]。从提出设想到发出命令，一共只有大约短短的12小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原因虽然是为了策应香港作战，但如此仓促决定发动，竟然只是第11军上下被11月23日的流言弄得气昏了头，竭力想在战场上找回面子。

　　15日，11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案，其目的是“首先以第6师团、第40师团将新墙河左岸的第20军在新墙河东南地区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捕捉之。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水左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作战于12月22日开始，两周左右结束[14]。但是，日军内部对是否进攻长沙也不是铁板一块，例如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就质疑进攻长沙是否违背方针，是否在部队能力范围内。到底要不要进攻长沙呢？令人惊讶的是，直至22日13时阿南惟几前往岳州时，11军都没有下定决心！以一个正常的军人的角度来看，11军的行为完全是发疯。木下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这次作战，因其动机与策应对象不确切，难以明确进行，更因后勤等无准备时间，不能勉强行事，是一次稍稍不彻底的行动。”[15]计划不明，任务不确，决心不定，后勤准备不足。第11军竟然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发动新一次的作战！

　　23日，阿南惟几先后视察了第6、第3、第40师团后，回到岳阳的指挥所，下达了如下作战命令：

　　（一）第9战区在当面的兵力部署情况（略）

　　（二）军之第6、第40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渡过新墙河，击溃新墙镇东南的守军，然后前进至汨水南岸，击溃在该地区的守军部队。

　　（三）第6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突破守军在新墙镇以西的防御，在该地区以东歼灭守军，并迅速到达关王桥西南之三江口附近。

　　（四）第40师团于24日夜间开始攻击，突破潼溪街以东地区守军的防御，在该地以西对其进行捕捉歼灭，并攻向关王桥附近。

　　（五）第3师团以一部于25日拂晓，对潼溪街附近的守军阵地进行炮击，以支援第40师团进攻；主力在第6师团的右侧，渡过新墙河击溃该地的守军，攻向归义（现汨水县城）附近。

　　（六）飞行第44战队，支援军的进攻作战。[16]

　　24日下午下午，11军参谋长木下前进到岳州。此时，箭，已经搭在了弦上。然而，这一枝浑身是病的箭，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呢？

　　1941年9月～10月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国军惨败。为总结经验教训，9战区长官薛岳（1896年―1998年，字伯陵，广东乐昌人，外号“老虎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率部指挥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并在万家岭战役及三次长沙会战等战役中获胜且重创日军，1946年10月获得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发的“自由勋章”。）于11月17日在长沙召开了战区高级军官会议，研究防御作战的有关问题。会上，薛岳特别指出：战胜敌人主要是依靠平时的周密准备和军民一体的旺盛的士气。在会上，他又提出了如下战术构想：在敌深入湘北内地的两侧及正面，部署重兵；当敌前进到浏阳河一带兵力已经分散时，正面进行反攻和追击；在东部山区及西部湘江沿岸的部队则进行侧击、包围。这一战术就是所谓“天炉战术”。主要内容如下：

　　第9战区判断日军再次进犯时，仍然有两个可能：

　　（一）敌以全力向湘北进犯，重点仍保持于它的左翼，索取我军右翼包围攻击。

　　（二）以主力由湘北进犯，其重点指向与上项同；各以一部分由南昌、武宁、通城进犯，策应湘北的作战。

　　9战区由此制定的作战方针则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之目的，敌进犯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约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保卫敌军而歼灭之。当日军进攻为情况（一）时，预定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决战时重点保持于长沙以东地区。当日军进攻为情况（二）时，各兵团任务如下：赣中、高安方面守军当南昌之敌沿湘赣公路进犯时营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保持袋形态势向上高附近进行逐次抵抗，以消耗和迟滞敌军；尔后依该地区控制部队之参加，重点保持于上高东南，反攻敌军而歼灭之。赣北挺进部队于敌进攻开始后，应向德安-南昌线，德安-安义线不断攻袭破坏。修水方面守军当武宁方面之敌，经修水、铜鼓进犯时，应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保持袋形态势，向铜鼓附近进行逐次抵抗，以消耗和迟滞敌军；尔后依该地区控制部队之参加，重点保持于铜鼓东南，反攻敌军而歼灭之。当通城、崇阳方面日军经白沙岭——长寿街进犯时，九湖山、幕阜山地区挺进部队应呃险阻止敌人，尔后保持袋形态势，向嘉义附近进行逐次抵抗，以消耗和迟滞敌军；南茶、九宫山地区全部挺进部队应迅速向长寿街方向前进，由东向西进攻敌军左侧背。梅仙、平江以东部队，必要时应以一部由西向东进攻敌军右侧背。

　　湖北守军、战区直辖各军及炮兵行动，与（一）情况类似。不同在于，湖北守军主力转移方向为高桥、路口畲；战区直辖各军待命由田心、跃龙市、永安以东地区，向长沙以东、以南攻击[17]。

　　对比日军方案，第9战区对日军兵力估计较大，对日军目标判断也有失误。好在这两个失误都没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后者：日军直到发动攻势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目标，至于国军事后所云策援英美作战云云，就完全属于可以理解的事后诸葛亮了。

　　根据敌情及判断，第9战区进行了如下部署：

　　第一，方针：

　　赣北、鄂南、湘西方面，应于分宜、上高、甘坊以东，修水东北。龙门厂、南江桥以北，澧县、宜都以东地区，向敌反攻，予以各个击破；湘北方面，则诱敌主力于浏阳河、上捞刀河间，反击而歼灭之。

　　第二，各兵团之任务及行动：

　　第19集团军以预备第5师及新3军守备市汊街、祥符观、奉新、靖安原阵地，第194师控置于清江整训。

　　第30集团军以新编第13师守备武宁、第34师守备九宫山，馀控制在三都、修水各附近整训。

　　第27集团军以20军守备杨林街、潼溪街、新墙镇、鹿角之线及通城前进据点；第58军控制于黄岸市附近整训[18]。

　　战区直辖第37军警备长乐街、伍公市、新市一带据点，主力控制于瓮江、栗山巷一带整训；第99军警备归义、营田、湘阴及芦林潭、沅江一带江防、湖防，其92师控置于三姐桥整训。第26军控制于浏阳、洞阳市、花桥整训；第10军警备长沙，其第190师控置于株洲、渌口整训；新编第20师控制于衡阳整训。

　　第一线各军均应派出攻击队，袭击敌人、破坏交通并搜集情报。[19]

　　12月20日，重庆军事委员会下令：

　　（一）第73军由澧县至益阳、宁乡；

　　（二）第79军由衡阳调渌口、株洲；

　　（三）第4军由广东调回渌口；

　　（四）重迫击炮第2团及山炮两个连由广东调回长沙，统归第9战区指挥。

　　当日军发动进攻时，第9战区已经做好了准备。11月9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上下发给军长以上集团研究的作战计划正好派上了用场，此时各集团军已经按照计划规定的任务和行动侦察了地形并制定了局部计划。尽管日军牵制9战区增援广东方面的目的已经部分达到（欧震第4军回归9战区），但是战斗还未正式开始。毫无疑问，在准备不周的日军第11军面前，严阵以待的第9战区占有了庙算的优势。

　　20日，第6师团完成了从新墙镇向新墙河下游右岸地区的集结。该师团将主力集结在河岸附近。第40师团由21日起陆续进入托坝附近，准备发动攻势。第3师团集结稍晚，大约在25日前后集结在上述两师团之间，准备从25日晨发动攻势。该师团从武昌经铁路赶赴战场的一部，由于粤汉线火车遭到袭击，迟至27日赶到战场。独立步兵第65大队24日抵达岳州[20]。23日，香港方面英军的抵抗逐渐减弱。然而，此时已经来不及终止11军的作战。

　　第11军的攻击令如下：

　　一、第9战区正面的敌情（略）。飞行第44战队协助我军攻击。

　　二、军企图以第6、第40师团，从12月24日夜开始攻击，在新墙（即新墙镇）东南地区击溃新墙河左岸之敌后，再击溃汨水左岸之敌。

　　三、第6师团应于24日夜发起攻击，在新墙地区突破敌，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三江口附近。

　　四、第40军团应于24日夜发起攻击，在潼溪街东方地区突破敌线后，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关王桥附近。

　　五、第3师团应于25日拂晓，以一部炮击潼溪街附近的敌阵地，协助第40师团的攻击。主力转到第6师团的右侧，在新墙河渡河，捕捉所在之敌，进入归义附近[21]。

　　24日，空中侦察情报发现国军纷纷北上，同时又受到了薛岳给37军、78军的命令。骄傲的阿南惟几完全没有对这些情报作出应有的重视，反而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正好达到了牵制的目的……（37军、78军）与上次同样，只有被我捕获而已。”实际上，日军向潼溪街的炮击早在22日就已经开始，23日日军已经向国军134师发动小规模攻势。24日傍晚，日军先头部队，第6、第40师团共计6个步兵联队抵达新墙河北岸。当日夜间湘北地区大雨，一方面掩护了日军行动，另一方面也妨碍了日军渡河和推进。

　　第40师团在新墙河中游潼溪街以东附近徒涉，从西向东依次是第236、235、234联队。该部从24日14时开始进攻。该部对面是第20军第134师。第6师团在粤汉路铁桥向东至新墙镇徒涉。从西向东依次是45联队，第13联队，第23联队。两翼的两个联队在24日傍晚就在炮火掩护下徒涉投入战斗，第13联队则在25日拂晓投入战斗。在该部对面的，是第20军第133师[22]。尽管当夜即突破了20军部队的阵地，但是日军依然承认第20军的抵抗非常顽强[23]。第133师在整个师正面只布置了第398团2营（营长王超奎）的3个连和399团的一个连据守各据点各自为战，其余部队都撤退至关王桥一线。而恰恰是这区区4个连兵力和机动配合据点作战的该团2营彭泽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王营长殉国。398团和399团和师部最后的联络是在26日中午[24]。

　　25日，第20军继续与日军激战。同日，该军奉命向东南方向的三江口、关王桥、王家坊山区（即影珠山、古华山一线）后撤。同日，第58军新11师抵达杨林街，该军准备协同第20军由东向西侧击南犯之敌。日军方面，第6师团第23联队、第45联队在克服了国军抵抗之后向大荆街方面追击。第40师团则将部队分为两个纵队（左纵队为第234联队，右纵队为第236联队，第235联队掩护师团左侧背）前进。当夜第236联队一度迷失方向[25]。也就是这一天，阿南惟几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判断“极易进入长沙、株洲”，并且攻占两地对“牵制广东有很大作用。”同时也考虑到“反转或返回原驻地的运输上，要产生困难。”第一次，地形目标出现在阿南的决心中[26]。

　　汨罗江以南地区的战斗

　　26日，第6师团第23联队在龙凤桥与第133师部队激战8个小时，于当日21时占领阵地。当晚该部抵达新市对岸。第40师团第236联队于下午抵达陈家桥，同时第234联队抵达关王桥附近。当日第236联队在步、炮、工的协助下，攻击陈家桥东1公里的斗南尖高地，但是一直未能得手。日军称“重庆军顽强抵抗，其激烈程度为前所未有。”[27]同日关王桥陷落，第234联队由该地南下，于当夜抵达长乐街。现在在他们面前的，是国军第37军。此时20军已经完成阻击任务，受命在登龙桥、新墙、横坊附近，配合第58军在杨林街、胡少保附近自东向北侧击日军。同一日，日军第3师团投入了作战。该部在第6师团右翼，沿粤汉线南下，击溃了部分国军抵抗，于当日傍晚进入归义附近汨水右岸。

　　也就在这一天，阿南惟几对目前状况作出了如下判断：

　　薛岳将军企图将日军的进攻阻止在汨水南岸，以第37军（第60、95、140师），第99军（第92，第99师）占领从瓮江附近以西，汨水左岸的既设阵地，又把修水地区的第30集团军（第78军、新编第13、第15、第16师）调用于平江方面，企图进行持久战。

　　由此，26日11军发布命令，要点如下：

　　一、敌第37军，以第60师、第95师在瓮江、桃花、桐子山、湖源山、磨石山一线；又以第140师从花门楼到周家湾一线，各自占领阵地，企图长期战。

　　二、军准备对占领汨水左岸高地阵地的敌第37军，在29日天明前，发起攻势。

　　三、第3师团应在29日天明前，吧位置向前移动到汨水左岸地区，对归义南方高地之敌，准备攻击。

　　四、第6师团应在27日以后，把位置向前移动到新市附近的汨水左岸，29日天明前，对正面之敌，准备攻击。

　　五、第40师团，应适时以主力向长乐东南地区前进。以一部向（左三点水右吾）口对岸附近移动。29日天明前，对正面之敌准备发动攻击[28]。

　　然而，对于日军来说，此时实在不是渡河的好时候。由于连日暴雨，汨罗江水位增高，流速增大，给日军渡河制造了不少麻烦。守备汨水的，是第37军和第99军[29]。

　　26日傍晚，第3师团得到“汨水左岸之敌，正逐次撤退”的情报，于是决定提前进入汨水左岸，规定该部必须在28日拂晓前推进到汨水左岸地区，攻击归义南方高地一线之地。具体命令于27日4时达到前线部队，部署概要为：“在归义以东一线，从左向右有石川（第29旅团）、的野（步兵第68联队）、宇岛（骑兵第3联队及步兵第34联队第2大队）各部队并列前进，于27日16时渡过汨水，进入左岸，准备在28日夜开始攻击。“[30]首先渡河的是第68联队，该部于当日9时出发，于11时30分进入粤汉线汨水桥梁遗址，与在此固守既设阵地的第99军交战。该联队分为2路，右路为第2大队配属独立山炮第52大队，左路为第1大队。右路部队在火炮掩护下逐次摧毁了99师在北岸的阵地，同时第1大队进入铁路桥东侧，在重火器支援下该大队第3中队于13时30分冒雪强渡成功。接着右纵队也克服了国军的抵抗，成功渡河。渡河后的日军立即扩大战果，下午3时推进到南岸约2公里处。23日第68联队的2个大队推进到归义一线。在渡河时，日军后续的驮马部队将要渡河时遭到了国军机枪阵地的袭扰。担任警卫驮马的一个小队连续遭到袭击，几乎全灭[31]。

　　第3师团的第29旅团和骑兵第3联队当日没有渡河。第6师团自26日夜以来一直试图渡河。该师团分为两个纵队，左翼为第6步兵团长竹原所辖部队，右翼以步兵第45联队为基干。此时汨水水深已达1.4米～3米，难以徒涉，不得不在长乐街附近架桥，但是依然很困难。第40师团27日没有渡河，而是在收集架桥材料。11军于次日向该师团空头了橡皮船[32]。当日傍晚，独立步兵第65大队与第6、第40师团的一部交替，占领从关王桥到三江口东南方的各据点，担任掩护军左侧背任务。

　　根据国军战报，当日第6、第40师团渡过千余人，与当面的第37军交战，当日没有更大的进展。第3师团方面则渡过约3万人，与当面的第99军交战。为了牵制日军渡河，薛岳电令第27集团军侧击日军，具体部署为：陈家桥、三江口方面的第20军向长乐街东张家冲方面攻击，长湖、新塞方面的第58军向大荆街、渡头桥方面攻击[33]。对于日军决策层来说，27日是重要的一天。26日一直苦心于掌握国军后方部队运动情况的11军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中佐提出了关于进攻长沙应慎重从事的意见。阿南惟几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作战主任等对是否进攻长沙，似尚未下定决心，这是因为对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之故。”

　　很显然，阿南本人对战况是乐观的，的确，牵制的任务已经部分达到，而国军计划中“20军务血战十日”的计划在2天内就告吹了，现在面对的37军原计划后面“血战15天”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加上27日第3师团一部渡河成功的刺激，阿南本人已经把攻掠长沙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将看到，他将如何坚持这一决定。第11军于当日下午下令：第3师团向大娘桥一线挺进，准备对第37军进行迂回；第6师团从新开市西南侧地区，向麻石山西南侧攻击；第40师团从天荆庙附近向麻峰嘴攻击，各师团分别要在28日晨以前做好攻击准备[34]。实际上，由于渡河不顺利，这一计划在当日就成了空话。与此同时，11军司令部向南京派遣军发去了进攻长沙的请示电报。

　　根据11军26、27日电，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于28日零时决定：”师团迅速突破当面敌阵地，首先进入大娘桥东西一线，尔后准备迂回攻击第37军”，遂命令各部队向大娘桥东西一线攻击前进。为了加快渡河进度，该师团所辖工兵第3联队也在铁桥附近架桥[35]。28日，湖南大雪。当日拂晓，第3师团骑兵第3联队及配属部队在随马渡河，以步兵第34联队第2大队为前卫，以归义以西10公里的葛家坪为目标前进。该部在行军中遭到99军的袭击，骑兵第3联队联队副官负伤，死亡军马64匹[36]。当日下午，第68联队在牌楼铺突破了99师的阵地，赶赴大娘桥地区。在行军途中，该部与国军140师不期而遇，发生了遭遇战，战果不详。该联队于29日拂晓进入大娘桥附近。第29旅团也于当日经徐家山东侧进入密岩东南侧地区。根据国军方面的记录，第140师于当日受命从金井向李家塅方面增援铁路方面作战[37]。

　　28日，第6师团、第40师团开始渡河。第40师团在当日还收到了11军空投的橡皮船，该师团第235联队第12中队于黎明前首先渡河成功，2小时内就驱逐了长乐对岸附近的国军部队，掩护架桥部队。29日10时，架桥工作完成。同时，师团命令骑兵队于29日黎明前进入石牌仑，掩护军侧背[38]。此时日军的目标已经锁定在第95师身上。不过中国派遣军的回电打了阿南惟几一记闷棍。对于这一回复，阿南惟几是这么记载的：“进攻长沙，由总军根据东京的批示和广东方面的情况，另作指示。不必消极。”[39]这个回复倒是很滑头：派遣军总部一方面没同意阿南的进攻计划，另一方面又鼓励阿南惟几“不必消极”，摆明着一副：“进攻可以，出事自己负责”的态度。

　　28日20时，第三师团决定向福临铺方向转移，进入第37军背后。当29日6时，第3师团收到了11军28日令，随机修改28日第1193令，发布第1194号令。

　　阿南惟几28日收到中国派遣军的回复后，最终独立作出了决定。就像一个赢了第一把的疯狂的赌徒一样，阿南惟几已经不满足于目前的收获。尽管对未来的风险并非全无所知，但是他还是押上了更大的赌本，想赢回更大的资本。29日傍晚，11军发布命令已经放弃了围歼国军的目标，而把目标转向了地形目标——长沙！这已经完全背离了第11军最初提出作战构想时的思路：歼灭第37军。而此时进攻长沙，又没有可见的利益可言。也许这一刻，阿南惟几在发烧。大错就此铸成。

　　日军这时候不重视后勤的老毛病又发作了：第11军在决心进攻长沙时，后方一切都没有准备！29日21时许，负责后勤的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少将接到了木下参谋长的电话：“因决定进攻长沙，希火速来岳州。”对11军后勤状况知根知底的二见参谋长当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几个字“乃自暴自弃之作战”这一刻，他已经意识到了此次作战的结局。尽管如此，次日晨他还是偕同各部长、加藤工兵、平冈输送量司令官一起飞往岳州。由于从计划到开始作战过于仓促，日军官兵只能用出动时紧急携带的120发步枪弹作战。战斗开始几天情况还好，但是随着战事的拖延，这一点已经严重限制了日军战斗力的发挥[40]。

　　30日，第6师团所部步兵第13联队在空军支援下向鸭嘴山第95师阵地进攻，从北向南逐渐推进。下午，步兵第23联队则与凭据飘风山险峻的国军激战。此处国军罕见的主动，竟然从左右两翼包围了第23联队本部。日军直到傍晚才在空军支援下击溃守军。战斗中山炮野炮兵第6联队第1中队长阵亡[41]。攻击中11军29日的命令到达，师团长看了之后十分气愤。该师团立即将兵力集中在长岭、麻峰嘴附近，留下45联队第3大队守备新桥——飘风岭一线，以第45联队为追击部队的先遣队，主力于31日黎明前，编成两个纵队，开始追击[42]。

　　第40师团第235联队从29日夜攻击鱼口湾附近的第99师所部，直到30日夜才拿下这一阵地。第236联队从30日晨开始以第2大队进攻。为了楔入国军左侧背，下午沿汨水河畔进入伍公市之后，以第3中队为尖兵中队南下。一路上该部都遭到东侧高地的袭击。到了黄昏，又开始遭到西侧高地的射击。该中队于当夜21时夺取了基隆山阵地[43]。当日夜，留在新墙河以南侧击日军的第20军一部于雪夜中袭击了驻于新墙镇东南长胡镇的辎重兵第40联队，联队长在该镇的寺庙中被击毙。对第40师团来说，11军进攻长沙的决定引发了严重的问题：自到达汨水河畔，第一线官兵就流传着“这次作战是为了牵制香港，到31日止，可能反转”的消息。哪知现在居然要继续进攻，日军士兵军心不定[44]。

　　长沙地区的战斗

　　对国军来说，这一天形势很严峻。在日军正面，第3师团经由栗桥、枫林港渡过捞刀河经牌楼铺，榔梨市、东山进攻长沙；第6师团由空军协同，由汨水南岸的新市前进，经长岭、福临铺、麻林市、到达榔梨市，以协同第3师团对长沙进攻。第40师团以一部在浯口以西汨水河湾的牙尖、磨刀尖、天荆庙抗击37军95师，主力向南经栗山巷、长岭、天王庙、象鼻桥到达金井一带，牵制东部山区的守军，策应第3、第6师团的进攻[45]。在这种情况下，当日蒋介石致电薛岳：

　　“即刻即到。长沙薛长官：0密。一、敌似有沿铁道线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二、该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结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句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46]

　　根据国军战报，这一天主要的战果是第58军和第20军所部在敌后的袭扰。不过，26日起和杨森失去联络的398团剩余的300余官兵已经于29日突围并和大部队取得联络。第399团残部于28日报告突围至平河桥附近。同日37军在金井以北、以南地区，第99军在大娘桥、三姐桥一带侧击日军[47]。

　　第3师团一路急进，终于在31日第一个到达了长沙城下。第29旅团的先遣部队于当日下午首先在磨盆州附近渡过了浏阳河，同行的工兵第3联队开始架桥。下午18时，第68联队到达榔梨市，通过翻译和伪军，询问当地居民得知磨盘州附近可以徒涉，于是当即开始渡河。次日8时，该部完成渡河[48]。

　　31日19时，第3师团下达了新的命令，但这个命令在下发时就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符了。尽管如此，日军对当日国军防务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对日军来说非常遗憾的是，尽管第3师团一路狂奔赶到了长沙城下，但是进攻的最佳机会已经失去。就在31日夜间，第10军调整了部署，补上了防御上最薄弱的一环——那里恰恰是日军1942年元旦进攻的方向！

　　如果第11军早半天下达攻击长沙的命令，如果第3师团早半天开始向长沙方向挺进，或许第11军还有可能暂时占领长沙，尽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提前上演1943年底常德会战中占领常德后即仓惶撤退的那一幕好戏而已。

　　然而这一切都只能是假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一阶段，日军的进攻总体来说是顺利的。如果硬要找出这丢失的12小时来，那只有湘北滚滚的汨罗江。由于大雨而暴涨的汨罗江，将日军阻挡了12小时以上。也许，这就是天意。

　　现在，日军已经杀到了9战区布置的口袋的袋底，而国军也在向日军侧背挺进。第9战区于当日命令各部队，于1月1日零时开始攻击前进，对长沙外围之敌进行反包围，并限定在1月4日夜间，进至第一次攻击到达线[49]。此时双方都希望尽管结束长沙方向的日军进攻。日军是希望捞一把就走，况且日军的后勤和重武器也不能支持长期作战，而国军则担心袋底被凿穿。

　　长沙城的工事从1939年就开始构筑，但是不重视。第10军接手后开始加紧构筑。在双方事后的记录中，均提到了国军在岳麓山上的炮兵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9战区直辖炮兵和第10军的炮兵部队，由第10军统一指挥，共约2团，除步兵炮之外还有重型山野炮4、50门[50]。而日军方面由于道路限制，炮兵无法同步兵一起行动——就算道路没问题，第3师团29～31日那个跑法炮兵多半也没法及时跟上，所以日军进攻长沙部队只有少量炮兵支援，长沙附近战场的炮兵优势反而在国军一边。日军可以凭借的只有空中优势。对日军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坏消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第10军将士当时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51]。日军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块硬骨头。在日军发起攻击之后不久，11军参谋长木下勇即和随军记者们乘飞机飞抵长沙上空视察战场。为了尽快占领长沙，第3师团在当日18时30分下达了新的命令。

　　当晚日军的进攻实在是不顺利，虽然21时国军战报显示了如下情况：

　　1.敌分兵窜长岭、南元宫、军储库各附近，经激战后，长岭、军储库阵地全被敌炮摧毁。

　　2.军储库东侧及邬家庄等处警戒阵地被敌突破。

　　3.军储库、邬家庄之敌趁夜暗，钻隙窜至白沙岭，企图夺取天心阁[52]。

　　但是国军很快作出了反应。北门方向第190师反攻左家塘，南边预10师反攻军储库，同时预10师一部围歼白沙岭之敌，至22时上两处阵地克复。而窜至白沙岭的加藤大队于2日2时左右与国军遭遇，加藤少佐当即被一枪击穿腹部，不久毙命。其余军官相继战死，只有池田至兵长杀出一条血路告急。日军随即发动了几次冲锋企图救出加藤，然而在守军的猛烈阻击下，日军几次攻击都劳而无功。战至2日夜间，被包围的加藤大队这一部全灭[53]。

　　对日军来说，加藤的死不仅仅是损失了一名大队长而已。从加藤的尸体上，国军得到了日军出动以来的各种计划和命令等文件，得知了当面之敌为第3师团，第6师团现位于榔梨市，第40师团位于金井。更重要的是，国军了解到日军弹药缺乏这一重要情报。预10师缴获的文件被迅速送到了9战区司令长官部。薛岳看到后一方面将情况通报各部，一方面命令各集团军按照预定计划快速向长沙外围合拢、围歼敌军；同时命令第10军进行反击[54]。

　　除此之外，根据国军战报，当夜1时30分、3时20分，日军两次向邬家庄、小林子街进犯。预10师分别投入第30团1个营、29团2个营反击，两次都夺回阵地。第29团团长陈新善、团副曾友文殉国[55]。就在元旦这天，重庆方面将直接控制的预备队——国军头号王牌第74军转交9战区指挥。该军除第58师留在衡阳整训外，主力立即开往横山、渌口、株洲。同时，商震的第4军也正在往长沙赶来。这种状况足以让日军不寒而栗。

　　不过，1月1日～2日的第10军，还谈不上反击。战至2日黎明前，长沙东郊、北郊和南郊的前进阵地全部失守，东北方向国军退守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积渡、陈家山、杜家岭、袁家岭、窑岭、长岭一线。南郊国军固守侯家塘、扫把塘、冬瓜山等据点。2日晨，国军火炮突然一起开火轰击日军[56]。由于长沙城墙外围的砖瓦建筑物都被构成据点，第3师团调来工兵第3联队主力，进行破坏筑城设施及突击作业。当日日军将进攻重点转移至东门，突击目标为城墙[57]。步兵第18联队以第1大队在右，第2大队在左对东侧城墙中央附近反复冲锋，步兵第68联队向南门东西一线发动攻击。双方反复争夺，陷入混战。这一日的战斗中，国军炮兵在支援东门、南门的战斗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根据某些回忆录的记载，这一天甚至发生了炮兵对战。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守军还发扬了主动精神，在傍晚以一部从水陆洲的南部乘船到达南门外，侧击第68联队。日军用于戒备江岸方向的第7中队伤亡甚大，该中队全部军官非死即亡[58]。当夜，第68联队与第1大队失去联系。

　　这一日，北门开福寺、东门袁家岭、南门冬瓜山于下午2时失守，但是第3师、预10师迅速反击，夺回冬瓜山、袁家岭据点。北面守军190师退守油铺街、湘雅医院、陈家山、清水塘、韭菜园、识字岭、回龙山、白沙井、沙河街、楚湘街之线。当日蒋介石亲电薛岳并第10军军长李玉堂以及该军各师师长，勉励各部死守长沙[59]。

　　而日军方面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由于后勤补给问题，第3师团的弹药几乎要用尽了。该师团不得不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同一日，独立第9旅团到达关王桥，与该地及南侧地区洪源洞以及三江口方面的国军交战。11军参谋部已经被忧虑的心情笼罩。为了尽快攻克长沙，11军于2日夜命令第6师团投入进攻[60]。

　　除了命令第6师团投入对长沙的进攻外，第11军又命令第40师团快速南进至春华山一带，对东部的浏阳山区进行警戒，以保卫其余两个师团后方的安全。元旦当日，该师团抵达金井，留下一部确保金井东侧。此时该师团的补给已经断绝，当地坚壁清野又做得很出色，整个师团一个早上仅仅找到两个白薯而已[61]。同一日师团接到军“把瓮江方面山区之敌击退到浯口——瓮江——金井道路以东地区”的命令，于次日晨开始行动，计划以第236联队向瓮江方面北上，接着又命令第235联队再其东侧投入战斗。

　　对于第10军来说，1月3日开局不利。当日凌晨，第6师团的日军利用暗夜的掩护和守军的大意在陈家山下集结，于清晨冲上山顶占领了阵地。第570团当即反攻，但是未能成功。战后守备该地的营长离职，第570团团长告退，第3、第6师团由此连成一线。早晨6时30分，步兵第68联队第2大队冲过国军的火网，进攻东瓜山。战斗中大队长横田战死，追晋中佐[62]。双方在这一带反复拉锯，而形势显然对国军有利：国军一方面凭借事先准备的工事、弹药顽强防守并不断发动逆袭，另一方面岳麓山炮兵又不断轰击横田大队的左侧。战斗中在第一线担任联络的第68联队联队副官战死，第5中队全体干部负伤。

　　第6师团这一天接下来的进攻也不甚顺利。该部自拂晓发动进攻，步兵第23联队第12中队急袭了长沙城北侧的阵

　　日军最终未能进入长沙

　　地，于13时挺进到湘江畔。第2大队占领了长沙城外的阵地。但是下午就遭到了190师的逆袭，加上岳麓山炮兵150榴助战，战况胶着。当日该师团长官作出了如下指导：

　　1.中国的城墙一般的都很坚固，然而我轻装的工兵，没有携带足够破坏城墙的炸药，因此，不要把攻击目标专固定在城墙，要把重点指向长沙城北侧街道。

　　2.为了确保退路，要用一部分兵力确保长沙北侧的渡河点[63]。

　　当日有记载说第10军的三个师团长都上第一线督战，而最危险的情况，出现在长沙东门。

　　1月4日2时，第68联队命令第1大队突破荒山，第2大队突破冬瓜山。此后两大队合力转向南门，从4日晨再次发动攻击。但是这一命令鬼使神差地没有传达到第1大队，于是发起进攻时只有第2大队。该大队于6时发动进攻，第8中队于7时30分占领了东瓜山高地[64]。预10师一方面立即发动逆袭，一方面命令炮兵支援逆袭并压制敌炮兵。同时命令预10师以传令兵、杂物兵、担架兵、输送兵编为一连由第30团（团长葛先才）指挥。双方在冬瓜山附近反复争夺，阵地屡次易手，战况激烈。下午14时，第10军调第77师231团归预10师指挥[65]。最终，预10师夺回了东瓜山阵地，日军第68联队第8中队中队长毙命于该处，尸首也落入国军手中[66]。战至当日下午17时，薛岳电告第10军军长李玉堂，外线各军已经全面反击。第4军已经抵达长沙南郊并与守军取得联系[67]。

　　这一天，在长沙其他方向，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第10军各部也损失巨大[68]。但是毫无疑问，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已经被国军牢牢握在手中。4日日军最后的疯狂，不过是为了掩饰反转的意图罢了。虽然这一点，国军还不知道[69]。

　　就在当日9时，第3师团下达了反转的命令，在第3师团为确保渡河点而奋战的同时，守备第6师团渡河点榔梨市附近的步兵第45联队以及辎重兵第6联队也陷入了苦战。国军第26军从四周同时发难，向榔梨市出击而来。步兵第45联队第7中队的阵地在日落后放弃，第2大队的阵地在当夜被渗透，第1大队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也付出了50名伤亡的代价。辎重兵第6联队所部也陷入苦战。激战同时，辎重兵第3联队以及其他单位满载弹药和粮食，正在急速送往前线。23时30分该部在榔梨市附近一头撞上了国军第26军的部队。该部被迫在茶塘村庄附近占领阵地固守，并向第3师团求援。自顾不暇的第3师团回电“希暂时隐忍自重，千方百计顽强战斗”[70]。

　　独立混成第9旅团在2日的交战后，留下独立步兵第65大队保护军侧背。主力经长乐向麻峰嘴转进，于4日晨在长岭南方与第58军发生遭遇战。在将对手击溃后，该旅团继续前进[71]。独立步兵第95大队于当日到达岳州，同日与第34师团第218联队第1大队一道向团螺山方向攻击前进，以确保11军队的退路。

　　第3师团第68联队于15时25分收到反转命令后，首先收容了伤亡人员，命伤员在第1中队指挥官的指挥下向东山军桥出发，接着于18时30分命令驮马部队首先集结在清水塘后，开始反转。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极其残酷的局面和更加严酷的战斗。黎明前第18联队命令部队”迅速将磨盘洲对岸之敌击溃，以确保对岸阵地，掩护主力渡河。”第1大队在磨盘州下游渡河前进。第18联队从友军中选出一个分队保护军旗，另一个分队由联队长带领在磨盘洲下游强渡前进。此时国军的炮击炮弹已经打到了步兵第18联队的军旗所在，而东南的第13联队第3大队也在撤退。第18联队只能用1门山炮和1门步兵炮支援师团指挥部以及附近部队作战保卫军旗。这时饱受磨难的步兵第68联队终于赶到，才算是击溃了第4军的部队。但是，东山军桥以及磨盘州徒涉场已经不能使用，第3师团5日15时只得决定改由从榔梨市渡河。

　　第6师团的反转相对要顺利得多。该师团主力于4日日落后，掩护兵力于22时开始反转，虽然遭到炮兵设计，但是没有国军尾追，所以到5日拂晓，该师团已经经榔梨军桥集,结在浏阳河右岸地区。唯一的例外是该师的伤员。伤员由卫生队、野战医院、辎重兵第1中队掩护后送。这一分队出发本来就晚，加上被袭击后再黑暗的战场中找回伤员、重新搭载、查点人员又耽误了时间，更加孤立。5日黎明，师团长接到报告该中队全灭。由于第3师团无法渡河，11军命令第6师团确保榔梨市军桥，掩护渡河。

　　第40师团第236联队3日继续在管家桥一带和第37军苦战。同日该师团接到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占领金井北方隘路口，掩护军侧背，同时，为以后的行动做好准备”的命令。该师团遂决定在日落后将部队集结在打鼓岭。第236联队趁夜撤出了与37军激战一天的第2大队。午夜时分，由步兵第234联队以及第235联队第12中队掩护的师团直属部队突遭袭击。4日天明空军侦查通报显示第40师团已经被完全包围，第95师已经占领师团西侧高地。当日晨师团接到了第11军反转的命令。此时，第235联队在朱邻市陷入重围，第234联队奉命在大山塘集结，也全面陷入终日的战斗。日军空军进行了支援，但是没有效果，各部队又缺乏弹药，一片混乱。师团决定于日落后突破大山塘南北敌防线，向春华山转进，并决定留下步兵第236联队以及伤员、野战医院掩护师团主力。黄昏时分，第234联队终于攻占大山塘一带并完成集结，第236联队占领大山塘周围阵地并控制了师团转进的道路。该联队步枪子弹每人不过10～15发，手榴弹每一份对1～2枚。第40师团于5日3时开始沿象鼻桥——象土桥——文家塅——春华山的道路转进。

　　4日夜，薛岳下达了追击令，至5日7时，长沙附近已无敌踪。此时第4军和73军一道开始了追击。

　　追击战斗

　　日军第6师团因有第45联队留守榔梨市及渡口，所以撤退较为顺利，5日凌晨即退至榔梨市。第3师团开始向东山撤退时，第79军已进至东山附近浏阳河东岸，并将渡桥炸毁。5日凌晨2时，第3师团到达东山时遭到第79军的堵击。此时第4军一部亦由长沙城南榔梨市迂回，遂从侧面向日军第3师团实施侧击。在第79军和第4军的夹击下，日军第3师团陷于混乱，死伤甚众，被迫沿浏阳河南岸向磨盘洲退却，企图仍从来时渡河点徒涉过河，但遭到北岸第79军密集火力的堵击，死伤及溺死者达500余人，因而再次改向第6师团所在的榔梨市退却。6日凌晨退至浏阳河北岸，与第6师团会合。此时，第4军、第79军及第26军也跟踪追至榔梨市附近，向日军发起进攻。日军两个师团并列向北退却，中国军队紧紧追击。该两军于7日凌晨退到捞刀河北岸、枫林港地区。

　　日军第40师团由金井向春华山前进时，沿途遭到第37军的多次阻击与侧击，其第236联队伤亡惨重，第2大队长水泽辉雄、第5中队长三宅善识及第6中队长关田生吉等均被打死。到达春华山地区时，又遭到第78军的攻击。7日夜脱离与第78军的战斗，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

　　1月8日，日军第3、第6师团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不断遭中国军队截击、侧击。进至青山市、福临铺、影珠山地区时，遭到第73、第20、第58、第37军的拦截阻击和第4、第26、第78军的追击，第3、第6师团被包围于该地区。为了接应第3、第6师团的撤退，阿南惟畿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南下解围。8日晚，该旅团对影珠山发动进攻。在该地担任堵击的第20军第58军立即进行反击。经彻夜激战，将该旅团击溃，并将其1个集成大队包围于影珠山附近。战斗至9日10时，该大队除1名军曹逃脱外，大队长山崎茂以下全部官兵200余人被歼。

　　1月10日，第6师团企图向北突围，其第13联队被第20军和第58军分割包围。虽然第1飞行团出动全部飞机支援，第13联队仍无法突出重围。联队长友成敏惟恐被歼后文件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下令将文件全部焚毁。阿南惟畿得到第6师团被分割包围的报告后，立即令第3师团、第40师团及第9旅团分别从麻林市东、象鼻桥和影珠山以北向福临铺和其以北地区推进，一方面解第6师团之围，一方面集中兵力向北突围撤退。

　　1月11日，日军第6师团及第3师团陆续突出拦截线，第40师团亦从春华山东侧北撤。第99军、第37军再在麻石山、麻峰嘴等地进行截击。日军一面抵抗、一面撤退。至12日，日军退至汨罗江北岸才得以收容、整顿。第20军、第58军、第73军、第4军、第37军和第78军尾追至汨罗江南岸后，第78军于13日从浯口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实施超越追击。

　　1月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第20军、第58军、第78军等中国军队一面寻歼汨罗江以南的残留日军，一面向新墙河以北日军阵地实施袭击。至16日，基本上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第11军指挥所也撤回汉口。

　　5结果及后续

　　统计与反响

　　此次战役，中国方面战报：国军伤亡28116人，毙伤日军56994人，俘虏13,900人另夺得大量物资，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日本方面战报：日军阵亡1591人，负伤4412人，击毙国军28612人，俘虏国军1065人，日方认为此役本属配合香港方向作战，然而损失却远远多于香港作战。另外由于此次战役恰逢日军偷袭珍珠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中华民国军队却在长沙取得了对日军作战的胜利，因而引起了当时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也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苏联和西方同盟国也有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由于李玉堂等将领指挥第十军成功防守长沙，在战役结束后，原本属“待罪留任”的军长李玉堂升任27集团军副司令，原预10师师长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原28团少将团长葛先才升任预10师副师长，其他战斗中获得战功的将领也得到了国军统帅部的奖励。中方此战虽然获胜，但也总结认为在后期截击日军的作战中，国军忽略了重点控制渡河点并未能强力破坏日军渡河设备从而使得日军未受到大建制的歼灭性打击；日方则认为，此战准备不足，在过程中多次更改命令指挥失当，使得作战陷于被动。

　　后续发展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中国第九战区召开了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另在此役结束后不久，美国即宣布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同盟国亦决定任命蒋中正为盟军“中印缅战区”最高统帅，次月，蒋中正访问印度全力游说印度加入同盟国阵营，因印度各界受此战中国大胜的影响，最终印度同意加入同盟国。随后，美英两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在此之后的两年内，日军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第九战区部队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由于长期相持亦放松了警惕，日军则在此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于是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并改变进军策略，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在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成功攻占长沙，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将第九战区击溃而使其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唯在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长达47天并重创日军，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其“陆上交通线”计划的进程，令日本国内生产原料匮乏，从而为中国军队会同盟军在滇西和缅北的反攻作战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战略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和两岸政治因素等原因，这一重要战役及其他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与日军进行的大量作战在中国大陆曾长期遭到淡化和忽视，部分大陆民众在原先中共的片面宣传影响下甚至有所谓“国民党不抗日”的错误感观，直到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之后，国共关系趋于改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讲话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作用。同年，正面描写抗战期间国军与日军作战的书籍—《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在中国大陆各地上市并引发关注，大陆媒体开始大量采访、报道相关战事，相关的书籍也逐步出版。

　　6历史回音

　　此次会战，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及第九战区发表的战绩称：日军伤亡56944人（其中亡33941人，伤23003人）[72]，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枝、轻重机枪115挺、山炮11门、无线电台9架及其他军用品；中国军队伤亡官兵31346名。而据日方战史统计，日军战死1591人(内军官108人)，战伤4412人(内军官241人)，打死军马1120匹，打伤646匹[73]。比照近年国内学界已经可以查阅到的，《陆支秘大日记》中战时供日方高层决策的极密原件中十一军部分师团的损失，这个数字显然难以让人信服。

　　事实上，限于史料及政权更迭带来的宣传需要，抗战史研究争议颇多，在对日作战中，国共两军与日军的伤亡人数等等都是如此。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人基本认同长沙会战歼敌数万的事实，即使是军事科学院编写《中国抗日战争史》时，限于当时资料缺乏和统战目的，也毫无保留地引用了战时宣传。更加加剧了以讹传讹的作用。但历史却是极为残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近70年后，还有一些具有绿营背景的台湾史学家和大陆“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坚持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总计出动7万的日军被歼灭5.6万的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始终无法解释会战中为什么是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粮弹补给断绝，突围时靠刺刀开路，几乎被“全歼”的日军为何能成建制逃遁，以及战后取得“大捷”的国军为何无力反攻已近“全灭”的11军驻守的武汉，甚至连岳阳都不能靠近原因。更不能解释在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战斗力低下”，动辄就能被“全歼”的十一军先发动浙赣会战，随后的一年里又独断发动了鄂西会战。在鄂西会战中，更是在兵力火力不占优势，没有空优的情况下以战死771人的代价造成了第6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的惨重损失。其实，孱弱农业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府靠强征的壮丁对阵工业国训练有素的军队，能给敌人造成如此巨大的伤亡已相当于不易，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能扩大战果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歼敌5.6万人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实际情况是，日军在长沙一线总计投入约30个步兵大队。不算赣北战场，日军投入的兵力刚好是5.6万。显然，国民政府也的确有意夸大了相关数字。第三次长沙会战后，9战区为了宣传需要将对外公布的作战计划加以修饰。

　　日军发动三次长沙之目的，在于对香港作战之牵制 ，实际上到12月30日日军进攻都是极其顺利的，前攻到福临铺一带，三路日军会师，而到此，汨罗江以南全线丢失。日军24日下午投入战斗，26日夜间就杀到了汨罗河边，48小时内就突破了国军的防线，前进了大约25公里。从这段来看，早有部署的国军部队在准备不足的日军目前没有显示任何优势，20军血战15日的计划完全泡汤——当然血战15日也许在国军字典里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至28日准备围歼37军95师时，开战前日军的计划：打残20军、围歼37军、牵制9战区南下的目的已经基本达成。此时罗卓英还在准备在长沙附近决战的反击计划，由上，日军到30日，其战役企图已经完成，而阿南及其3师团丰岛师团长的贪婪和狂妄才是导致日军巧而又巧的败走长沙城下。如果29日日军在达成作战目的后按计划反转。第三次长沙会战将又是一场无可争议的惨败。在日本人等松春夫的《日中戦争の军事的展开》中也没有否认长沙城下的日军失败，只是认为与此同时牵制住国军，协助了日军的香港保卫战和太平洋战场。[74]

　　第三次长沙会战，总体来说国军日军各打了半段胜仗。国军死伤失踪3万，但是长沙未失；日军消耗国军有生力量的目的也已经达到，却为此付出了6000人伤亡的代价，战后日军的检讨中，认为属于代价过重。以策应香港作战为目的的长沙作战，伤亡竟然达到了香港作战的数倍。在日军于太平洋战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遭此惨败，确实对日本国民的士气是个严重的打击。这也是日军极力掩盖损失的原因之一。国军和日军都有理由声称自己的胜利，但是国军已经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和几近破烂的装备拼命进攻，没法打得更好，而日军则本有机会获得更为彻底的胜利。

　　有人称仅仅伤亡不到6000的数据有明显漏洞，既然伤亡如此之小，则日军完全有能力攻陷长沙而根本不必撤退，日本的解释是原计划只是牵制作战，没计划打长沙，也根本就没带多少弹药，弹药打光了只有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