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曼认为45岁的中国指挥官薛岳将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薛将军善于“把敌人的优势,变为劣势;把自己的劣势变为优势。这就是此次薛司令长官所采用的战略” 。
如果只用传统的观点来看待第三次会战,显然薛岳所选择的决战区域,即浏阳河与捞刀河之间的广大区域,确实是一个布“口袋阵”的好地方。
就地理位置而言,长沙地区西临湘江,南高北低,尤其在长沙城北的东面和北面,浏阳河、捞刀河像个口袋,袋口摆在长沙南面,北面是袋底。如果能将敌军赶到浏阳河、捞刀河谷,作为决战地,则可以聚而歼之。
然而,“口袋阵”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日军也可能把长沙守军赶到中国人自布的“口袋阵”中去,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何况日军早在随枣战役就已体会到“山岳战”之不易。敌方承认:“山岳地带运动极为迟滞,应尽力避免谷道,以选定高地上之道路行进为有利”,“假使指挥官过于爱惜部下,规避险峻高地之道,而由谷道行走,此不但不能达到爱惜之目的,且给予擅长游击战之中国军队以好饵,而遭受不利之结果”,并且他们早就意识到“华军游击战法之特质,就在于诱我深入,断我归路”。可见敌人识破我们的计谋。
其实,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总结前两次保卫战的经验教训,所设定的阵法,不只是传统“口袋阵”那般简单,而是更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天炉阵”。
薛岳自称:“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的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的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
薛岳在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就已经定下“天炉战法”的大计,并印成手册,发给高级干部,预先排兵布阵。
1941年12月24日,驻武汉日军第11军纠集4个师团共约7万兵力,强渡湘北新墙河,28日,强渡汨罗江,31日到达长沙外围。1942年元旦开始猛烈攻击长沙全城。
这时,薛岳采用的“扬长避短”的“天炉战法”,才正式发挥作用。
此前,薛岳即令军队及农民,把湘北通往长沙的道路彻底破坏,使日军坦克车与重炮不能到达长沙。
福尔曼说,他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即骑马在长沙近郊战场巡视。“走了一会儿,道路突然狭窄起来,它只有一尺的宽度,有些地方还给战壕截断了,战壕里尽是水,我所骑的马颇为强悍,可是它竟不容易走过这样的小道,由此可知日本的重炮与坦克车更没有方法可以通过。”
在火线上采访的《阵中日报》记者更称:“我们是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一切现代化的装备,都不及敌人。过去我们作战单凭将士们用血和肉对抗敌人的钢和铁。步炮协同作战而收获巨大效果的,应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始。那时敌人已被我引诱越过捞刀河与浏阳河,逼近长沙外围,因为我层层截击,他们军队的装备反在我们之下,而我严阵以待的炮兵,即开始发挥无比的威力。”
一名日军炮兵俘虏战败后告诉记者:他们这一次进攻长沙,没有修公路,重兵器如坦克和重炮不能过来,每一联队只装备山炮16门,射程不远,用马拉曳,一到长沙近郊,不料碰到重炮,威力相当巨大,压倒了他们的山炮,马匹被打死很多,山炮移动更感困难。
据记载,1941年12月31日,从新墙河北上,渡汨罗江,过捞刀河、浏阳河的日军,最开始并不急于攻击长沙,而是迅速南行,似乎进攻湘潭、株洲,但他们前行一段之后,即通过大迂回作战法,往长沙东南方向折转,转而从南面和东南面,进攻长沙侯家塘、小林子冲、东瓜山、修械所一线,妄图将长沙城守军赶到自己布设的口袋中。但中国军队早已作好准备,在这一地段已连续布有三道防线。这时日寇却像被磁铁吸住一样,离开长沙不甘心,进长沙城又进不来。攻击受挫后的日军,即在1942年1月4日移兵浏阳门和北门,想从东面和北面打开缺口,但在北大马路(今湘雅路)的日军,正在等待从天而降的日本补给降落伞时,岳麓山炮兵阵地的炮弹先至。一时日军死伤数人,这一支日军为躲避重炮只好躲入已经被毁的湘雅医院建筑之中。此时,长沙保卫战合围反攻的时候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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