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上高会战经过要图】
距离1930年已经过去了十年,面对着日寇的步步紧逼,共抗外辱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选择。宜春的上高,成为了新时势下的一个壮烈的舞台。
上高,位于宜春地区的中部,靠近南昌。不过,中间隔了个高安。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在探讨“丰(丰城)樟(樟树)安(高安)”融入南昌的可能性,上高倒是因为有些隔阂,而关注得不多。但是,距离省城相对靠近,再加上其位于江西赣江支流锦江的上游,扼湘赣公路(南昌至长沙)要冲,上高在当时显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地缘价值。
打下上高,既可以呼应南昌,又有助进攻长沙,所以日寇在1939年3月27日占领南昌之后,对上高也志在必得。
猪队友的神助攻
1940年8月,随着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百团大战”,不仅用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而且影响了日军对华作战的判断——他们认为华北兵力不足,于是决定从华中调兵回防。当时驻扎江西的,主要是第33师团和第34师团。其中,准备调走的是第33师团。这样一来,第34师团自然有些不太乐意,因为它要独自面对压力。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34师团请33师团临走之前帮兄弟一把,联合扫荡一次周围的中国军队主力。另外,按照日军的潜规则,一支军队在调往他处之前一定要“搞事情”,也就是进行一次作战。日寇高层自然同意了这一计划,而且还派遣了第20混成旅团帮忙。
1941年3月,日寇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兵分南、北、中三路,直扑上高。
但是它们面对的对手也不简单。派驻上高的正是国军精锐部队——第19集团军。任集团军司令的,则是抗日名将罗卓英。尽管在围剿红军时,他曾冲在前列,落以污名,但在抗击日寇时,他也没有退却。
面对汹涌而至的日军,罗卓英也在正面布置了三道防线,一道交给了70军,一道交给了49军,最为重要的主阵地,则交给了74军。另外,他还将一部分军队部署在侧翼,再另外设置一支预备队以应对战局变化。
显然日本人对此掉了轻心。在中国长驱直入惯了,让日本人以为凭两个半师团还不到的兵力,就想又一次作威作福。甚至,它们在战前连一个统一指挥的作战指挥部都没有建立。
所以,当33师团开始从北路进击的第二天,原本邀请它参战的第34师团才从南昌出发,加入了作战。对此不妨以小人之心猜测,那就是第34师团可能希望让友军在前面啃硬骨头,自己来坐收渔利。
【图说:正在渡河中的日寇】
第33师团对此自然不爽,一方面,它被国军的70军缠住了步伐,另一方面,34师团的延迟出兵,也让它们打起了小算盘。最后,连招呼都没打,就撤出了战役。而南路的第20混成旅团,则因为实力不济,被阻击得一步也动不了。
最后,晚一天出兵的第34师团,在罗卓英有意识地边打边撤中,孤军深入,迎头便撞上了74军。加上两侧没有友军,全是国军,相当于拳手过招时,把自己的两肋全都暴露给对手。这也让它更急于攻取上高,以便摆脱被包饺子的危险。
这是中国军队始终掌握主动权而制胜的会战
1941年3月22日到24日,第34师团集中一万余人的兵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猛攻上高外围之74军云头山、白茅山阵地。它们红了眼睛似的,狂轰滥炸。但74军战士也不甘示弱,拼死阻击。根据资料,它曾七次与攻入阵地的日军白刃肉搏,阵地上血肉横飞,仅一日双方死伤即达八千人以上。
眼见着就要被围歼,园部和一郎急令第33师团和第20混成旅星夜驰援解围。第33师团好不容易才脱身,又要加入战局。结果捞出了第34师团,自己却伤亡惨重。
【图说: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抗日标语】
战后重庆国民党军统帅部公布的战果为:毙伤日军少将步兵旅团长岩永、大佐联队长浜田以下1.5万余人,缴获军马2800余匹,各种火炮10门,步枪千余支……
而园部和一郎中将因被认为指挥无能而被撤职,改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
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不仅打掉了对手的官帽,也打出了一支抗日“铁军”——74军。它让人看到了中国军人良好的战斗精神,以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因战功显赫,74军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军长王耀武获得最高勋章,而代理58师师长的张灵甫也因表现优异,于当年冬天转正。不久,张灵甫经蒋介石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习,成为甲级将官班唯一的一名少将学员。
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而制胜的会战。它打碎了日军“攻无不克”的神话。在中国军队于南昌攻守战中失地丧师的大背景下,这场胜利无疑提振了中国军民的信心。
“上高会战是中国反攻大胜的开始,是给饭桶敌酋畑俊六来华的当头一棒。” 时任军委会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对此赞誉有加,甚至称上高会战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并称,“这是长官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士兵忠勇奋发、浴血苦斗的伟大收获。”
而在罗卓英对74军高级官佐的训词中,更是将上高战役与此前的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过去的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中的最大胜利,而这次的胜利却也不会比它逊色,而且在台儿庄一役中,战区较这次大,兵力较这次多,而其收获,却并不比这次会战丰富。而且台儿庄一役,虽然胜利,可是结果,台儿庄仍不能保,这次我军竟能始终确保长沙,固然是伟大的收获,可是,这次我们不独保上高,而且将敌人包围,施展歼灭战,摧毁其主力。因此,上峰认为此役是抗战以来的‘空前胜利’,我们对于这‘空前胜利’的嘉勉,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上高会战的回顾 罗卓英将军对七十四军高级官佐训词》,胡雨霖、熊克力笔记,载1941年6月1日《战地文化》(上高会战大捷专号))
他们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让上高会战蒙尘
尽管在这次战役中,上高只是作为背景而出现,但是它却将中国军人的勇气、热血都留在了宜春。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胜利的背后,也有宜春人民的功劳。
当军人在一线奋战的时候,上高从上到下都高效运转起来,县政府在全力供应军队的各种补给的同时,还组织数万民众支前,帮助运输弹药补给和转移伤员,并尽可能地破坏道路,让日军的重型武器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日后解密,包括县长在内的诸多官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可以说,这场战役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典范。
吾球君还从别处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叫金水的老人,在给国军当向导结束之后遇上日军,被逼带路,结果他将敌人带到了国军布置好的防御阵地前,并大喊“鬼子来了”。老人虽然牺牲,但日军也被一举全歼。
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让人今天说起宜春,不免动容。但不幸的是,在往后的日子里,罗卓英等人却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74军,这个于1937年9月1日在淞沪战场组建的抗日铁军,在1946年被整编成74师,由张灵甫任师长,投入到了内战前线。1947年,随着整编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自此便一蹶不振。而张灵甫也在孟良崮被击毙(一说自杀)。至于王耀武,济南人民应该对他深有印象,1946年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当年解放济南时,“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更是响彻云上。
某种意义上,他们后期的选择,不仅让他们的人生就此坠入深渊,更让这场与台儿庄战役,还有万家岭战役齐名的战役,就此蒙尘。
今天,当我们走在宜春的街头巷尾,看着遍地绿植,满山花开,总会想起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名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据说其人、其事、其物均典出宜春。然而,历史的割裂、意识形态的遮蔽,工业化的浪潮,尤其是经济重心的沿海化,让在解放之后重回宜春之名的这片热土,与硝烟同归于沉寂。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孤独地坚守,它原先的那份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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