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彭司湘
1915年出生于湖南保靖
1932年考入湖南长沙军医研究学校
1936年入税警总团第2团医务所，任中尉军医
1936—1937年驻防于江苏赣榆， 1937年9月随部队开赴上海参与淞沪抗战
1938—1948年先后在第130后方医院、第155后方医院任军医
1951年在长沙市传染病医院工作
1968年—1976年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关在邵阳市群力煤矿监狱
1977年退休，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居住至今
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过去整整70年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但历史不能被忘记，70年前，为民族生存而英勇抗击日寇的爱国将士不能被忘记。我们采访的90岁老人彭司湘，正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参战者，当时他是一名税警总团的军医。
喜爱花鸟的彭司湘
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踏着数不清的碎石台阶，来到彭司湘老人的住处。大门的两侧贴着一幅祝寿对联，一问才知老人的90大寿刚过没多久。看到老人精神抖擞的样子，谁能想像他已过90岁高龄了呢!
彭老正和子女们围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客厅宽敞亮堂，一家人其乐融融，看得出老人和子女们的生活是很幸福的。
院里种满了花草，满院呈现出一片绿荫。平日里闲着无事，老人就在院中为这些花花草草，修剪整枝，还养了些鸟，并乐此不疲。他的儿子向我们介绍说，父亲的高寿，是与这一爱好和时时保持平和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军医踏上抗战路
彭司湘籍贯保靖本地人，15岁便去了长沙，17岁考取长沙军医学校。“当时我们喊这个军医学校是军医研究学校，是属于部队里的军医培训学校，不仅培训那些军医，也招收社会上的学生，还记得这个学校是四路军何键办的。”老人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往事时，带着一丝自豪。
他在长沙军医研究学校学习了四年，于1936年2月毕业。
“那时我们学校毕业后也不是包分配的，你只能去找关系，因为税警总团第二团的医务所主任也是保靖人，他就把我介绍到那去了。那时我们团的军医处主任是少校，医务所的编制一共有4个，2个上尉军医，2个中尉军医。由于当时税警总团第二团驻在苏北赣榆，我6月就随他到了赣榆，在他那个团的医务所当了一名中尉军医。”
“我们所在的税警总团当时是属于财政部的，总团团长叫黄杰，他后来又兼第八军军长，下面一共管辖着6个团，我所在的是第二团，团长是宋卓愈，广东人，营长也是广东人。那时我们部队里，广东人和湖南人比较多，尤其在下级军官中，多半都是湖南人。”
“湖南人打仗敢打敢拼呗。”笔者说道。
“那是，不是有句俗话讲吗，‘无湘不成军’啊。在当时的那些下级军官中，连排长啊，多半都是湖南人，而且也多半毕业于黄埔军校，那时……应该是黄埔十一、十二期吧。”
彭老似乎对于笔者刚才说的那句话很受用，眯着眼停顿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当时我们团下属3个营，还有4个直属连，一个高射机枪连，一个通讯连，一个小炮连，一个工兵连，一个连大概有一百多号人，多的将近二百人。当时在一个连里还有一个重机枪排，一个轻机枪班，有好几挺轻机枪。”
“这样说来，你们部队的装备还是很不错的啊。”
“是啊，当时和其他部队比起来，我们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是比较精良，比较高级的，不仅如此，军官发的都是呢子衣服，长筒靴子，还有配剑。”
“还有当时我们发军饷也都是全额军饷，其他部队都是打七五折或五折，那时我当中尉军医，军饷60块钱，上尉是80块，年久一些的可以拿到100块，中校和上校分别是135块和180块，当时拿60块已是不小的数字了，那时的大米才卖四五块钱100斤啊。”
“不过就是由于待遇太好了，所以在激战过后，往回撤退行军时，遇上别的队伍时，都不敢说自己是税警团的。”
“彭老，那你们的部队是何时开往上海，准备作战的呢?”笔者问。
“我们的部队当时是[1937年]9月20号接到命令开赴上海的。在24号，全团集合听团长讲话，说我们到上海打日本鬼子去。那时我们真的是群情激昂啊，都高喊着到上海去杀日本鬼子，保家卫国。”老人越说越激动，仿佛岁月又重新回到那一刻。
正如刚开始彭老所说的，他所在的税警总团实际上是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用盐务总局税款组建起来的一支人员众多、装备精良、待遇优厚，由财政部指挥担任盐场保护的特殊部队。1936年5月，蒋介石将其改组，纳入军事委员会指挥系统，由陆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任总团长，下设第一、第二副总团长办事处，以何绍周、王公亮分别为第一、第二副总团长，对外部队名称不变。
在七·七事变后，税警总团被编入第八军战斗序列，军长黄杰仍兼任税警总团总团长，原第一、第二副总团办事处改组为第一、第二支队司令部，第一、二、三团由第一支队管辖，四、五、六团由第二支队管辖。
9月中旬，总团奉命调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以第一支队为第一梯队，首先出发，总团部和第二支队紧随开拔。
“彭老，那在你们准备上前线参加战斗时，还经历过哪些事情呢?”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么两件事情。”彭司湘老人回忆道。
“当时有一个士兵强奸了一个民妇，团长要将他枪毙了，他听了部队要去上海打仗的消息后，就对团长说‘团长，你暂时不要枪毙我，我到上海去杀日本兵，我到那里就是战死了，也甘心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当时一个中尉排长，大概只有21岁的样子，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湖南衡山人，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叫肖国汉，当时团长批准他有一个月的婚假，让他回家结婚，结果他跑去和团长说，为了上海抗战，他不回去了。那时我们的大部分士兵，下定决心，不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决不罢休。”
精神矍铄的彭世湘老人
我们从彭司湘老人慷慨激昂的话语中也感染到了当年他们那份赤诚爱国之心。
“我们部队在25日晚上就出发了，27日到了海州附近的新浦车站。28日凌晨，天快亮的时候，火车到了苏州的外跨塘附近的一个小车站，到了那里，我们部队就散开了，到村庄隐蔽起来”。
“为什么到了苏州就下车呢?”我们不解地问。
“因为白天日本的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为避免轰炸，我们白天隐蔽，晚上开。”
“29日凌晨，部队到了南翔，下车后隐蔽在村庄里。上海那里的村庄，多半都有小树，竹林在房前屋后。早上六七点的时候，看到1架日本的轰炸机飞过来，大家怒火中烧，好些连排长都用机枪向敌机射击。”
“敌机向我们阵地扔下了炸弹，有个士兵受了伤。飞机也让我们用高射机枪打了下来，坠落于嘉定境内。”
“后来，我跟随着第二营(预备营)在晚上急速进军，赶到了大场。”
“在打仗的时候，我们每天只吃两餐，天没亮吃早餐，天黑后吃晚餐。而且来的时候，上海这里正下雨，炊事员做饭也不怎么方便，又没有什么蒸炉。”
“我们从10月5日才正式参加战斗，也就是蕰藻浜那条战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大概是在10月11、 12日这几天，那才是真正的惨烈呢。”
老人回忆起那段往事时，还略有一丝沉重。
流动的前线卫生包
“那时作为军医的我们，不配备武器，每人都配了一个卫生包，一个防毒面具，一条军毯。由于营下面就没有军医了，团里才有军医，但呆在团里不行啊，要下部队，我们医务所的军医在作战时就分掉了，我在二营，带了十几个人，看到受伤的士兵，我们就包扎。因为只有一副担架，受伤包扎好了就自己走，腿炸掉了，有担架的话就抬他们走。”
“我们那时在蕰藻浜作战，11、12日两天打得最是激烈，两边都死伤了好多人。记得在11日的早晨，那个没有回家结婚的中尉排长，腿受了伤，我替他包扎好，并要用担架把他送下去。可他不肯走，死也不肯走。他讲：‘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下火线，我要待到我再也不行为止，我要杀日本鬼子!’。到晚上4点钟的时候，他的勤务兵和另一个士兵把盖在军毯下的他抬了下来，他……牺牲了。”说到这里，彭老的声音十分低沉，停顿了下来。
“那中尉排长牺牲以后，他的那个勤务兵(据彭老说，那个时候军官都有勤务兵，包括连排长，像老人这样当军医的也有勤务兵)哭着走了四五里路，我看着心里难受，就对他讲：小鬼，你不要哭啊，你的排长牺牲在这里，他有支钢笔，给你留个纪念吧!他却不要，他说他要拿着枪，就把排长的枪拿起来，打日本鬼子去了(当时他们这些勤务兵，不带枪，只负责照料生活)。……后来也牺牲了。”
说到这里，老人说不下去了，哽咽的声音略有些颤抖，眼中闪现出泪花。
也许没有什么能比眼睁睁地看着身边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又一个战友相继牺牲在战场上更让人感到悲痛了，更不用说彭司湘作为一名军医，原本就担负着救死扶伤的使命，他在那时的悲痛真是刻骨铭心。
“到了11号的下午，战斗越打越激烈。”
老人缓和了心情后，继续往下说着。
“蕰藻浜的阵地，日军夺过去了，我们又把它收复回来。几次的反复，到了下午，日本鬼子的飞机对阵地进行轰炸，我们那个阵地差不多都被炸飞了。我们的一个机枪排，除了排长，其余的全都牺牲了，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大家就都拿出刀来，拼刺刀了，一片喊杀声。一直持续到快黄昏的时候，大概是5点钟，15、19师的部队冲上来增援我们了，又把阵地给收复了。”
“12日，又打了整整一天，我们有一个副营长，也牺牲了。那时牺牲的人很多，包括我们湖南的一些。其中有几个最好的朋友，衡山的肖国汉、周机，浏阳的刘菊甫，都牺牲了。”
“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由于部队伤亡惨重，没有什么战斗力了，12日晚上我们就撤下来了。不过当时日本人也死得不少。”
事实上税警总团的参战，始于淞沪会战的第二阶段，在日军攻陷罗店后，蕰藻浜一带就成了继罗店之后的主战场。此后中国军队的作战态势就变成了以蕰藻浜两岸为前沿，以大场为中心，以苏州河两岸为第三道防线的南北走向。彭司湘老人所说的三天激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几乎整个10月间，蕰藻浜一带都处于残酷的拉锯战中。我军将士寸土必争，奋勇拼战，各级军官都在第一线督战;据点白天失陷，夜间再夺回，损失严重的部队撤回二线稍作整编，就立即补回一线作为其他单位的预备队，迫击炮摆在一线使用，战斗之激烈语言难以描述。
蕰藻浜战斗后，由于伤亡很大，税警总团的每一个支队由原来的三个团并编为两个团。从后方增补一个团的新兵后，在第二线稍加训练，即参加大场的战斗。
由于营、连、排长等有三分之一是新提升的，并有一部分新兵，加上大场战斗比蕰藻浜战斗更为激烈，所以打了没几天后，伤亡过半，随即撤至二线休整。
“我们撤下来时经过周家桥，看到日本的两架黑寡妇飞机，在周家桥附近轰炸，从上午一直轰炸到下午。”
“黑寡妇这个名字是你们为日军飞机取的名?”
“是啊，因为那时日本的飞机先侦察情况，然后再轰炸。它那个轰炸机都是意大利机型，总要先俯冲一下再丢炸弹的，所以就是这样子转啊，所以被我们称为黑寡妇。”
“那时我们连里不是有高射机关枪连吗?就拼命地向敌机扫射。在周家桥打得可厉害呢，两架敌机被打了下来。一架落在我们住的方向(即北面)，飞机栽在了那里，飞机上两个人，一人死了，一个跳伞了，后来也被我们抓了。另一架飞机栽到了黄浦江里去了。”
“这场战斗结束后，我们团又重新进行了整编。当时整个团牺牲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预备营也所剩不多了，和其他3个营也失去了联系。”
“大概在20日，我们到了松江以东，那边紧挨着黄浦江。11月5日清晨，日军就从金山卫登陆了。那时我们的战斗部队都没了，就剩下一些勤杂人员，什么军需啊，书记参谋啊，包括我们医务所在内，总共才二三十个人呆在那里。” 彭司湘继续接着往下说。
之后，彭司湘接到通知，离开了这个部队，到了苏州的留守处。又在11月11日到南京躲了几天。经过芜湖、汉口、武昌、长沙的一路奔波，最终于11月23日回到了湖南长沙。
“我们当时坐的是火车，早上3点多到的长沙。刚下车没多久，在早晨的六七点，日本人就把长沙轰炸了。”
“彭老，那时你又到了哪个部队呢?”我们问彭老。
“后来我就到了后方医院当军医，当时后方医院专收伤病员，属国防部军医处管理的，由于那时已经没有战区了，所以医院也就按1、 2、 3……顺序编号，一共有100多个后方医院，而我到了130后方医院，做了一名上尉军医。”
后来，彭司湘曾先后加入过暂编第5师及155后方医院。
“我在暂编第5师已是少校军医了，后来到了155后方医院时也是少校军校，直到1948年，才升为中校军医。”
在近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即将结束前，笔者问了彭老最后一个问题，他是怎么看待淞沪会战这场惨烈无比的战役的。
“对于上海的这一场抗战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魂!这不仅仅是在淞沪会战中，也包括战斗在其他战场上的战士们，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为自己那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在战场上，我们牺牲了许许多多优秀儿女，事实已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彭老这几句铿铿有力、气壮山河的话语，是呐喊，更是史证，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采访日期：200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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